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一位李老师

甚至我都怀疑,也许记忆中的关于李老师的片段,只是我文学化地自己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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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轮到我值班了,翻了翻日历,这个周五是9月8日,意味着,再过两天,就是教师节。

我高中的班主任要求我们写周记,那时候我悟出来的真理是,假如不知道写什么,就写心情散文,乱七八糟但有真性情就好;要是散文也写不出,那就默写歌词。我有一次就默写了校园民谣磁带里的《青春》,沈庆作的词,当时天天挂在嘴边,结果班主任用红笔批字——“写得很美,你把周记当成文笔的练习,我觉得很好。”……

我现在不好意思默写歌词了,只好写一个心情散文。

和很多单身人一样,我是一个对几乎任何节日都没有感情的人,所有的节日,无非是提醒你要记得按习俗做一些事、陪一些亲戚,从而消磨一些辰光。不过,有些节日,也许意义在于会让你突然想起某些人。

今年有些特别,很多群人都在举办**周年同学聚会。八月的时候,就有两个二十周年同学聚会要我回老家参加(由于初三时转学,我就有两拨高中同学),我去了一个,推掉了另外一个。但是,那个我没有参加的同学聚会中,有一位李老师,是我内心一直牵念的。

那个周末,我没有参加的同学群里,不时跳出聚会现场照片,我看着各种觥筹交错主题的图片里李老师八十岁的面容,在微信群里敲出“大哭”的图标表达“我很想念李老师”,其实手机这一头的我,脸上布满微笑。他看上去清瘦了,但很健康,身板直直的,样子早就脱离于我的记忆。

没有实在的故事,也没有煽情的师生情谊主旋律,甚至我都怀疑,也许记忆中的关于李老师的片段,只是我文学化地自己塑造的。

小学即将毕业时,我随调动工作的父母迁往抚州。小城是王安石的故乡,辖管临川,是才子之乡,学风很盛。那时候我十二、三岁左右,成绩很好。考过两种奇怪的高智商的试,考上了重点中学抚州一中的少年班,这种班,正式名称是“超常实验班”,网罗了各地的学习尖子,属理科,不用中考,初中和高中连读四年就可以直接考大学了。李老师就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

那一群儿童尖子,女孩儿算早熟懂事,其他同学还有拖着鼻涕的、不会系鞋带的(但已经开始编程了……),因而作为班主任的李老师,带着一帮娃娃,是为师,说他亦为父也不为过。

李老师当年应该五十多岁了,胖胖的,大嘴里头一口烟牙,说话缓慢而抑扬顿挫,经常穿着圆领套头运动衫,短发梳得齐整,是一个当时当地看来时髦的中年男子。我们都叫他胖李。

他教的语文,实在教得好。不是无趣地大段宣读课文,而极端重视语词的意味和意义延伸,时常拎出一个词和一句话,发散出丰富的含义和想象。对于语法造句等基本功,也教得扎扎实实。

那时候好像初中课本里已经出现大量的古文诗词了。讲到《诗经》和《汉乐府诗》,君子好逑或孔雀东南飞,我记得李老师还在黑板上写下“爱情”两个字,表达他对于爱情的见解,娃娃们在下面听得有趣。具体是怎样说的我不记得了,而且后来和同学聊到这个,居然没有其他人对此有印象,我自然被嘲笑了一通。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现今在记者和编辑的岗位上对文字语词贴切精准的执念,显然受益于他。

语文是有趣的,不光因为我唯有语文和写作文是成绩最好的,还因为,语文其实就是生活啊!语文是表达,是沟通思维的手法,是观察世界的细小感触的汇总,是对精神美的感知的释放。而语文的教育,我想最重要也是最长远的影响应该是,它让人养成保持阅读的习惯。

教着语文的班主任,在生活和性情的指导方面,很自然就带了很多文学气,奇怪的是,现在回忆起来,李老师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单纯的老师的存在,而是在他的某些言行中,给一个少年的我留下了“有意思的男人”的印象和影响。

