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冯永锋 编辑：费文晶
当你奔跑在城市夜晚的大街上，你知道自己的呼吸有多么紧张，也许某种不可知的疼痛等在未来的路上，就像黄浦江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它会等到自己的万头死猪，横断山脉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未来会被无数个水电站割据，1949年解放军开进北京城的时候，肯定也没有想过有一天北京城会如此肮脏。我们开始迷恋物质，开始热衷于速度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的呼吸成了问题，我们的水令人狐疑，我们的城市污渍斑斑，我们的山水没有了灵感，土地失去了浪漫，身体开始不适。我们想，我们不能这么贪婪下去了。我们想问，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可以种多少树？我们还有多少水可以饮用？多少空气可以叹息？因为这一切真的不是幻觉。
没有大树的国家
种树是绝大多数人环保的起点，几乎所有有过环保梦想的人和组织，都到内蒙种过树。而几乎所有有环保梦想的企业，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出点钱，到沙漠去种树。如果仅仅从生态学角度来看种树，也许我们对这一行为一厢情愿的迷恋，更多是出于一种生态本能，以寻求生态上的安全感、正常感。其实自然有其亘古不变的生态规律，也许尊重生态系统原来的选择，才是获得“生态升级”更合适的方法。
森林覆盖率是衡量一个国家生态状态的重要指标，但如果到草原上去，那么这个地方最好的形容词，应当是草原覆盖率。
很多人相信中国从西北到华北到东北，有一条“风沙线”一直在往东南方向逼近。很多人更相信，要阻挡这条线侵犯北上广各大城市，唯一的办法就是种树，大量地种树。
于是在1978年，一个伟大的决定做出了，那就是耗巨资，种植三北防护林。三北防护林工程，作为当年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项目，至今仍是国家林业系统的“六大重点工程”之一。而几乎同时，1979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民，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就是在每年3月12日，全民都要去种树。
1979年，农学家远山正瑛在日本退休。据说他在退休前把家乡的鸟取沙丘治理完了，仅留一平方公里给日本人当标本参观对照。1980年，他来到中国，和中国科学院合作，成立了日本沙漠绿化实践协会。
他号召日本人，每周省下一顿午餐钱，到中国植树。植树的主要区域，是在恩格贝沙漠。至少有10000多名日本人，到恩格贝种过树。
1994年，中国当前最富有社会声望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成立了。成立之初，也喜欢种树，也多次组织志愿者，到恩格贝种树。有人讥笑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只会做三件事，一是种树，二是观鸟，三是捡垃圾。时间已经到了2012年，这三件事，仍旧是很多环保组织的重要业务，这说明，垃圾仍旧在围困城乡山河，鸟类仍旧在遭受伤害，树木仍旧是普通人的环保起点。
2004年2月27日，97岁的远山正瑛停止了心跳，他耗尽心力在中国内蒙古库布齐沙漠恩格贝生态示范区内培育的340多万棵白杨生机盎然。示范区为他塑了一尊绿色使者的铜像，基座上有这样一段文字: “远山先生视治沙为通向世界和平之路，虽九十高龄，仍孜孜以求，矢志不渝，其情可佩，其志可鉴，其功可彰。”
现在，从林业局、各地政府到跨国公司、NGO，甚至个人，都尽情参与这项简单而又复杂的项目。
迷茫与质疑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多伦县，是天津滦河的源头，也是国家林业局六大重点工程的另外一个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的重点实施县。在这个县域的不少地方，都种着全国人民汇来的钱形成的树。比如有一个地方，是某企业持续多年每年出巨资形成的林地。“治多伦一片沙地，还北京一片蓝天”，一度是叫得非常响的口号。
但也有人怀疑这些树与到来的资金不成正比。更有人怀疑有不少林，今天被说成是这个企业资助的，明天又会被说成是另外一个企业资助的。
苗玉坤
内蒙古赤峰巴林右旗，一度有一个“沙漠绿色工程研究所”。来自辽宁盘锦油田的“提前退休工人”苗玉坤，至今仍旧住在研究所的院子里——研究所的房子，其实是当地一个废弃的蒙古族小学，苗玉坤花16万元把它们购买下来，本来是想用作志愿者基地和苗圃基地，可没曾想，如今，这个研究所成了他夫妇俩常年的住宅。
离研究所不远，有一个村庄，叫克德河村。村边，有一座隔成两间的破败房子，房顶都没有了，土坯墙也只剩了一半。1998年，苗玉坤和“老伴”杜淑兰，以及辽河油田的4个同事，一起来到克德河，创业治沙。就是住在这所房子里。房子很小，里面住了人，就只能在门口做饭。这所房子，他们住了两年。
一起来的同事们走了，只有他和老伴继续坚持着。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来了，有的一呆就是几年，后来他们也都陆续走了。女儿儿子来了，后来也走了。只有苗玉坤和老伴，继续在沙地上住着，等待所有的机会。
离房子不远，是片一千亩的空地，现在一棵树也没有，全旱死了。2007年，这片地是强生公司的项目点，也是他做的最后一个项目。强生公司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对这个项目非常看好，原来准备做三年的项目，但一年后就退却了，他们担心看不到成果。当时可能觉得苗玉坤的项目没设计好，没把浇水和人工的费用计算进去，结果，苗玉坤自己还赔了一两万元。
几百米之外，是一片“森林”。
治沙十年，种了几百万棵树，只留下这片算得上成果的疏林。如果你细心地数，可能会有一万来棵树。有杨树，有柳树，有榆树，也有柠条。
“它们扛过了最渴的干旱，有一年的天气旱极了，那些高冈上的树长了几十年，都没有躲过这一劫。但它们扛过来了。然而它们没有逃脱人类的刀斧。它们都被砍了，人类天天伤害着它们。你看这，昨天才砍的，流出来的汁液还是新鲜的。砍的人还想掩盖罪行，在上面撒上浮土。你看这棵，都还很小，也被砍了。再看这棵的树皮，被羊啃了一大圈，这棵树今年是活不了了。你再看这个，羊没吃的了，就把杨树枝从高处压断，方便它们啃咬。”
苗玉坤现在已经不“治沙”了，他放弃了所有的志愿行动，也几乎不再招募外地志愿者去种树。他怀疑要么自己是违背了沙地的规律，要么是违背了社会的规律。
但更多的人仍旧在迷恋种树。
廖理纯和余振中，当年都是恩格贝的种树志愿者，2011年开始，他们要在内蒙古正蓝旗的沙地里，种树。
在廖理纯的组织下，每个周末，都有几十人，从北京出发，在当地租来的沙地，或者说草地上，种树。也不仅仅是种树，种树的过程，往返的过程，还讲各种人生道理和生态道理，还要接受各种各样的哲理教育。所有的费用，全由廖理纯一个人出具。
一年多的时间，组织了几十批次。为此，廖理纯已经搭进了几百万元。
廖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企业家，北京晨拓集团董事长，经营着日本料理等各种挣钱的事业。但他所挣的钱，几乎都用在了种树上。2006年，有一家报纸报道他时，用的标题是“廖理纯：从创业中悟出佛的人”。但那时候，廖理纯还没开始种树，没去过恩格贝。
席亚兵是《世界博览》杂志社的社长，自打认识了廖理纯，也迷上了种树，迷上了招募朋友随廖理纯去种树。而且不仅仅种树，还要和廖理纯谈各种救世理论、济世哲学。比如有一天，他们坐在一起喝酒，会谈起日本人、韩国人，为什么喜欢种树，为什么喜欢到中国来种树。廖理纯说：“那是因为他们把种树当成了毅力的一种培养方式。对日本人来说，他们到中国来种树，绝对不仅仅是为了树，为了生态，而是为了修行自己的身心。”席亚兵也说：“种树可以让人变得美好。自闭症的人，会变得开朗起来。狭隘的人，会变得开阔起来。自私的人，会变成公益起来。软弱的人，会变得刚强起来。我亲眼见到很多人，种树前与种树后，截然是两种状态。我想说的是，会种树的人，一定会成为好人。”
但有人也在怀疑，廖理纯现在租来种树的那些土地，都长着草。既然上面有植被，为什么还要去替换为树呢？
蒋高明
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
中科院植物所研究所蒋高明，对种树一直有成见。当然，他发现，也许是这森林覆盖率这个词惹的祸。“地球上有不同的生态系统。如果一个地方生来就该是沙漠，那么，这个地方标准的或者适宜的生态系统，就是沙漠生态系统。森林对于地球当然是重要的，森林覆盖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生态状态的重要指标，但如果你到草原上去，很多地方都被草覆盖着，那么，这个地方最好的形容词，应当是草原覆盖率。如果你到这个地方用森林覆盖率来对其进行生态功能区分，那么，指标显然用错了地方。”
廖理纯承认草原是草原，但他觉得，草原也可以长树。有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只要是有房子边的地方，尤其是汉族人居住过的地方，无论当年是草原还是荒漠，房子边上往往都会长着树。这是汉族人的一种生态本能，或者说，种树是为了寻求生态上的安全感、正常感 从这个现象往前推，廖理纯说：“恩格贝那地方，很多人也怀疑没必要种树。更多的人怀疑根本长不了树。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事实证明沙漠可以长树。而且长树之后，生态真地在变好。树木蒸腾作用加树木的降温作用，让当地的小气候发生了变化，雨水一下子丰足起来。森林起来后，依托森林可以做更多价值更高的产业。这时候，我们不得不相信，生态是可以升级的，沙漠未尝不可以替换为森林，草原也同样可以替换为森林，只要我们愿意去努力。”
刘书润
著名草原生态专家刘书润对草原上种树一直抱有反感。他认为三北防护林是个失败的工程，他更相信尊重生态系统原来的选择可能是一种更加省力的获得“生态升级”的办法。而蒋高明恰恰也在正蓝旗做一个沙地的生态恢复适应，他发现，只要围封起来，不对其形成扰动，沙地就能够很迅速地恢复理想中的状态。如果再对里面的野生动物进行保护，那么它们与植物生态系统之间就会形成非常友好的生态链。“既然如此，耗费巨资、调动那么多志愿者，究竟是为了什么？”
