我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
从没有人告诉过我应该去哪儿、学习什么、了解哪些课程。 我喜欢阅读、看戏剧，还喜欢去独立俱乐部跳舞。
我的偶像是凯特·莫斯、黛比·哈利、凯思琳·汉娜，她们在伦敦过着光鲜亮丽的生活，照耀着我在桑德兰市暗淡无奇的日子。在我的家乡，从194路公交车向上望去，这里的天空弥漫着沉甸甸的气息。
当时，我把伦敦所有大学的招生简章订购了遍，申请了图片上看起来最棒的大学。
伦敦国王学院给我发了录取通知书，学校开放日当天，一位大二学姐领着我参观校园，她穿着豹纹紧身裤，与朋友合住在卡姆登区的一所公寓里，我当时觉得这一切太酷了。
我和妈妈一起坐在萨里大街拐角处的Prêt咖啡馆，一边喝着手冲咖啡一边激动地几乎落泪。伦敦国王学院对我来说曾是一个遥远的梦，而现在我竟然得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常常在酒吧打工到凌晨2点，第二天在学校根本没法潜心阅读像《贝奥武夫》或《黛洛维夫人》这样的文学著作。我申请了助学金，在与学校顾问的会面中，他们在我的银行流水账单上划上了一行行令人羞耻的大红圈。
与我的同学相比，我的大学生活就没有那么轻松自在了，他们穿着时尚的鞋子，手里拿着魔力斯奇那笔记本来到教室，手提袋里装的是MacBook笔记本电脑。
我的手因为污渍看起来像是专门晒出来的小麦色，我把手揣进Topshop迷你裙的口袋里，整个人感觉一片凌乱。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别人身上的那种轻松自在是与一些优势地位相伴而生的，他们不需要承担沉重的财务压力，而且他们发自内心地相信自己的想法很重要，自己的声音值得受到重视。
我没有认识到我所有的不适其实是不公正制度的产物，我还以为所有糟乱的感觉、苦涩的心情都是我的心态问题。
第一次作业我就做砸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学过怎么写一片学术论文。在大学的前两年，我从没有在研讨会上发表过自己的想法。书本上的内容我也无法感同身受，因为与我过去的成长经历完全不是同一个世界，简直是天壤之别。
朋友们都去纽约做暑期实习，给简历增添亮点，方便毕业后找到出版社、时尚杂志公司的工作。我当时完全想不到这些。
从那时起，我才发现，在职业生涯中，你必须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能够主动提要求。但是，如果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周围的一切都在告诉你，提要求是一件尴尬的事，你没有资格要求更多，那你几乎是张不开口的。
我们的教育体系本身是不平等的，据UCAS（英国全国大学入学申请机构）的最新统计数据，在罗素集团大学中，只有6.2％的学生来自贫困弱势地区。
2017年牛津大学录取的学生中，黑人学生的数量明显低于来自威斯敏斯特区人均年收入3.9万英镑家庭的学生。
特蕾莎·梅社会流动委员会，一个负责监督和促进社会流动的政府机构，在2017年所有委员提出辞呈，因为“没有证据表明”机构的目标使命“得以转化为有意义的行动”。
人们仍在为推动变革做出不懈努力。新一届社会流动委员会得以组建，桑德兰市南摩尔学院副校长萨米·怀特（Sammy Wright）就是其中一名委员，他一直在致力于为英国东北地区培养学生、鼓励学生进步。
他说，“我们必须让孩子们开拓眼界，拓展思维。文学与艺术是最基本的途径，让人们能够探索无穷无尽的可能性。”
创意产业里依然存在严重的屏障，大多数机会都聚集在了寸土寸金的伦敦。
据ELLE主编及董事会成员法拉·斯托尔（Farrah Storr），“这给我们的创意产业带来了两大难题。”
她解释说，“第一，人才池小，可挑选的优秀人才短缺。 第二，创意活动中缺乏发散思维，缺少不同的声音和经验。 这是创造力可能面临的最大困境。”
布兰普顿庄园学院位于纽汉市，也是伦敦最贫困的自治市之一，最近该学院隆重庆祝考入牛津剑桥的学生数量明显增加，2014年仅有一名学生，到今年已经达到了41名，而且主要来自BAME群体（黑人、亚裔和少数族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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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西卡安德鲁斯（@jessicacandrews），2019年5月15日
以这种方式来推动多样性很有用，但同时也反映了一个问题，我们仍然没有摆脱掉传统等级观念的影响。
我无意否定精英教育带来的好处，但我常常禁不住设想，如果下一代的艺术家和作家在工作中能够感觉到强大的力量，而不是一种无助感，那我们将拥有一个何其美好的世界啊。
索尔·加姆苏是杜伦大学的一名研究员，他的研究方向是权力与不平等问题，他说“大学不应该是只有最幸运的一小撮人才能到达的梦想彼岸，我们应从脑中摒弃这种陈旧观念。”
在索尔看来，我们应减少对精英大学的文化和物质财富投入，建立一个更加灵活的地方教育体系，从而“让人们在一生当中能够自如地融入或跳出”。
大学毕业后，我开始了写作生涯，渐渐有了表达欲。我想告诉人们我的母亲、我的女性朋友的故事，讲她们是多么自强、多么杰出的工薪阶层女性，讲她们的成长和工作的过程中多么缺少应有的保护。
我的爷爷去世后，我把他留下的积蓄用来读创意写作硕士。在工作中，我逐渐弥补先天的不足、缕平表层的褶皱。
我不再极力试图摆脱自己的阶级身份，过去那种对自己的过去深深的不自信也开始节节败退。
当我开始写我所熟悉的内容，烤肉店、典当行和周五晚上的超级巨星...我的工作便有了意义。我笔下的诗歌和短篇小说渐渐变成一部小说，而我发出的声音也有了自己的特色。
艺术和文学让我有了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定义自己的能力，让我有了批判思考的能力，让我能够跳出自己狭小、扁平的世界观，打破曾经将我局限于一隅之地的视角。
写作的过程让我能够剔除曾深入骨髓的羞耻感和自我厌恶感，坦然地将它们放在阳光下审视。
撰文：杰西卡·安德鲁斯 （JESSICA ANDREWS）
转载自英国版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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