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在「钱包」上的女明星

每一个角落都被明码标价了,何况是娱乐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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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从未像今天这样与资本紧密相连。

不过这也没什么值得惊讶,毕竟在资本早已席卷冲刷社会千万次的时代,每一个角落都被明码标价了,何况是娱乐圈。

但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女明星们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改革开放起步不久的大时代,大家的目标虽是发财致富,但身后却是一统的一穷二白。时代已经在鼓励个体探索了,集体主义的巨大身影,却还投射在大地上。

因而,当人们得知自己与明星之间的收入需要用鸿沟一词形容时,甚至有着惊人收入的明星,居然偷税漏税损害国家、集体利益或者在钱财上亏待他人时,那种愤怒,是认知体系被动摇了的愤怒。几位女明星,在这种背景下,自己冲到了风口浪尖上。

刘晓庆:

从拿50元工资的影后

到偷税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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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刘晓庆在《文汇月刊》上开始连载自传《我的路》。美国记者在书出版后采访时问她认为谁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刘晓庆笑了一下,说:“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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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电影《小花》中的刘晓庆

时年28岁的刘晓庆已经出演了《小花》和《芙蓉镇》,80年代的女演员中,她的确是最出挑的一个。但伴随这个顶级女演员的,似乎永远有别的流言蜚语。

《我的路》责编徐凤吾就曾回忆,关于刘晓庆的选题是在1982年深秋的一次会上提出来的,正是当时“社会上以及电影圈里,对刘晓庆有很多流言,讲她跟丈夫离婚了,私生活相当乱。讲《原野》里因为拍了她的裸体镜头,所以片子审查通不过。还讲她走穴、倒卖黄金,经济上也有问题”。这个总是伴随面纱和流言蜚语的女明星站出来,决定自己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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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禁映的1981年影片《原野》中的刘晓庆

2002年,刘晓庆在北京的公司却突然涌入了穿着制服的办案人员,任职公司总经理的妹夫被扣押。女明星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打算离境——她在法国有永久居留权。但她在国内还有事没做完,南昌还有一场活动,《洛神》剧组工作人员的费用没有结清,她向来是个不喜欢爽约的人。

她用妹妹卡中的余额结清了所有账款,出席了活动。第二天,打点好一切的女明星到达了深圳,她想从这里坐船去香港,再转机去到法国。

不过几个小时,事态却再也不在她的控制中。当晚9点,刘晓庆被通知自己已被限制出境。2002年6月,刘晓庆因涉嫌“逃税”正式被拘押进了秦城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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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出生在四川知识分子家庭的刘晓庆,母亲是中学校长,父亲(继父)是医学教授。19岁那年,从四川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后,跟那个年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她到四川达县的农场插队,成为了带薪农民,工资是2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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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月后参了军,每月工资成为了6.75元。六年之后,被提升为干部,工资涨到了56元,那时她是成都军区的人。可呆在四川,她十分不满,因为电影厂借调她去拍电影,总是会被组织拒绝。她想到了借着婚姻,去北京工作的方法,当时作为跳板的结婚对象名叫王立。

刘晓庆自己这样说,“他和我相像中的那个人完全是两码事。他没有什么不好。可是,我的男朋友不是他!似乎从半空中被摔到地上,我好疼!”可即使这样,他们当天晚上,就结婚了。在北京电影厂的工资,稍微比成都军区低了些,是50元。

在那个年代,电影厂里的演员,跟隔壁器械工厂里的工人区别并不大,只是大家填写资料时,一个在工种栏里写演员,一个写修理工。

作为演员,刘晓庆的生活仍然是窘迫的——窘迫到去日本参加电影首映礼时,却买不起一件像样的衣服,只能从北影服装仓库借年代久远有破洞的旗袍。家庭负担更重,外婆高龄、母亲生病、父亲双腿被打断致残,还要接济在法国读书的妹妹,以及养在父母家里的妹妹的小孩。

在拍摄《火烧圆明园》时,刘晓庆的母亲正好去北京看她,剧组里每天会给演员发一小半西瓜,刘晓庆总会带回,给母亲吃。因为除了这块西瓜,她实在拿不出什么好吃的给自己母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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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圆明园》时的刘晓庆

也是在《火烧圆明园》剧组时,发生了刘晓庆因想吃肉而痛哭的事情,同组的香港演员如张家辉、梁家辉每顿有肉有鱼,刘晓庆却只能冷水就馒头。她实在受不了,就飙泪了,喊道:“不给内地演员吃肉,我就不拍了”。