张娇
1997年，北京人张娇，爱上了北京延庆刘斌堡乡营盘村的一片上万亩即将被破坏殆尽的森林。她决心将这片森林承包下来，动用自己手上的资金进行“近自然恢复”。她原来想得很轻巧，以为几百万元就可以搞定，结果没想到，将近两千万元下去，仍旧难以阻挡盗猎、偷砍等行为的破坏，森林恢复也远远低于预期。如今，她财力耗尽，唯一想做的事，是把这片林地，转型为“民间自然保护区”。她说：“我不建议大家再去种树，更建议把钱捐给致力于保护天然森林的中国民间组织。或者，去把林地承包下来，让你的林地里的种，不被砍掉。这是比种树，要大得多的功德。中国现在不缺少树，缺少的是天然森林里长出来的大树。中国现在不缺少森林，缺少的是真正像样的天然森林。对于生态保护来说，天然的，才是最好的。森林里什么鸟都有，只要你愿意听到它们的鸣叫和歌唱；就像土地里，什么样的种籽都有，只要你愿意让它们发芽、成长。”
我们可以种树，也可以护树；可以认树，也可以研究树。
夏天：草原生长着植被，风再大也不会刮起尘土。
冬天－初春：开垦草原虽然没有植被，但表土冰冻也不会刮起尘土。
3月－5月：表土变得干燥，部分地区有植物，但抓住土壤的力量不够。
春天：大风吹时，表土刮起来成为沙尘暴。
沙尘暴是大风与沙尘结合产生的一种灾害性天气，包括浮尘（风小，能见度小于10公里）、扬沙（风力较大，能见度1-10公里）和沙尘暴（风力强大，能见度小于1公里），干燥的沙漠和疏松的沙土极易引发这三种灾害现象。
世界四大造林工程
1. 美国“罗斯福工程”（1932－1940年）为了遏制过度放牧、土地沙化、黑风暴等问题，罗斯福于1934年宣布实施“大草原各州林业工程”，工程纵贯美国中部，跨6个州，建设范围约1851. 5万公顷。到20世纪80年代，人工营造的防护林带总长度16万公里，面积65万公顷。“罗斯福工程”实施后，黑风暴在美国彻底消失，这也极大鼓舞了各国通过造林治理生态的积极性。
2. 前苏联“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1945－1953年）在苏联欧洲部分的南部和东南部的分水岭和河流两岸营造大型的国家防护林带系统，计划用17 年营造8 条总长5320公里的大型国家防护林带。1949-1953年，该工程营建防护林287万公顷，1954年后逐渐终止营造计划，到60年代末，保存下来的防护林面积只有当初造林面积的2%。很多地区依旧沙尘暴频仍，并同时发生白风暴(含盐尘的风暴)。
3. 北非五国绿色坝项目（1975－1999年）为防止撒哈拉沙漠北侵，以阿尔及利亚为主的北非五国决定在东西长1500km，南北宽20-40km 的范围内营造各种防护林300万公顷。至1990年，营造人工林60万公顷，每年造林成本平均1亿美元。由于盲目用集约化方式进行高强度生态建设，沙漠依然在北扩，每年损失的林地超过造林面积。
4. 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1978年－至今）工程区域东西长4480km，南北宽560～1460km，东起黑龙江宾县，西至新疆乌孜别里山口，占国土总面积的42.4%，接近我国的半壁河山。三北防护林工程从1978开始，2050年结束，分三个阶段、八期工程进行，规划造林3508万公顷。
中国树种分布
1．华北区
本区从地形上明显分为丘陵，平原和山地3部分。以松属和栎属的树种为代表树种。
2. 东北区
（一）大兴安岭区、主要树种是落叶松
（二）小兴安岭，长白山区，主要以红松为代表树种。
3. 蒙宁区
（一）北部、南部区全区以草本灌木为主。
（二）阿尔泰山区有西伯利亚红松、西伯利亚云杉、西伯利亚冷杉等。
4. 新、青、甘区灌木为主，栽培树木有杨树、沙枣、柽柳、榆属。
5. 华中、华东、西南区针叶树以杉木、马尾松为主；阔叶树以木兰科、樟科、壳斗科、山
茶科的种类为主；著名的水杉、银杉、水松、珙桐等多种珍稀树木均分布在本区。
6. 华南区主要树种有罗汉松科。
7. 青藏高原区
主要树种有西藏红杉、长苞冷杉、丽江云杉、高山松、乔松、华山松等。
三北防护林
三北防护林又称修造绿色万里长城活动。1979年，中国决定在西北、华北北部、东北西部风沙危害、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工程，即带、片、网相结合的“绿色万里长城”。规划范围包括新疆、青海、宁夏、内蒙古、甘肃中北部、陕西、晋北坝上地区和东北三省的西部共324个县（旗），农村人口4400万，总面积39亿亩。以求能锁住风沙，减轻自然灾害。三
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于1978年11月启动，工程规划期限为73年，分八期工程进行。现在已进入第二阶段，实施第四期工程。
数据
截至2011年底国家林业局最新统计
截至2011年底，累计有133亿人次参加义务植树，植树614亿株
根据2011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
1999－2011年间，全国造林6643.36万公顷，约是40个北京市面积；这一时期，三北防护林、天保工程、退耕还林等重大生态工程投入超过6112.8亿元，人工林面积世界第一。
森林覆盖率由2007年的33% 提高到2011年的39%
2011全年造林613.8万公顷
为历年之最。
森林面积逐年增加，每年以2007公顷速度递增，2011全年林木生长量大于消耗量。
2011年种植乔木1178.3万株灌木2421.4万株
对话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蒋高明博士
Q：面对生态退化，我们通常想到的是以“植树造林”来修复，中国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已进
行了34年，花了数百亿资金种树为何还是不能完全阻挡沙尘暴？
A：在气候恶劣的三北地区，天然分布的植物是小草与耐旱耐风沙的灌木，这是自然界的选择。
有时为了完成造林目标，种植以杨树为主的纯林，但它们在虫害面前不堪一击，一倒一大片，而且这些树木固沙的作用远不如草和灌木。再比如，在戈壁上种针叶树，针叶树是不可能在戈壁滩上成活的。简单地说，不懂生态、违背自然规律的造林得不偿失。
Q：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哪些地方不能随便种植？
A：在降水量不到100毫米的干旱地区和草原上种树都不太合理。在干旱半干旱区种植人工林，会过度利用地下水资源，带来地下水位下降，比如新疆哈密市，人们都在打80米以下的深井取水。由于大量抽用地下水，绿洲外围更大面积的荒漠植被因缺水退化，流沙活动反而更强烈。
Q：对于草原的治理，您更支持“还草”而非“林”？
A：流动沙丘其实是草原植被破坏后形成的，用沙障和灌木固定后，草依然很重要，它可以固定松动的土壤。沙尘暴真正的源头不是沙漠戈壁，是因为农耕和过牧而退化的草原，以及由于水资源不合理利用而干涸的河床与湖床。沙漠的表面细微沙粒早已吹走，形成硬壳，难以扬起影响广大区域的沙尘暴，只有退化草原上裸露的表土和干涸河床上的裸露细沙才可以被气流裹挟到数千公里以外。所以治理干旱区生态退化和沙尘暴，草和灌木的作用很重要。
Q：您似乎更坚持“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
A：我觉得在干旱地区造林很浪费资金，钱应该用在保护项目上，保护得当是最重要的途径，不要为了造林破坏原来的自然森林，这种情况在南方比较多。另外，东部地区的造林空间还有很多，尤其是城市，森林最好是种子繁殖，这是可持续繁殖的一部分。我们的出发点不能只放在森林覆盖率上，现在应该已经达到60%多了，其中40%是草原，将灌木也算作林，但灌木根本不是林。到底种植什么，最重要的是因地制宜和当地人怎么参与。
Q：现在政府、NGO、企业甚至个人，对种树都有很高积极性，您有什么建议？
A：有积极性当然是好事，但要保证它能活。如果不能成活，相当于在破坏，留下一个个树坑。
一定要尊重自然规律，不能盲目。自然界自己本身能够恢复的，一定要保护好，这样也会让自然少些压力。，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加入生态知识，才是最有效的。物种之间也有竞争，这是自然法则，不适合自然的就必须淘汰。
权赫大
上午九点，时间尚早，太阳已经在库布齐沙漠上交织出古老的舞步，沙浪安静温暖。
这是未来林机构驻中国代表权赫大第十次来到达拉特旗，这一次他要在解柴公路自北向南26公里处，带领五名志愿者往西穿越沙漠，抵达未来林在库布齐沙漠的基地，进行沙丘移动、物种数量、树木存活率的统计。和每年挖坑种树相比，后续的测量维护，其实更重要。
北京西北方向800公里的半径内，是一个生态价值非常重要的地区，它对中国东部、韩国和日本的生态环境有着重大的影响力，被称为东亚地区的“生态屏障”。历史上的草原地区，因地下水位下降、过度放牧等多种原因，正面临荒漠化的威胁，成为沙尘暴的策源地，同时也盛满了人类创造奇迹的强烈渴求。这二十年中，太多人选择在这片捉摸不定的茫茫金色中，挖坑种树，埋存希望。
2000年，权赫大的父亲——曾参与中韩建交谈判、前韩国驻华大使权丙铉，创立了未来林机构，并担任中韩青年防治沙漠化的韩方代表。2000年-2005年，未来林曾选择在中国很多地方种树，但效果甚微，直到2006年，决定专注于在库布齐沙漠一带造林，防治沙化。韩国人深入中国沙漠植树造林，其中的逻辑，权赫大说得非常简单直白：从内蒙袭来的黄沙量占韩国从不同地区袭来的总黄沙量的37%，库布齐是离韩国最近的沙漠，不来中国种树，难道要去美国吗？
位于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行政区域内的库布齐沙漠占达拉特旗总面积的47.9%，每年发生黄沙日的天数达到65天，偶尔会袭来沙尘暴，且距离北京最近（直线距离450km），每年都以一定的速度向南、北、东三个方向扩散。
2006年10月，未来林与共青团、达拉特旗政府签署了三方协议，启动了防止沙漠化项目，在库布齐沙漠以南北方向贯通库布齐沙漠的解柴公路的两边建设长16km，宽0.5km的防风林，以便有效地阻断沙漠移动，这是未来林目前唯一的项目。三方需要承担各自的义务，其中未来林提供资金和技术，拥有土地的绿化权，共青团负责执行运作以及中方配套资金，达旗政府则给与行政支持。这五年中，未来林的植树面积达20.78平方公里，共586万棵，主要为沙柳和杨树，在柳沟河沿岸则有少量柳树，平均存活率达80%。