一个抽烟的,会晨跑的男人;一个严厉的时候也带有幽默感的男人。有一段时间他带着《废都》来上课(不是当课本,而是自己随身看),跟我们讲这本当时的畅销书因为有很多空格子而引起争议,后来我忘了通过什么渠道也读过这本书,知道了“空格子”究竟省略了什么,想起李老师读这本书的样子,傻笑了好半天。

也记得家长会后,他不经意对我说:“你父亲长得很清秀啊~”,这句话给我的震动是,原来描述一个男人也可以用“清秀”。

还记得他推荐我写的一篇作文参加文学比赛,拿了三等奖,他那高兴的样子;后来陪着我到小城的另一头去参加写作比赛,我出来后告诉他我写了什么,自己感觉很不好,他说:“这样的立意确实没什么意思。”

李老师和我对话的只言片语,在记忆中一直有某种平等的意味,好像没有把我当成小孩子。高一时(也就是别人的初三),父亲再次工作调动,我又要转学了。那时青春萌动,心变野了,不那么专心念书,数理化成绩一塌糊涂,我记得有一次在课堂上,李老师当着大家的面把一本成绩册丢在我桌上,心痛地说,我把你的数理化成绩改高了,你这样的成绩从我们少年班转出去,那边的学校看了我心里难受!同一时期要转学的还有一位很漂亮的女同学,没过多久,李老师再次在课堂上提起我们,有不舍之意,仿佛忘却了对我的成绩下滑的气恼,说了一些祝福的话,又悠悠地、好像是朝着窗外说,她们两位虽然成绩不拔尖,但都是很有气质的女孩子,去哪儿我都放心。

我不记得当时听到这两次李老师“送”给我的语言,自己是什么表情和心情了。迷茫?不屑?没感觉?不记得了,现在要追问自己的话,心情可能是,无论以后怎样,李老师都是了解我的那一个。

而我转学后,真的是有“以后”的。转去的另一个小城上饶,似乎是个少女眼中的花花世界,我更加贪玩了,和各种各样不爱读书却“有意思”的同学玩,理科成绩几乎和零蛋差不多,只有语文还是好。一丝幸运的是,语文老师也是我们的副校长,她对我一直很喜爱。高三的一天,课间休息,一位老师探头进教室,叫我下楼一趟,“你以前的李老师来看你了。”

我扑到走廊的栏杆上向下看,李老师背着双手,在楼下的操场静立。我狂奔下楼,三层楼梯而已,似乎需要跑很久很久,我跑得踉踉跄跄,终于跑到李老师跟前,抬眼先看到李老师的笑脸,第二眼就看到他的满头花白,眼泪止不住地淌。他说自己来上饶一中做教学交流,就想见见我。他笑眯眯地说:“你们副校长很喜欢你呀,说你是好学生,也很懂事。我听了很放心,很高兴。”我似乎一直哽咽,话也说不出来。

我甚至忘记了那是什么季节,四周的植物和光线是什么样子,空气像漩涡一样围住操场中心站立的老师与学生,首尾谈话的时间加起来也许只有两分钟,上课的铃声就拉响了。几声再见之后,我又开始跑楼梯,一边跑一边回头看,李老师一直站在下面微笑。

那是我倒数第二次见到他。之后的同学聚会,就是以十年、二十年计了。十年同学聚会我回去了,和李老师喝酒,他说,“你做记者很好,你的性格就是那样的,你会写。”二十周年聚会我没有回去,组织聚会的同学很用心,给大家制作了纪念T恤,纯白色,胸前很雅致地印有“廿念”二字,还做了文图纪念册,让大家写几句话配着照片印上去。

李老师在一张小纸头上写了一段。八十岁的老师,字体我依然熟悉,仿佛还留在昨天刚刚擦过的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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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写了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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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来,很多坡路的抚州,夕阳下的文昌桥,桥头凉亭上挂着一块匾,写着“河风起可”。少年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李老师说:“河风起,可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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