两地演员的差异确实已经非常大。当时的刘晓庆,电影已经拍了很多,名气是很大。被借调去拍电影,电影组也会付薪酬,但不是给演员,而是给演员的单位。更可怜的是,离婚后的刘晓庆加入了单身大军,单位不同意给单身者分房子,她只好随身带着被子、枕头,哪里方便睡哪里。

可就在这样的境况下,在日本影星给她送了金项链,回国后听说需要上交给组织,刘晓庆却立即交上去了。那个时候的她,对金钱的认识,还深受过去三十年主流看法的深刻影响。有香港演员听说她演戏薪酬极少,劝她做赚钱多的工作,她的回答是,“我的工作不是以金钱来衡量,世界上还没有足够的钱可以让我改行呢。”

但时代已经变了。上世纪90年代,下海潮轰轰烈烈地掀了起来。据人社部数据显示,仅在1992年,就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在中国,“钱”第一次成为了可以被普遍谈论的欲望。站在浪潮中央的女明星也同样。

早已经声名远播的刘晓庆,开始涉足商业领域,经营起大大小小20多家公司。涉及房地产,影视,食品,服装化妆品等众多行业,资产高达上亿元。据刘晓庆经纪人出书时的回忆,刘晓庆当时的投资极其广泛,且手笔极大:

……

在惠州,一次性购入300亩地,计划投入1亿美元,兴建国内独一无二的国际影星花园别墅,后改名为国际影星花园城。

在烟台,黄金地段一次性购入80亩地,投资5亿元人民币。建造综合商业大楼,目前己开始出售楼花;

在上海火车站未来的上海不夜城内购得3万平方米,预计投资十多亿人民币,建设一座商业大厦;

在香港,一次性投资金额就达一亿多美元,此举令香港娱乐圈内人士一片哗然。

在北京投资100万美元,与日本合资创办一所“刘晓庆美容学院”,据悉,她还将在全国开办若干个美容分院。

……

《中国文化报》报道《第一老板刘晓庆》时曾刊载一段刘晓庆的自述:

“我坐在飞机上俯瞰大地时,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

天底下没有我干不成的事。”

直到“偷税漏税”数度与她绑在一起。2003年8月16日,刘晓庆出狱,度过牢狱生涯422天的刘晓庆,出狱后曾意味深长地表示,自己从来都没变,只是”生错了时代”。

走穴串场的歌后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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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的歌手们,同样不是一场拼盘演唱会就进袋几十万的待遇。

1988年春晚,带着珍珠项链的毛阿敏唱了一首《思念》一炮而红。此时的她正供职于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工资为每个月200元。根据国家统计局1988年数据,当时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为1119元,而毛阿敏的出生地上海,职工平均工资为2276元。也就是说,即使是爆红之后的毛阿敏,工资也只比平均工资高了124块钱

对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出名了并不意味着有钱,除非你另辟蹊径。毛阿敏们的选择是“走穴”。

走穴,是指社会上有名气的人,私自到外地活动,借此捞取额外收入。在集体主义余温下,这显然是个极其负面的词汇。明星们的走穴,从80年代初就开始了,80年代中已经形成风潮,90年代初则火爆了起来。一开始,走穴给的价格并不高,一场演唱下来,也就30到50元。明星们被邀请去走穴,在车上若遇到彼此,都会觉得尴尬。“毕竟这是背着组织去捞私钱的”,平均主义思想还未退去,金钱万恶的观念还残存脑中。

可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想亲眼目睹这些大明星们,走穴的风气高涨,给明星的薪酬也跟着涨了起来。根据记者王荣1989年1月27日在《中国音乐报》上登的一篇题为《关于1988年部分歌星走穴出场费的不完全统计》的报道,毛阿敏出场一次,约能拿到2000元酬劳,韦唯是1500元,田震为1000元,那英略低,是600元。

到了1996年,演员走穴演出的报酬,早就已万计了。同年中秋节,浙江省东阳市横店有一场名为“96横店团圆之夜”的演出。同样因为春晚走红的韦唯作为超级大腕,被安排压轴出场。原本说好了一场演出费用是6万元,但当韦唯得知演出场所由之前说好的大剧院,换到了体育馆时,当即表示要再增加4万元演出费,否则就立刻返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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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晚,韦唯演唱了《爱的奉献》