自从机构成立以来，在北京做生意的权赫大不得不从分出自己一半的时间，投入父亲的治沙事业，“我免费为父亲打工，这里所有的事情都要向他汇报。”42岁的权赫大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深谙和中国人打交道的方式，在内蒙大碗喝酒、大口吃肉，高兴的时候来一曲周华健的《朋友》。从包头到达旗的一路，黄河奔腾流经，权赫大如同回到自己的故乡，不间断地说着关于这里的道路、树木和运煤车发生的车祸。
“这里地下有水，沙漠挖上半米就能看到”，权赫大指着窗外，告诉我们只要追着这些电线杆，就能找到人家和井。沿路经过的鹅岭滩草原，已经不让放牧，开始恢复草原。除了达旗当地人，也许没有人比他更关心这片土地，他甚至会认真地问达旗的书记，能不能给我一张这里的永久居留证。
每年四月开春，权赫大会带上100多名志愿者来达旗种树，树苗由当地村民培育、泡水，志愿者每三人一组，每组一天种3-4棵，剩下的树苗由当地人参与种植。为此，权赫大在达旗成立了一个绿色生态园，请当地人后续维护。起初，这些志愿者很多都从韩国打飞的到包头，在沙漠里呆上一天就回去。
权赫大渐渐意识到这样的文化交流成本太高，违背了环保的初衷，所以这一次的Work Camp，他挑选了几位韩国留学生，大家自带锅碗、食物，火车来回。志愿者需要测量沙丘移动、统计沙漠中的物种数量、树木存活率及个人林的维护。车到展旦召收费站时，已经能看到2006年未来林种植的沙柳和杨树，这条路就是规划中的绿色长城。权赫大清晰记得那年4月，它们还只是一根根棍子，现在已经长到两米多，树旁开始长出小树，紫红色的灌木，都是自发生长，看起来一个生态圈正在孕育。“土地本身很神奇，我们用一些死去的沙柳用来做沙障，结果又长出新的。”
关于在干枯的沙漠里树木能否成活的话题，已经有过太多争论，事实上，在水分不足的沙漠里种树，苗木必然枯死。未来林选择的种植区域，恰恰位于黄河支流的附近，地下水资源比较丰富，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移动沙丘，在种植之前，尽可能对地形细致调查，并利用这些地形优势。权赫大解释说，使用沙障和种树，是他们目前所知停止沙丘移动最便宜的方法。据权赫大介绍，未来林每年单纯在种树上的花费约50万美金，加上其它费用，共100万美金。目前机构的赞助来自SK、大韩航空、koica等韩国企业。在他们的造林地图上，以不同字母标注的区域代表了不同企业捐助的种植范围。此外，未来林还接受以个人名义捐助，在个人林中不难发现写有潘基文、Bill Cliton等人的名字标牌。
灼热的阳光无处遁避，在翻越了无数个沙坡后，流淌着宝贵水源的柳沟河，依然隐没在高耸的沙坡背后。权赫大用恬淡的画面鼓励着我们，“柳沟河边种了柳树，因为有水，长得很好。后来发洪水，把所有的柳树都淹了。”因为黄沙的沉淀，流经库布齐沙漠的黄河众多支流河床增高，频繁引发洪水，给耕地造成了巨大损害。最近的小村庄曾有7户人家，靠种植玉米为生，过去由于每年刮沙，有3户人家离开此地。慢慢，沙丘移动放缓，原本想走的人家决定留下，继续种植玉米和葵花，另一户则在一年前开始养鱼。权赫大介绍，2006年第一次来时，发现了两种昆虫，四种植物，到2011年，已经有十种动物，20种植物。
当我们翻过最高的一座沙丘，柳沟河终于一展她的婀娜，那不过是条纤细蜿蜒的河流，在茫茫沙漠中却有着金子般的光芒。河流不远处，一座破蔽简陋的平房，正是未来林的基地。整个下午，权赫大和志愿者在第二期造林区测量、拍照、记录。赶在火烧云退场之前，权赫大结束了一天的忙碌，纤柔的新月很快将升起，取代殷红的晚霞。延绵一路的防风林，是否能打消“在沙漠里种树”的质疑，权赫大并非那么肯定，曾经有片长势喜人的人工林，在30年后被沙漠完全吞噬，沙漠种树的可行性需要时间的沉淀。不过令权赫大欣慰的是，这是全球第一个成功阻挡沙丘移动的项目。
中国的急速沙漠化已经对韩国造成了影响，从内蒙袭来的黄沙量占韩国从不同地区袭来的总黄沙量的37%，库布齐是离韩国最近的沙漠，不来中国种树，难道要去美国吗？
查干诺尔湖 守在沙尘暴的关口
采访、撰文：申岚 摄影：王晓东
生态和平亚洲中国办事处代表朴祥镐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面朝锡林郭勒草原，朴祥镐也曾无数次体会到艾青诗中的这股力量。作为生态和平亚洲中国办事处代表，2008年朴祥镐被正式派驻中国，常年奔波于内蒙、北京和首尔。北京的家就是他的办公室，成堆成箱的材料填满了所有的角落，方便面的气味挥之不去，最显眼的是几乎占满整面墙壁的查干诺尔卫星照片。在这方狭小的天地，朴祥镐看到的永远是那片广阔、却正在退化的草原和盐碱干湖盆。
锡林郭勒草原处于东亚大气环流的上风方，在大气环流的推动下向东亚地区源源不断输送着新鲜清醇的空气，当然它也处于入侵东亚沙尘暴的主要路径上，现在正成为沙尘暴的发源地。位于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的查干诺尔湖，面积80平方公里，2002年春天，这片咸水湖完全干涸，湖盆积蓄了大量盐碱土粉尘，大风呼啸时，会形成比普通沙尘暴危害更大的盐碱沙尘暴，在沙尘暴最严重的2002年，它冲出国门，吹向韩国和日本，于是2003年，一批韩日环保组织开始进入中国，开展原来从未面临的荒漠化防治工作，生态和平亚洲正是其中之一，它曾是韩国最大的民间环保组织——韩国环境运动联合里面的一个部门，因为2002年的沙尘暴，开始关注除韩国以外的环境问题，并于2009年独立出来，查干诺尔是继吉林省西北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旗之后的第三个荒漠化防治项目，由现代汽车赞助，第一期项目共投入1000万人民币。
盐碱干湖盆在不同条件下，可以往三个方向演化——沙漠或戈壁；沙地；草地。查干诺尔并非环保的处女地，此前也有企业赞助种树，然而项目结束，树就死了，显然在这片盐分高、干旱的湖盆区需要换一种治沙的思路。在植物学家、内蒙知青郑柏峪老师等专家的启发下，决定在查干诺尔干涸的湖盆区种植当地的原生物种——碱蓬草。
“很多荒漠化防治项目就是种树，但是我们觉得不合适，千百年来这里都是草原，并不长树，这里的降水量很低，每年都在400毫米以下，土壤里的盐碱成分比较高，自古自然形成的是草原，草原退化才形成了荒漠。所以我们决定种草不种树！”朴祥镐介绍说，因为是第一次尝试，项目开始并不顺利，2008年5月15试播5千亩，但5月27日-29日整整刮了三天的沙尘暴，把新播的种子都刮到旁边的土地上了，第一年播种失败。第二年播种也不顺利，因为第一年的失败，留存的种子很少，几经周折，他们才找到盐城种子公司，引进了能适应湖盆生存条件的海碱蓬草种。沙尘暴、冻灾、水灾……在播种的初期任何一个自然条件的波动都能严重影响碱蓬的生长。
2008年-2012年，荒漠化防治查干诺尔项目在干涸的查干诺尔湖盆栽种耐旱耐盐碱的碱蓬草，今年是项目的最后一年，五年里一共在湖盆种植了7.5万亩碱蓬草，“我们尊重自然的规律，根据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种植当地的原生物种碱蓬草来治理，那里降水量特别小，而且还是盐碱性土地，种树是活不了的，碱蓬是目前唯一能存活的植物！”朴祥镐强调说。
查干诺尔湖，在蒙语中是“呼呼刮大风”的意思，干涸的湖盆又干又硬，常年大风呼啸，唯一能生长的植物就是碱蓬草，只有先种碱蓬这种盐碱地里的先锋植物，基本实现了对干涸湖盆盐的覆盖，才能考虑多样化种植。“我们与查干诺尔镇的乌兰图噶嘎查（红旗村）合作，春天刮起的盐碱沙尘暴威胁着他们的草场，他们非常愿意跟我们合作。当地牧民的积极和热情让我看到了他们保护家园的决心，他们在种植碱蓬时不怕吃苦并且愿意开动脑筋想办法！”朴祥镐介绍说，为了提高碱蓬的成活率，牧民们发明了一种种植办法，与常见的随意撒播不一样，他们先在较为湿润的湖盆挖出一道道15厘米左右深的沟，把碱蓬的种子撒在沟里面，湿润的土壤提供了充足的水分，较深的栽种也使种子不会被轻易刮起扬洒到其它地方。这种播种方法使他们播种的碱蓬草成活率、长势甚至比专业林业站的工作人员种植的都好，“因为这里风大，一般碱蓬都是横着长比较矮，但是到了七八月我们种的碱蓬草长势良好的能长到齐腰这么高！”朴祥镐骄傲地用手在腰间比划着说，“但是这种比较湿润的湖盆挖起来很吃力，播种的拖拉机经常会陷到沙土里，播种同样的面积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力，牧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愿意付出更多的辛苦。”这种对保护家园的渴望与努力，一直是朴祥镐奔波的动力，继续平静坚定地种草，“这是一份只要价值正确就能坚持下去的工作，评价这份工作的标准是价值，而不是利润。”
不过，碱蓬草作为一年生草本植物，固沙效果虽好但不稳定，碱蓬草生长初期需要的人工干预仍然比较大，朴祥镐希望通过启动为期五年的第二期项目，种植多年生禾本科植物碱茅草逐渐取代碱蓬草，让干涸的湖盆能逐步变为多种植物生长、以禾本植物为主的草原，实现对湖盆沙化的自然防治和长久稳定的生态恢复。
未来，生态和平亚洲还把目光投向了南中国沿海生长的红树林，红树林是热带、亚热带海湾、河口滩涂上特有的常绿灌木和小乔木群落，作为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是各种海鸟的迁徙、觅食栖息，生产繁殖的场所，具有阻止海啸危害、防风消浪、促淤保滩、固岸护堤、净化海水和空气等诸多生态功能。而且红树林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是热带雨林的两倍以上，具有“海上的热带雨林”之称。目前中国东南沿海的红树林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威胁：房地厂开发和养殖场、过渡砍伐捕捞和采集、环境污染及垃圾、外来生物入侵、标准海堤建设……
“与荒漠化防治一样，保护红树林也是目前韩国没有遇到过的环境问题。但我们的工作以生态重要性为标准，而不是直接以对韩国重不重要来判断。”说到红树林，朴祥镐有些无奈，由于是韩国本土没有的物种，在筹款过程中会遇到很多不解，难以得到企业资助。
原定于2010年启动的厦门——丽水友好林红树林保育项目因协议签订期间资助方人事变动导致资助中断，但生态和平亚洲一直坚持关注中国红树林保护，每年仍然组织环保志愿者参与红树林的考察体验活动。朴祥镐眉头一开，忽然兴奋起来，“今年我们终于找到一家韩国化妆品企业（Dodo），因为要开发一种叫Sea Tree的产品，开始关注红树林，愿意资助，马上会开始一些先期的项目工作。”
我的工作以生态重要性为标准，而不是直接以对韩国重不重要来判断，由于韩国本土没有红树林这个物种，这个项目至今难以得到企业资助。
北方大片杨树 南方大片桉树