当年10月份,韦唯临时加价的行为被《钱江晚报》披露。韦唯不守契约精神的行为,引发了人们对于演员、歌手职业道德的大讨论,引来诸多批评,韦唯也因此沉寂了一段时间。

但相较于毛阿敏的际遇,韦唯几乎显得有些“幸运”了。1988年11月份,毛阿敏在新疆乌鲁木齐的“边城之秋音乐会”上,进行10次商演,共获得报酬2万块,却按照4000块的收入来缴纳个人所得税,且缴纳者还是商演举办方。1989年2月份,毛阿敏在哈尔滨“天鹅展翅音乐会”上,共有6万块收入,却既没有跟主办方签合同,拿到报酬之后也不写收据,彻底避开了个人所得税。

签订阴阳合同,或者干脆不签合同,是当时明星走穴演出的普遍现象,既然大家都这么做,也就没有担心的必要了。但人若失了天时地利人和,就得为人人心照不宣的事情,站出来顶包了。

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始建于1980年,但最初针对对象仅是外籍人士。对中国公民统一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做法,到1986年9月才开始。很快政府发现,公民的富裕程度,跟个人所得税额度,完全不成比例。

1989年2月份,国家税务局召开个人所得税业务会议,批评经济发达地区税务官员的不作为。毛阿敏偏偏在这个时候,跟演出举办方之间发生了摩擦。照毛阿敏方的说法,对方原本指望靠她大赚一笔,从东北跑到北京,答应付给毛6万块钱。在北京先付了3.5万,遵守潜规则,毛阿敏未写收据,到了东北后,又付了2.5万元。哪知道作为主办方的个体户老板宣传能力弱,最后几场连观众都没有了,自然是没有赚到钱。

同年4月2日,一条题为《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毛阿敏来哈“走穴”5天捞走6万,偷漏个人收入调节税3万元》的新闻,登在了哈尔滨《生活报》。说是原本以3.5万元,请毛阿敏来哈尔滨演出15场,哪知演出要开始时,毛阿敏方又提价2.5万元,主办方只好照付。两次付款都没开收据。演出结束后,主办方向毛阿敏提出要向政府部门缴税,毛阿敏等却匆匆离开了。

一时间,新闻媒体纷纷撰文刊发,南京市税务局也加紧展开了调查。调查人员很辛苦,分成了南北两路,用了一个多月,才走完毛阿敏可能演出过的城市。在没有互联网,一切内容纸办、手办的情况下,调查过程十分不易:到了一个地方,先去演出公司查看演出登记,再去演出场所查票房的实际收入及具体分配比例,知道组织演出方的大致收入后,再去找组织方,了解演员拿到的数目。

最终的调查结果是,毛阿敏自1987年10月至1989年2月,走穴演出收入为270924元,但她只交过两次税,共计1882.6元。税务机关给出了处罚:对偷税漏税行为处以罚款4000元,对违反纳税申报规定处以罚款4000元,补征税额151970.4元,共计185970元。

《思念》歌后毛阿敏偷税漏税新闻一出,群众们对明星高额收入与偷税行为的愤怒几乎达到了最高潮。人们写文登报,认为对毛阿敏处罚太轻,要求重判。

而风波里的毛阿敏也几乎顶不住了。她不清楚以后还能不能继续做歌手,更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走。回到团里的她,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写检查。

她的税务风波,牵连到了家里人,父亲毛金富,在病重之下,还被工厂叫去“认识错误”,两位哥哥也在单位遭人白眼。一天夜里,毛阿敏实在感受不到活着的意义,就坐在床头,准备吞食安眠药。也真是心灵感应,就在这个关头,她的父亲前来找她了。毛父怕女儿再起自杀的念头,几乎寸步不离地跟着她。而红极一时的歌后,在此后,也就再也没有频繁地出现在观众视野中了。

1998年,曾有一本名叫《中国明星批判》的犀利书籍出版,它说,明星之所以成为明星,是由人们捧红的。人们把自己对美好、甚至神祇般的幻想投射在明星身上,“传媒与明星携手炮制着童话,老百姓享用着童话,并在其破灭之后享用着新的童话”。

现在来看,1998年的道理到今天似乎仍然适用。资本的助推下,成为童话主角站在顶端当然风光无限,但可惜对于观众来说,童话永远不是稀缺资源。

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撰文:刀一

编辑: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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