如果对一片桉树林弃置不管，任其随自然的规律演替，未来是有可能恢复到良好。但当人们种下了桉树，就意味着人们不愿意让这片土地上还可以生长其他的植物，把其他一切植物连根带茎清除净尽。然后，最快五六年，最慢八九年，把这片地“砍光烧炼”一次，在这样被人类高强度控制的土地上，什么样的“生物多样性”能够安然地存在和延续？
撰文：冯永锋 资料整理：JIMYI
企业现在很怕人家说他们不环保，抵御这些乱言的最好武器，就是适当地种些树。最糟糕的是那些明明是大量种植人工林以获取经济效益，却拼要“穿上马甲”，装出“人工林也对生态保护有益”的各种说辞。比如印尼金光集团，自2004年以后，环保组织不停揭示它们的毁林罪行，但他们不停地变换“免罪符”，先是有目标地资助砍伐目标地的儿童或社会弱势群体，接着大量邀请专家和媒体参观它们的毁林地和企业，声称“环保造纸，绿色营林”。再接着，又呼应时代，大量“计算企业的碳排放”；再接着，就开始声称企业参与了各种“绿色契约”。这个过程，确实可以看出这家企业在理解环保方面的艰难，因为最艰难的事，就是“让种树的人，承认他们的行为可能对环境最为有害”。
如果去广西、海南和广东雷州半岛调查就知，仅仅是这家企业管理或者引诱下种的桉树，已让很多县市只有一种树——桉树种植面积甚至占当地森林面积的90%以上。
当然有专家出来辩解，说桉树林的生物多样性“可以保持良好”。如果对一片桉树林弃置不管，任其随自然的规律演替，未来是有可能恢复到良好。但当人们种下了桉树，就意味着人们不愿意让这片土地上还可以生长其他的植物，会打草甘磷、林达、农达等高效除草剂，会拿刀去劈，扛锄头去挖，把其他的一切植物连根带茎都清除净尽。然后，最快五六年，最慢八九年，把这片地“砍光烧炼”一次，在被人类高强度控制的土地上，什么样的“生物多样性”能够安然地存在和延续？
在宁夏，美利纸业已经在中卫市抢鲜升级为了一个“美利工业园”。宁夏中卫市就在腾格里沙漠边上，长期饱受风沙之苦，特别担心有一天，城市会被淹没在沙粒中。美利纸业在历史上，一直是当地的污染大户。因为中国制造纸浆的企业，排放的污水比较难以治理。过去，政府为了宽容这些企业，故意把排放标准定得很高。这样，企业可以很从容地把污染物排放到江河湖海。后来，江河湖海们不干了，被污染的土地和村民们也不干了，于是排放标准越来越严格，制浆企业的生存突然间困难起来。
美利纸业突然想到一个两全其美之计——能否用污水来灌溉沙地，然后在沙地上种杨树？种出来的杨树，未来再成为制浆的原料？在南方，人们喜欢种植桉树来造纸，而在北方，人们则喜欢种植杨树，因为杨树易成活，好管理，于是整个中国的北方，几乎全是杨树。桉树也不仅仅可用来造纸，还可用来做地板，杨树也是如此。
不想美利纸业的尝试还“成功”了，中卫市郊区的沙地上一片一片地生长着美利纸业种植的杨树林。他们甚至作了一个对比试验——纯粹拿污水来灌溉，一半污水一半黄河水或者地下水来灌溉，全部用地下水或者黄河水灌溉，最后对比出来的结果是，全部拿污水灌溉出来的树，长势最好。当然，没有人研究，这些污水灌溉后的沙地的地下水，会被污染到什么程度？
最艰难的事，就是让种树的人，承认他们的行为可能对环境最为有害”。
上市公司造林投入数据
1. 太阳纸业
截止2011年底，已完成栽种35600余株全部用于造纸
2000年成立以来，累积义务植树250万株 大部分用于原浆 小部分公益事业
投入超过4.65亿 开设20余所30万吨/年漂白阔叶木浆厂。
2012年7月，太阳纸业已在江西申请到近万公顷的土地开发权，将继续用于造林项目的开展。
2. 美盈森
现拥有林地资源8万亩，2011年完成植树造林 2.53万亩 种植树木近40000株
主要树木为阔叶材树木，95%用于造纸原浆。美盈森目前在广东、福建和江西等地有林业基地，2013年计划在广西大规模开发种植土地。（资料来源2011年深圳市政府公报）
3. 景兴纸业
公司在浙江、新疆、江苏等地均有造林项目。2011年初至2012年初共义务植树造林超37000余株 同样用于原浆材料，公司投资约3亿人民币 公司现考虑在海南建造纸厂。简单统计，公司未来纸箱产能大概有2.5亿平方米的规模
被污染的中国 空气 水源 土壤
与水污染相比，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损害程度可高出十倍以上。据估计，至2020年，中国死于空气污染的人口将达到550000。而根据中国国土资源部估计，仅就土壤重金属污染而言，每年中国谷物产量因此损失近1000万公吨，受污染谷物达1200万公吨，每年经济损失可达200亿人民币。
编辑：景深 资料整理：刁红方
80%的城市没有污水处理设施
中国的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问题将导致“后代人灾难性的结局”。中国约1/3的工业排污和超过90%的家用污物在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情况下直接排入河流湖泊，近80%的城市没有污水处理设施，且很少有城市将建立污水处理设施纳入计划方案。
长江面临着成为“死河”的危险
无法为水生生物提供生存环境也无法为人们提供可饮用水。根据中国科学院2007年4月报告显示，长江已被大面积不可逆转污染，其超过600公里的主干流域和30%的支流形势严峻。
根据欧盟标准，中国5.6亿城市居民中，仅1%人口呼吸的空气被认为是安全的。
空气污染在中国东北的“铁锈地带”尤为严重。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北方地区空气中的悬浮微粒数量，大约为世界卫生组织划定安全线的20倍。
一位中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中国土壤面临着过度利用、污染以及过度人为施肥等问题，亟需采取保护措施，否则在未来的30年，中国将面临着为3—4亿从农村迁移至城市的居民提供足够粮食的巨大压力。”
平均每年PM2.5在中国北方城市的集聚数量已超过美国安全设线的5-6倍以上，南方城市则为2至4倍。13个主要城市中的9个城市，其PM2.5数量仍超出世界卫生组织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的最初年平均目标的1/2倍以上。
VaclavSmil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中国环境研究专家，在一次纽约时报的访谈中谈道，“中国拥有这些煤矿资源，也不得不对它们加以使用……目前很多煤矿来自一些很小的矿场，没有经过挑选、清洗，这样的煤矿在使用时将产生很大的污染。”
在唐山，一个沿海工业大城市，人们可以根据烟尘的颜色分辨出风的来向。浅灰色的烟尘来自铁矿，风从钢铁厂吹向南部；白色的烟尘则表明风从化工厂吹向东部；黑色的尘埃则是风正从煤矿和炼焦厂吹向西部。
全球20个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城市占16个。北京和上海亦是受空气污染严重的城市。北京的空气质量比纽约糟糕16倍，有时甚至很难看清几个街区以外的建筑，蓝天更是少见。在上海，有时甚至难以从5层楼高的窗户看清街道。
中国大陆1/3的地区都长期受到酸雨的侵袭，一半以上的城市至少经历过1次酸雨。广东、广西、贵州、四川盆地长江以南区域是世界上遭受酸雨影响面积最大的区域。研究报告显示，2000年，重庆1/3的作物损失于酸雨。
国土资源部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附近，一条长250千米、宽10千米的带状区域内重金属含量偏高，附近地区的作物、芦苇以及田螺都被发现受到致癌重金属镉污染。
中国70亿吨垃圾中的85%依赖于以垃圾填埋方式处理，绝大部分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倾倒于农村地区，通常仅以薄薄的塑料膜衬于其下甚至没有任何隔离措施。一遇雨水，细菌、重金属、氨气等即会浸入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
位于安徽省境内的淮河，水污染过于严重以致鱼群死尽，当地居民只能饮用瓶装水。一些地方的水污染甚至严重到不可触碰，水即使煮沸后仍有污垢。用河里的水浇灌，作物尽毁；渔场倒闭，渔民失去赖以生存的活计。
据中国国土资源部估计，仅就土壤重金属污染而言，每年谷物产量因此损失近1000万公吨，受污染谷物达1200万公吨，每年经济损失可达200亿人民币。
某眼镜公司董事长金增敏在微博上提出，如果浙江瑞安环保局局长愿意在当地一条满浮着废弃铝罐、塑料盒、纸灯笼的高度污染河流中游泳20分钟，他愿意拿出20万。
从2013年3月5日至今，已累计从上海黄浦江打捞死猪数量过万，而靠近死猪打捞地的黄浦江上游斜塘港，正是上海市松江自来水公司取水水源所在地。
约9.8亿中国人的日常饮水被部分污染，超过6亿中国人的饮用水遭到人畜排泄物污染，约2000万中国人饮用的井水已被高强度放射物污染，大量砷污染水被发现。中国不断增高的肝癌、胃癌、食道癌发病率与水污染有着直接的关联。
兰州空气中悬浮微粒数量是北京的2倍，洛杉矶的10倍，在兰州呼吸一日则相当于吸食了2包香烟。通常，空气污染甚至严重到人们能在鼻子和牙齿间感觉到砂砾，咽喉疼痛、头痛以及鼻窦炎等成为该城市的常见疾病。
每年，中国水污染付出代价约占到中国总污染成本690亿美元的一半。每天，约1170万磅有机污染物被排放入中国的水域，而美国则仅为550万磅，日本340万磅，德国230万磅，印度320万磅，韩国60万磅。
愿风柔和 愿水甜美 愿鸟声婉转
13个中国人的环保命题
这是一组群像。在我们恣意向自然无止境地攫取的同时，却是他们以宗教般的精神在默默地救赎。他们是青海湖边经年累月清理垃圾的人，是在被重度污染的淮河上建立数个净水站的人，是“绿色家园”环保组织的发起人，是怒江的深度探险者和最坚定的保护者，或者是城市摩天大厦上的擦玻璃的清洁工，是通过商业奇迹来解决污染的公司董事长，甚至他们是前卫艺术家，希望以艺术的方式将环境问题直呈我们的心灵……
编辑：丁天、费文晶、景深、马俊
不放牛羊 去捡垃圾
南加（藏族）青海湖牧民 49岁
15年前，成功的藏族饰品商人南加衣锦还乡，带着不小的一笔钱回到了自小长大的青海湖边。但睽违已久的第一眼，就直接决定了在今后的15年里，他带着全家人“不务正业”，守着那笔钱“坐吃山空”。
当时南加看到的青海湖是这样的：沙漠已经推进到了湖水边，牛羊还在啃着草根；游客丢下的垃圾堆成了山；湿地干涸，野物飞鸟不见踪影⋯⋯这里已经是一片死亡的草场。南加说他的眼泪当场就下来了，他明明记得小时候看到的青海湖，碧蓝的湖面在远处，跟前都是绿色的草地，真漂亮，像天堂一样。溪流汇成大大小小的湖泊，满地都是奇花异草。成群的水鸟来这里停歇，每年还有数量不少的黑颈鹤⋯⋯后来，南加就一再向别人讲述这些迷人的景象，并希望所有的人都爱上他记忆里的那个家乡。
怎样才能让青海湖回到从前的样子呢？1999年，并不十分清楚“环保”和“志愿者”为何意的南加，成了青海湖地区最早的环保志愿者。没有任何组织，没有任何资助，南加单枪匹马，像个誓愿医治自然的德鲁伊。
今天回过头来梳理南加的环保之路，发现他所做的事情十分庞杂，无所不包。
最先开始的是救助普氏原羚。这种动物曾广泛分布于青海湖畔的草场上。在南加小的时候，经常看见成群结队的普氏原羚在湖边奔跑，据说规模达上万只。后来疯狂的盗猎就开始了，用枪打都已经是一种仁慈，更有甚者在吉普车前装上一根六七米长的铁棍，夜间打开车灯行驶在草原上，原羚追光而至，动辄被撞死六七只。这样的屠杀持续了没几年，普氏原羚的数量就只剩下了三十多只。
“保护普氏原羚，功劳最大的其实是些藏族老人。”南加说。看见背了枪开着吉普车的人，他们就大声喊叫。那几年原羚特别怕人，听见喊声就朝沙漠跑。吉普车开不进沙漠，这个种群才没被打绝。而南加开始关注原羚已经是后来，哪里有原羚受了伤，就去接回来，养好伤再放回去，“谈不上多大功劳”。也有例外，有只原羚后来怎么也不肯回野外了，和南加的儿子一起长大，至今还在家里。
划分牧区的时候，南加承包到了一千多亩的草场。按照一般的放牧密度，这么大面积的草场可以放牧六百头羊。但南加没放牧，他留下了自家吃肉的二十多头羊和两头产奶的牛，一口气卖光了三百多头牛羊。因为草原生态脆弱，草皮之下十公分就是沙土，一旦破坏了植被就很难逆转。而那时候，“草场都退化成那样了，再放牧就变成沙漠了”，而且到处都是塑料垃圾，牛羊吃了就死，“损失还是自己的”。
南加首先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捡垃圾行动。先捡自家的草场。一千多亩地，积攒了十多年的垃圾，花费了南加好几年。刚开始，大家看他都像个怪人。好好的不养牛羊，整天和垃圾打交道。然后亲戚朋友都上门来了，“南加，别捡垃圾啦。现在出门我们都觉得脸上无光”。南加不管，自家草场上捡完了之后变本加厉，把范围扩大到了周边。后来也有人家的牛羊吃垃圾死了，大家也就明白了。到现在，南加打一通电话，最多的时候就有四五百号人跟着他一起捡垃圾，范围遍布青海湖周边的三个县。“没统计过，反正去年一年，捡出来的垃圾装了好几百皮卡车”。
在捡垃圾的过程中，南加发现自家草场上那些堵塞的泉眼又出水了。有了水源，草地沙化的事情就好办。南加决定治沙。湿地里种草籽容易生长，但沙漠里就很反复。有的草刚开始长得不错，到了夏天就全都晒死了。“因为不懂技术，做了很多无用功”，毕竟那时候南加还没有现在出名，还没有环保组织和专家来给他们上如何治沙的专业课。
环保关乎愿望，却不是有愿望就能做好的事。它需要觉悟也需要技术，需要耐心也需要行动力，甚至还得懂法。南加讲了个保护鳇鱼的例子。这种冷水鱼每年只长一两，且只产于青海湖，黑市上价格不菲，青海湖上常年有人盗捕。有的牧民碰上了就去制止，对方振振有词，“这鱼是你家的？”牧民一听，的确不是我家的，我还真管不着。于是就悻悻地走了。但现在这样的场面不会再发生了，因为南加后来专门请法律专家来给牧民们上了课。
南加想做的事情越来越多，眼看就没钱了。但这么多事情缠在手上，又没有精力去赚钱。这就成了个死结。其实，就算现在南加再去做生意，也未必能像以前一样赚钱。因为市场变了，规则变了。以前在牧区里收天珠收蜜蜡，想找假货根本不可能。现在遍地都是假货，走了眼就亏本。而生意场上的这些变化，和游客扔下的遍地垃圾、过度放牧造成的草场沙化，看似无关，其实有着根本的联系。“环境坏了，归根到底是人心坏了”。
南加开着车去巡湖，他得穿过一家一家的草场。每户人家都围住了自己的地盘，所以每过一段路，南加就得下车，打开铁丝网再关上铁丝网。青海湖还没开冻，他的草场上已经有了绿意。先期化开的溪流正在往湖里注水，再过几个月，大群水鸟和三十多只黑颈鹤就会到来。而紧邻的草场已经严重沙化，上面依然有熙熙攘攘的牛羊。而在今天看来，整个中国何尝不是一片过度放牧的草场？
淮河的癌症
霍岱珊
原河南《周口日报》摄影记者。1998年辞去公职，独自考察淮河沿线县市乡镇，其有关“癌
症村”的调查震惊全国。2003年，创办淮河水系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中心（淮河卫士）。
60岁
采访、撰文：苏娅 摄影：孙彦初
十几年前，霍岱珊的梦境中总有“裸露着骨头的鱼，在那里游啊游啊”，霍岱珊说，当时为周遭极速变化的自然环境焦虑，但还没有真正投入行动，总睡不安稳。母亲死于癌症、朋友死于癌症，一连串的死亡令活着变得无力而拥堵。
他开始怀疑癌症高发的成因与生活方式、环境条件的关系，对淮河沿岸的癌症高发村进行调查之后，他确信疾病与环境恶化有因果关系。“癌症村”这一名词流传之后，地方保护观念开始冒头，许多村落设了关卡阻止环境调查者进入。霍岱珊说：“我看着村口站岗的人，觉得悲哀。一是他们的工作毫无意义，更让人难过的是，同为受害者，为什么有的人还会去捍卫一个制造威胁的系统。”
霍岱珊在其牵头的环保小组的工作室里接受采访，工作室曾是一家美容院，粉色的窗帘让一切变得魔幻。窗外雾霭浓重，迷雾中的河流笔直、阔远，是另一个逼真又失真的世界。
其专注于环保十多年，这个过程中所面对的具体问题，超出对自然生态认识的范畴，触发他对人的境况有更宽更深的思考。所遇到的阻力中，最让他吃惊的是来自人的思维方式上的障碍，起初，当他与人谈及环保，用调查的方式寻找自然环境中存在的真实危机、环境变化的征兆，人们会指责他“有政治企图”、“不爱国”。今天，他与1100多名志愿者同道在淮河沿岸26个村落建立起25个小型净水站，以水为纽带，村民们来净水站取水，会顺便谈谈对某项公共议题的意见，在乡村大队会这样的公共聚点渐渐淡出村民生活的今天，人们又有了公共生活的实在空间和信息的流通。村民的观念也在慢慢改变，以往因为环境压力而身患癌症的人，总怨怪自己命不好，一切归于运气，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对环境的监督管理，他们相信命运的因果关系可以解释和改变。
1997年，对治淮成效的官方宣传产生的怀疑，让霍岱珊开始更实际地关注淮河流域的污染问题。1998年，在一位因癌症死亡的好友的触动下，霍岱珊辞去公职，独自考察淮河沿线县市乡镇，拍摄了几万幅淮河流域水污染的图片。他关于淮河流域遍布四处的“癌症村”的调查震惊全国。
霍岱珊说：“行动缓解了我的焦虑。”当他辞掉《周口日报》摄影记者的工作，专注于环保行动，那些梦里的鱼再也没有找过他。
在霍岱珊的记忆中，环境的恶化早有征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青少年时代，淮河水还很清澈，经常在河边捉鱼，玩耍，出门一百多米便是河岸，后来慢慢闻到水有六六粉的味道，河水发黑发臭。
具体的工作有很多禁区。2004年，霍岱珊试图用事实求证生态恶化与癌症高发的关系，找到了很多数据，“癌症村”这一名词公布之后，环保行动陷入一个低潮。“进村调查受到阻拦，很多癌症村在村口设置人员关卡，不明身份的神秘的人在我身边蹭来蹭去的，如果不是有使命感，可能坚持不下来，也可能干得很莽撞，不可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团队。”霍岱珊说。
一名在日本大阪生活的华侨打电话给霍岱珊说：看到癌症村的报道，想帮助村民，希望提供设想共同实验。在这位从事净水系统研究和环境管理的热心人的邮件指导下，霍岱珊在自己家中做起试验。先是做了个小循环的水缸实验装置，装上净水材料和净水生物，用净化过的水养鸡，鸡群活蹦乱跳的。
建立一个利用生物循环原理建立的小型净水系统，能供应一千人的生活用水，这项试验成为霍岱珊的环保行动小组面向农村提供的清洁饮水的救助和医疗卫生救助两个公益项目的技术基础。之前净化水质的普遍的做法是，用药物对饮用水进行处理，应对已有污染的同时会产生新的污染，而霍岱珊的环保小组采用“道法自然”的方式——建立小型水厂对十几米到三十几米的地下水进行深层进化，培植净水植物和鱼群，形成生物链，通过生物把污染物“吃掉”一部分，一个村建一个可以供应一千多人，25个村庄里建了26个小水厂。
环保小组逐步在淮河流域开展工作，在八百公里的河道建立八个生态保护站，对企业排污进行监控。具体作法是，在工厂门口出示环境信息公示牌，面对公众的监督，企业很难推诿。
事之因果总在万物的对照之中相互显现。霍岱珊讲述的一段亲历，或许能呈现人在不同的行动选择中给自己设定的实际境遇：做癌症村的环境调查时，面对站在村口的阻扰者，霍岱珊的感受很复杂——“既有愤怒又有恨”，“他们也是受害者，作为受害者，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选择站在威胁自身的一方，捍卫一个无形的系统。”
Q：做环保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超出你想象的是什么？
A：人的思维方式，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我感觉很多人的思维还停留在文革后期，对于环境的恶化，他们不觉得是问题，而面对从事环境保护的人，他反而认为你是个问题，不安分、有政治企图，甚至说你不爱国，还有官员甚至在大会上讲“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如果到了今天，还把人的智力水平下降到狗的水平，还有什么希望？
Q：当时触发你以更积极的状态去做环保，有没有具体的事件？
A：淮河水质污染的问题暴露得最早，中央决策实施治理也最早。1995年8月发布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当时中央决策到位，但地方行动不到位。
每次检查都在造假，结论的欺骗性很大。“九七达标”之后，我看到的淮河水并没有大的改变，看到的不是清澈的河水，水色发黑，带着臭味，岸边漂浮着死鱼，触目惊心。于是决心首先进行淮河流域生态环境的考察。有一个事件很重要，当时在阜阳七里长沟，村民下河担水浇地，用水桶浮了一下水面，想把浮沫荡开，不料一股强烈的气体扑上来，村民瞬间窒息了，赶去救他的人也窒息了。后来人们才知道，水里的硫化氢能让人瞬间死亡。
我不是一开始就对很多问题有很深的认识的，是做这件事的过程不断触发我的思考，比如，我们发展经济到底是为了什么？发展需要以人为本，如果人的基本生活条件都无法维系了，发展有什么意义？更深的问题是，他们也是受害者，作为受害者，不知道为什么可以选择站在威胁自身的一方，捍卫一个无形的系统。
几个癌症高发村都阻止我们进入考察，我只能去了更远的“泥河村”继续调查。我看到村口站岗的人，感到心酸，觉得他们很可怜。一是觉得他们这么做没有意义，我可以改变调研的方法和地点，摆脱他们很容易，更主要的是，他们自身也是受害者，为什么还会这么做？我心里的感觉很复杂，既有愤怒又有恨。
我曾经也想结束，其实结束很简单，但我站在河边想了想，觉得自己还是难以结束，我想看到一个结果。
Q：环保的议题通常是怎么产生的？跟村民是如何商议？这几年下来，人们诉求和抗议的方式是否有所改变？
A：有变好的趋势，比如村民对环境保护的参与。水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是村民们热心维护和管理的事物，做了生物净水装置的村庄，过去谁得了癌症，就认为是自己命不好，烧香拜佛，情绪沮丧，清洁饮水的地方、供水点已经成为大家信息交流的地方，农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公共空间，现在很多没有大队部的，有的也没有人去；现在经常去供水点打水，进行信息交流，发表自己的意见。设立村民管理小组，具体管理这个设备，定规则、监督执行规则。所以，现在大家不会再认为环境问题是别人的问题，围绕水，村民们有明确的诉求和集中的议题。
绿色防尘布的古典景观
姚璐 46岁
艺术家；前《中国国土资源报》编辑、记者；现任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摄影工作室副教
授，硕士生导师
数字影像是景观的重建。西方媒体评价姚璐“以今天的北京到处可见的由绿色防尘布所遮掩的建筑材料（或垃圾）为素材，添加少许亭台楼阁与小舟，拼凑成一个近乎完美的中国式古典风格的现代新景观。他的作品指向传统的人文中国正在遭受的城市化以及生态环境的威胁⋯⋯”无疑，如此关于全民发展和生存问题的创作，让姚璐冲出了艺术家“失落的自我”，形成了一种事关国情的“凄美的视域”。
作品自述
好的作品是有智慧的。我的作品是运用传统中国绘画的形式表现当代中国的面貌，中国在不断地发展着，在不断地建设过程中有许多东西产生，同时也有许多东西消失了，那些“防尘布”覆盖的土堆和垃圾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摄影可以理解为非常传统的，它可以记录很多以前的历史，让人们回到以前的某一个时代；摄影也是非常当代的，它可以非常清晰地把见到的东西重新组合再编辑整理，让人们在作品前产生时间和空间的错觉，可以看到既真实又不真实的影像。
我不奢望自己能够去构建什么，只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为大众、为社会提个醒，唤醒人们去思考那些在生活中熟视无睹的细节。
我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使世界形成良性转变。我们必须保护环境，我们努力工作意味着，世界将变得更加和谐。
沿着北京的水在风中走
汪永晨 59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召集人。2003年以来关注中国的江河。1999年获中国环境“地球奖”，2004年获美国Conde Nast Traveler杂志世界环境人物奖，200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2008年9月当选美国《时代/CNN》环境英雄。
采访、撰文：ZENO 摄影：王晓东 化妆：梁漫
春寒料峭，汪永晨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北京鼓楼烟袋斜街的牌坊下，运动鞋，牛仔裤，运动外衣，还有大印花的丝巾。这是自2007年以来，汪永晨只要在北京就一定会参加的“乐水行”活动。昨天天气预报是“沙尘暴”，她给参加乐水周末行的人们挨个发了短信：我们要来一次“风中行走”。
早春，北京的清晨从淡淡的雾里透出些许阳光，上午的天气并没有预料的那样糟，沙尘暴还没有到达京城，参加乐水行的人们沿着后海出发了。“大家都知道我的外号叫做‘死磕’，”汪永晨边走边说。一旦发起了一件事情，她的原则就是坚持做下去，“我们都很忙，可把这个事情当成事，一定会安排出时间。”乐水行迄今为止已经持续六年，2007年的一个问题把汪永晨在外奔跑了十几年的心拉回了家乡北京：有人问她，你关注全国的环境和水资源问题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不更多地为家乡的水做点事情？
替自然发声
自从汪永晨还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的时候，她就一发不可收拾地投入到了环保事业中。上世纪90年代初，她在采访时被大美青藏高原打动，随后见到了各种触目惊心的环境问题——开矿对土地的破坏对水的污染、气候变化给脆弱的高原环境带来的恶劣影响；冰川退化水源干涸；偷猎者疯狂地猎杀让土地上飘散着血腥与绝望的气息⋯⋯同时，偏远而贫穷的村子里，她发现了赤诚与爱的力量：1994年汪永晨制作的广播特写《这也是一项希望工程》获得了中国环境新闻一等奖，节目介绍了江苏一所农村小学的师生在艰苦环境中爱护环境保护小鸟的事迹。
能够成为一名记者，可能是汪永晨事业最幸运的一件事情。她可以最快来到第一线，亲身经历大自然的方方面面。媒体生涯中的见闻开启了另一项终身事业：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替自然发声，把自然的美丽与哀愁告诉更多的人们。
1996年，汪永晨与中国环境科学院的金嘉满共同发起了“绿家园志愿者”，成为中国最早的环境NGO之一。此后，汪永晨开始活跃在中国神州大地的各个地方。2006年开始的“江河十年行”每年都记录着中国西南部河流的变化，以及河流旁边居民的变化；“黄河十年行”更专注于母亲黄河的问题，每年一次由媒体记者、专家以及环保志愿者参与，是一项长达十年的黄河考察计划，关注从青海的黄河源头至入海口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环境记者调查”每年召集著名媒体的调查报道记者，就年度环境重大事件进行深度调查和跟踪，反映中国整体环境状况、现实问题以及相关的政策探讨、出路、对策等。
认识故乡的水
在众多环境议题中，汪永晨投入精力最多的还是水的问题。年过半百的汪永晨依然像孩子一样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自然给予她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力量，让她能够在环保的领域中走得更宽更远。长江与黄河被中华儿女称作母亲河，记录了几千年来这片土地上对于水的尊重与感恩。而汪永晨在多年行走中看到的，却是脆弱的三江源头那些正在消融的冰川和干涸的溪流；西南山河被“高山出平湖”的豪情壮志所支配着竖起一座座水电站和一个个水库；东边水乡被各种化工厂排放染成五颜六色、地下水与井水都飘荡着异味⋯⋯
“我见到的，不仅仅是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被破坏，当地的百姓同样苦不堪言，”汪永晨谈起“水”带来的问题时言语中透着伤心。“在西南，老百姓们与山川河流有着传承了几千年的情感和纽带，他们和谐共存，友好对话。可是水电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环境、气候，让他们无法谋生，财产归零，最后被政府安置到别的地方，他们有着一个没有归属感的名字：‘水电移民’。”因为怒江水电站项目而奔走呼号，2004年温家宝总理批示的对大型水电工程的“慎重研究，科学决策”暂停了这个项目，汪永晨就是这样持久地展开了中国“水的保卫战”。
对自己的家乡，汪永晨采取了另外一种更温和的姿态——温和却没有丝毫妥协。北京的地名许多都和水相关：积水潭、三里河、王府井、二道沟⋯⋯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北京逐渐成为了世界上最缺水的城市之一呢？又从什么时候开始，水源成为了城市的敏感话题之一呢？汪永晨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用媒体的视角来关注北京的水——乐水行，行走，行动，认识故乡的水。沿着北京的河流行走，每周都有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志愿者。行走中，汪永晨指着一位正在给参与者们讲解北京五大水系的男孩，“这位小伙子来自咨询公司，他在业余时间关注和钻研环保，成为了乐水行的‘专家’之一”；另一位微笑着分享用水经验的姑娘是保护健康协会健康饮用水专业委员会会长赵飞虹，汪永晨把她介绍给《南方周末》，一场关于自来水饮用的讨论在不久前引起了轩然大波。
了解，见证，写作，记录⋯⋯乐水行活动还设有专门的“小警察”，水的问题被真实地拍摄和记录下来，写成文章、做成节目、放在微博上，让更多的人知道。现在，汪永晨想邀请政府的官员们也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让高层能与市民交流，能够共同面对和解决这些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环境问题。
事实上，汪永晨这么多年学到的绝不仅仅是“一腔热血”，她早已学会站在不同人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情感派，理性派，进步派
在中国的环保界，汪永晨是出了名的“情感派”。这大概源于她身上北方人的强韧执拗和质朴直率，也大概出于一个人对自然更厚重的情感与热血。事实上，汪永晨这么多年学到的绝不仅仅是“一腔热血”。“所有的人都会在工作中出问题，”她说，“但问题是如何从错误和问题中汲取教训，进一步成长。”2005年的世界环境记者年会上曾有人质疑她：你怎么能既是一名记者，又同时是一个环保人士？作为一名记者，会不会因为环保活动而影响到“公平公正”的新闻原则？作
为一名环保人士，会不会因为媒体的限制而影响到专业性？汪永晨以自己多年的实践来一一回应了这些质疑。
她回忆起经由曾子墨的采访与方舟子的对话。方舟子称怒江70%接受采访的老百姓愿意修建水坝；“而我告诉曾子墨，我所采访的老百姓有100%愿意修水坝，因为政府说要修，所以百姓们都答应了。但当我问百姓，知道什么是水坝吗？知道修建之后对环境的影响和你们生活的影响吗？他们都说不知道——你要打假，要从根源打起。”作为媒体人接触到方方面面的声音，汪永晨早就学会了站在不同人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她当然理解许多地方官员们希望发展和摆脱贫穷的心愿，但是她同样也会坚持站在更高更远的地方，为环境、百姓与今后考虑更多。
“有大学生利用学校里的实验室做了一项检测38条河流水质的毕业设计，我们没有花钱做测试。在许多活动中专家的帮助也都是大家自愿的。”在环保众多的喧嚣声中，汪永晨最遗憾的是跟企业打交道比较少，这也是她希望有所突破的瓶颈。“好多企业都有社会责任部，可能也在做着很多事情，比如捐助教育等，可我看到真正支持环境的企业却比较少。”绿家园的“绿色扶贫”项目通过图书义卖方式来帮助贫困地区的小学建立阅览室，为了更好地开展这个项目，环境出版社每出版一千册汪永晨的书，她都会扛着书到处跑，与企业谈合作和义卖问题，让更多的企业真正关注起环境问题是她的另一个心愿。企业之外，她对未来还有新的规划。“我们正在与环保部探讨二手商店的合作方式。是否能到各个小区做二手物资的回收收购与处理，让义卖的资金到西部或者农村发挥作用？”历年去贫穷地区看到受捐地区的电脑、摩托车等物资只要有小小的损坏就无法被再次利用，她兴起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造血”想法：二手物资义卖资金能给贫困地区带来相应的简单科学培训，学电脑、修摩托和更有活力的长期“公益”项目。
这正是汪永晨环保历程的特色：身体力行带动更多的人。“绿家园”的宗旨是“没有口号，没有说教，没有功利，有的只是对自然的一片赤诚”，与她聚在一起的人们拥有的是走进自然的快乐、志同道合的快乐、自我价值实现的快乐。即使头顶一系列光环，依然可以见到她的身影永远与众多志愿者活跃在环保第一线上——“从1988年第一次做关于环境的广播开始，坚持为我所奋斗的事业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环保于我，没有尽头。
横断山脉的忧伤
杨勇 54岁
独立地质探险家；攀枝花横断山研究会。发起第一次长江漂流，有28年地质独立考察经验。
采访：黑塞 摄影：王晓东
Q：一年你大概有多少天在“世界屋脊”上为中国找水？最近几年考察的重点是什么？
A：每年大概有四个月在青藏高原考察，另外大约有四个月在横断山区，主要是围绕冰川、河流水系、湖泊湿地、荒漠化以及气候变化、资源开发对青藏高原基本自然元素的影响进行地毯式追踪考察研究，同时也针对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水源地、工程规划区、受水区以及西北干旱区进行独立调查研究，探究中国水资源问题，寻求破解途径，这些年的足迹遍及青藏高原各个角落。
Q：在青藏高原和横断山区的考察过程中，你们很多时候都选择在冬天，甚至有一年大年三十都在通天河，为什么？
A：为了获得具有代表性的资料，我们选择水文丰枯季节进入江河源区、冰川腹地进行观测，主要是获得那里水文的峰值数据，2007年大年三十，考察队沿着封冻的通天河、雅砻江冰河驱车上千公里，直逼冰川。2010年8月到12月，我们深入藏北内陆，车陷盐湖，身困冰谷，大难不死，但获得了巨大收获。
Q：横断山区的生态情况，近几年通过你们的关注而引起了外界关注？那里的情况如何？
A：2012年12月和2013年春节期间，我们进入怒江、澜沧江、雅砻江和金沙江，进一步看到了我国河流最密集、水资源最丰富的横断山地区在水电、矿业大开发中面临的诸多严峻问题，从西南四年连旱到频繁的地震活动，从无序矿山开采到没有监管的肆意排放，从满目疮痍的地质灾害到烟尘四起的水电站工地，以发展的名义，在利益驱动下，人类对大自然的无知无情，在这个区域已经达到极致，这是在自掘坟墓。
Q：据称，攀枝花的一个煤焦油项目就选址在城市上游的金沙江畔，具体情况怎样？
A：这个项目为年产四十万吨煤焦油精细化工及年产十二万吨特种炭黑项目。主要生产酚类、萘、改质沥青、粗苯、炭黑油、燃料油等产品。该项目一期投资七亿元，二期投资十亿元，项目落户位于攀枝花市金沙江上游西区格里坪镇。
Q：环保组织调查后发现，如这个项目实施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尤其是在生态方面。
A：通过调查，该项目存在以下问题值得政府环保部门重视：1.攀枝花煤焦油化工项目在市区金沙江水源地上游和城镇居民聚居地，下游市区分布着十个取水点，该项目违反国家和地方水源保护法，对市区和长江上游水环境构成威胁；2.该项目在环评还未评审通过的情况下，冒然征用农民耕地、强行拆迁农民房屋，进场平地，引起百姓不满；3.目前完成的项目环评演变为12万吨/年，40万吨/年煤焦油精细化工项目整体环评不见踪影，这是为了避重就轻，掩人耳目，不能反映项目整体的环境影响和危害；4.该项目环评公众参与部分涉嫌造假，瞒天过海，欺骗公众。
Q：金沙江作为整个长江水生态的作用是什么，遭受如此巨大的破坏，会有什么后果？
A：作为我国众多江河发源地和众多江河奔流的横断山区，巨大山系发祥地的青藏高原，它的自然环境状况直接维系着我国的生态平衡和安危，甚至它是地球环境的神经枢纽。它不断加剧的环境演变、地质活动、无序开发是金沙江、怒江、澜沧江、黄河等江河生态退化、地质灾害频发的重要因素，这一趋势如果继续发展下去，这些河流的自然功能将会消失怠尽，水资源矛盾更加突出。
Q：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水塔”，世界水资源“中枢系统”，目前它遭遇的危机是什么？
A：亚洲、欧洲大陆东部的主要内外流河和内流区均发源于青藏高原上的山系冰川，它们共同构成了地球上一系列江河发源高地。青藏高原是世界上多条大河源头汇聚的地方，如喜马拉雅山脉发源的雅鲁藏布江、恒河、印度河等，唐古拉山脉发源的长江、澜沧江、怒江、扎加臧布等，昆仑山脉发源的黄河、柴达木河、那陵格勒河、塔里木河等，喀喇昆仑山脉发源的锡尔河、喷赤河、巴颜喀拉山脉发源的雅砻江、大渡河等。这种大河共源现象在地球上极为罕见。这些河流集水来
自于青藏高原山脉的冰川和湿地，同时这里又是极其脆弱的自然环境区域，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尤为敏感。青藏高原一般海拔高度为4000—5000米，岭谷高差为110米（雅鲁藏布江峡谷出口）—8843米（珠穆朗玛峰）。正因如此，青藏高原是地球上重要的储水和分水高地，它直接维系着地球上一千多万平方公里陆地和十多亿人口的生息安危，其大气环流形成的季风气候对全球影响更大。
牛奶包装盒的生命缅
任恺 34岁
利乐中国资深环境工程师。2006年加入利乐，2010年开始投入垃圾分类项目。
采访、撰文：文晶 摄影：王晓东
鑫宏鹏造纸厂位于北京房山区周口店，由于刚引进了铝塑分离的技术、工厂扩建，回收来的牛奶包装盒，一大摞一大摞的堆积着，把整个厂区搞成了垃圾场，如果没人回收这些牛奶盒，它们就和普通垃圾一样被填埋，谁会在乎呢？
的确，多数人都不会在乎。事实上，由75%纸浆、25%塑料和5%铝构成的无菌复合牛奶盒，经过水力碎浆和铝塑分离的技术，不仅可以重新提炼出纸浆，用于纸张生产，还可以将里面的铝和塑料完全分离出来，再次用于工业生产。作为利乐中国的资深环境工程师，任恺和其所在团队的责任就是推动牛奶纸盒的再生利用。
十年前，这支环保团队主要是单线推动牛奶盒的回收，通过向回收业者和再生业者提供信息和技术支持来拉动形成这个链条，显然这样的做法成本高、效率低。只有引入垃圾分类和管理的概念，在垃圾回收和运输这些链条前端下功夫，才能水涨船高，提高效率。从2010年开始，任恺的工作重心就转到了垃圾分类项目，包括和政府部门合作，推动垃圾管理体系的建立；进入社区、学校，向大众传输垃圾分类的知识；联系回收公司设置分拣中心；寻找合作伙伴，对废弃牛奶包装进行最后的再生利用。这并不容易，因为中国没有垃圾管理体系，每个城市又使用不同的分类标准。即使居民自觉将垃圾分类，最后运输时，所有垃圾又混在了一起。这几年任恺摸索出来的经验是，找人做专一经营很困难，最重要的还是垃圾分类的观念培养和整个体系的建设，这完全超出了企业的能力范围。任恺说，“公司并不做再生利用的业务，也完全不参与这方面的经营，我们信奉产品生命周期的概念，只要是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就要尽最大努力减少它的碳足迹。”
2012年，利乐中国的环保团队共回收11万3千多吨，约113亿个牛奶饮料包装盒，占废弃牛奶饮料盒的20-25%。目前，像鑫宏鹏纸业这样的合作伙伴，在全国范围内有11家。任恺相信，“一个事物的再生利用，可以形成一个产业链，产业链成型之前会非常困难，我们希望做一些典型案例，让其他企业、政府和民众一起参与进来。”
城市环境变化的见证人
林利飞和他的团队
上海爱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左四）
撰文：张淑芳 摄影：肖南
蜘蛛人”不仅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变迁，让现代化的玻璃墙建筑更加洁净节能，还切身体会到了：10年间，夏日作业时的补水从每小时一次增加为半小时一次，一年清洗两次玻璃外墙变成了半年两次，这些城市环境恶化的讯号，让林利飞不知该喜该忧。
林利飞指着上海体育馆玻璃幕墙外吊绳清洁的几个工人说：“现在在上海，这样的‘蜘蛛人’已经有几万！如果算上家装行业的玻璃清洗工，就超过十万了！”
林利飞入行已有十二年，他不仅见证了这个城市现代化足迹的变迁，更见证了这个城市环境的变化。早年间，玻璃一般一年洗两次，现在一个季度就会觉得玻璃外观没有光泽，室内怎么擦也擦不干净。
每天需要在室外作业达八小时的“蜘蛛人”对温度体会更深。十年前的上海，夏天的灼热还能忍受。只要不在正午太阳直射下，并不影响“蜘蛛人”干活。现在的夏天，他们需要休息的时间越来越多，即使没有直射也像蒸桑拿一般，有种难以忍受的灼热感。夏日作业需要补充水分的时间也由当初的每小时一次变为现在的半小时一次。
常年的暴晒让“蜘蛛人”的皮肤黝黑，对温度的感受也更为敏锐。膜放到玻璃上瞬间的阴凉，都会让他们的感觉略微好些。而这就是贴膜的重要意义——阻隔室外温度，提高室内空调使用率。据测算，同样条件的两个房间，由贴膜降低的室温达5-8度。
除了环保之外，贴膜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安全。玻璃幕墙是一种危险的建筑方式，随着地壳运动，建筑结构会有沉降。而玻璃没有延伸性，在某个点受力过大，就会掉落。玻璃幕墙使用越久，掉落的危险也就越大。贴上“安全防爆膜”可使玻璃即使碎裂，也不会掉落玻璃渣。
目前，玻璃贴膜很少用在家装领域，尽管在国外很流行，但国内普通家庭环保意识的薄弱，使得家装玻璃贴膜多以外籍人士为主。与工装市场一样，贴膜可以减少家庭能耗，是一种环保选择。
夏日作业时的补水从每小时一次增加为半小时一次，一年清洗两次玻璃外墙变成了半年两次，这些城市环境恶化的讯号，让林利飞不知该喜该忧。
口罩的必要性
赵丹青 39岁
中国抗菌协会副会长，康纶纤维董事长。
采访、撰文：小渔 摄影：王晓东
也许当你再见到PM2.5，它已经改名为“细颗粒物”。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对此命名研究并广泛征求意见，但不论改不改名，PM2.5总在那里。两会期间，沙尘雾霾天气再一次侵袭全国大范围地区，“你认为雾霾天怎么治？”几乎成为每位代表委员都会被问及的问题，PM2.5已然成为中国全民热议的公敌之一。
也正是在两会期间，天安门的部分警察戴上绿盾口罩执行公务。负责研发这一口罩的康纶纤维企业董事长赵丹青，看到央视新闻官微发的这一“向雾霾天戴口罩坚持岗位的首都警察致敬”的微博时，转发截图道：“央视新闻都报道了，今天我终于可以解密了：北京市公安局从市场所有口罩产品中筛选，最终选中绿盾，向康纶纤维采购十万多只绿盾口罩，装备首都警察，首批供天安门地区保卫两会的一线干警。”末了，来了句“致敬！”
采访当天，赵丹青不断接到订单的电话，放下电话，他却说，“这是顺便就做了的生意。公司最初并不是生产口罩的，抗菌纤维技术才是我们主要的研发成果，微滤也是近几年我们的研发团队开发的新技术。去年的环境问题让我们看到了口罩市场的空白，发现把我们擅长的两样技术结合起来刚好就能做成一款口罩。”
据他介绍，绿盾PM2.5口罩采用两项专利技术：微滤过滤技术和康纶抗菌技术，可有效抵御细菌和细微颗粒物。绿盾PM2.5口罩在中间层放入微滤滤片，滤片经美国NELSON实验室检测，能够有效过滤PM2.5空气颗粒，过滤效果高达99%。并且这种滤材使过滤器的压差比传统过滤器降低20至40倍。另外，口罩的面料采用能够同时有效抵抗三大“超级细菌”的康纶面料。
一聊到技术，赵丹青口若悬河。实际上，他并非技术出身，1994年从公务员的岗位辞职后就进入外贸纺织公司，没隔几年来到上海，“2000年那时候正好英特网经济盛行，特别是股市上面英特网的概念非常火爆，当时我就想可以把中国纺织品出口跟英特网联系起来，就注册了一个域名，请朋友兼职做了一个网站。”依靠这个“很简陋的网站”，赵丹青把当时中国能出口的纺织品布料的规格全部整理成表格放到上面，“国外的客户看到这个网站和域名还以为是个很大的公司，
上面品种齐全，第二天就收到客户询问。”赵丹青很兴奋，便跟老板提出辞职，开始了自己通过英特网接单做外贸的历程。这个网站算是赵丹青创业的起点，而后才慢慢在商海里摸索出自己的核心科技技术——“抗菌纤维技术”以及其他专利。
如今，绿盾PM2.5随着PM2.5“火”了，赵丹青却说，“我希望这是一个尽早消失的品牌。目前是中国经济的转型期，什么都可以等，但是老百姓的呼吸不能等。”
赵丹青除了与口罩经销商、代理商谈合作，还将自己的产品捐献给自然之友等公益组织，将绿盾口罩能够传递到在户外工作需要对抗恶劣空气的人身上。他以英国伦敦1952年烟雾事件和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为例，希望历史悲剧不要重演，因为，呼吸健康的空气不应成为一种奢望。
污水处理
黄学军 45岁
河北永益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长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撰文：许婧 摄影：肖南 感谢：儒星工作室
黄学军原本的身份其实和环保并没有太大关系：作为上海长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他并购位于河北省的这家生态企业也才仅仅两年。这一跨行业的投资举动在旁人眼里或许具有玩票的性质，但在黄学军心中却有着不一样的分量。
“这里面并没有太多刻意的因素。”黄学军坦言，“一直以来我都特别关注环保，现在正式进入这个行业也算是水到渠成。”他曾经在西门子工作过十年，常常有机会到世界各地出差，国外先进的环保理念和蓝天碧日的生活环境深深触动了他。后来他进入复旦大学攻读MBA，就是在那时萌生了创业的念头——没想到以信息技术起家、却如命中注定般步入了环保这个行业。
黄学军接手的河北永益生态环境工程公司是2001年成立的，在污水处理的技术设备领域堪称“领头羊”。但细心的黄学军在刚接触永益时却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如此领先的行业技术，却没有为公司带来相应的效益回报？经过长达一年的全面考察，他终于找到了答案：“企业在运营管理上存在巨大漏洞，只是投入成本和卖出设备，但却缺乏后期的维护跟进，因此也不能帮助客户真正实现可持续的污水处理。”
虽然进入这个行业的时间并不长，但黄学军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也成为他发展永益的重要策略：“国家对污水治理已经投入了足够的资金、硬件设施，但效果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就在于后期的服务运营不到位，而这正是永益未来的优势所在。”
就这样，黄学军收购永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产业转移：当然不是摒弃污水治理这个他热爱并看好的行业，而是发挥公司原有的技术和硬件优势、将重心放到后期的管理运营上。
两年来，最让黄学军欣慰的并不是企业利润的增长，而是更多的公司、更多的地方因为他们的努力变得更环保。“我们曾经以这样的方式帮助过一家山西的企业。”黄学军回忆道，“它本来有大量的生产污水得不到及时处理，在我们对其进行恰当的技术投入、同时协助其有效运营之后，这家企业不仅自己变得非常‘生态’，与周边环境的关系也更和谐了。”
黄学军自己就是一个很热爱大自然的人，他的办公室里总少不了几盆花花草草。看上去文质彬彬的他，每每谈及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总会痛心疾首，言辞中充满了“痛定思痛”这样激烈的字眼。或许正是这份对环保的热情也在不知不觉中感染了家人，他五岁的儿子早已养成了把喝完的矿泉水瓶带回家的习惯。“就算仅仅是为了孩子，让他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美好的世界，我也会在这个行业坚持到底。”黄学军说。
Q：如今的永益已实现了成功转型，今后还有怎样的发展目标？
A：转型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专业化”会成为我们的发展方向，持续性的战略是寻求到更多合作伙伴，实现互惠互赢。
Q：你如何看污水处理领域的发展前景？
A：污水治理行业完全可以被单独看待，它本身就是一个产业链，具有完善的发展潜力与空间。比如我们以后可能会主攻“中水回用”领域，精耕细作，把更多空白留给后来者。
Q：环保企业和其他企业相比有什么共性和个性？
A：二者的共性就在于尽一切努力实现企业的长远有序发展；而环保企业的个性则在于它背负了更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和个人是一样的：在成为一名企业家之前，每个人都有社会人的角色；而一旦你拥有了资源和能力，就要担负起相应的责任。
Q：目前环保企业还存在哪些困难？
A：首先，部分地方政府的监管力度不够，导致企业有空子可钻；其次，环保市场的无序、不规范也是一大瓶颈。还有很多环保企业为了节省成本，只是将硬件设备作为摆设，并不投入运营；当然，专业的运营人才欠缺也是困难之一。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必须污染企业、环保企业和国家三方共同治理，同时还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环保创意传播：张宁，公益领域创新研发机构创艺家创办人。在城市中，为环保做研发创意，将低碳环保知识蕴含到桌游、漫画、书籍等内容中，再通过学校、环保组织等传播给更多人。在自然中，修复湖泊湿地的动植物，保护生物多样性；推广有机农业技术，促使渔民村民接受更为友好生态的工作方式。
净水器：瞿建国，开能集团董事长。在我们面临的三大环境问题中，只有水资源问题是可以依靠自己力量进行改善的。仅关注水安全的重大事件是不够的，水源问题是健康之本，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命质量。
沉重的奔跑：钟峪，绿色和平（东亚）资深行动统筹。39岁，在京生活九年。在2012年11月北京马拉松比赛中，她背着PM2.5个体采样器“机器肺”跑完全程，成为空气质量检测的先锋。“少悲情，多积极。少抱怨，多行动。少指责，多合作”，冲在环保第一线的她永远有自己的奔跑原则。
PM2.5自测：方军杰，34岁，公司小业主，2000年5月来京。从2011年冬天开始，方军杰成为民间组织“我为祖国测空气”的一名志愿者，使用ld-6s仪器检测PM2.5指数，以真正了解现实空气污染的程度。有了两年的检测经验，他现在已经可以不依靠仪器就能估摸出PM2.5数值，但作为一个科学爱好者，他表示会继续测试。
反现代生活的两个样本
购物清单越来越长，欲望添砖加瓦，建立起物质的城堡，似乎就能来抵御自我内在的紧张。娴熟的四则运算，到今天已经只记得加法。必须做好加法，因为多就是安全，索取就是美德，而我们又那么害怕失去——如果失去了舒适的抽水马桶和大尺寸背投电视，失去了年假和房贷，失去了信用卡和微博，失去了从几千公里外买来的奶粉和飞往几千公里之外的机票……在抽掉了所有这一切之后，我们的生活还剩下什么？会不会就此显得苍白，甚至成了一具空壳？
所以，在城市里翻滚，我们满腹怨言却又任劳任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无法那么清晰地分出生活的内核和表里，便不得不忍受它的全部。我们大口大口地呼吸有质感的空气，小心翼翼地喝下成份复杂的水，吃下各种化学方程式，任由狗血剧逗弄得又哭又笑疯疯癫癫。而这一切的发生，偏偏是因为建立美好生活的单纯愿望。谁也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目的如何就已被手段殖民。
既然堵满车的城市永远不会变成田园牧歌式的家园，我们转而希望现代生活的鞭子不那么凌厉，而只是轻轻柔柔地缠在身上。我们羡慕所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以此寄托逃逸的愿望。在中国最北端大兴安岭的深山里，我们遇见了几个固执的鄂温克族人，他们放弃城市生活回返山林的勇气令人佩服；我们又在与天相接的辽阔雪原上看到了半野生的马群，然后找到了它们的主人，冰原牧马人古老的生存智慧也令人叹服。
即便如此，我们在观看这些与现代社会截然不同的生活形态时，也依然带去了城市的玻璃幕墙。我们躲在幕墙后，一边默念着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边嚼着爆米花，一边做着归隐林泉的白日梦一边庸庸碌碌地发胖。有时候悲从中来，更多时候沾沾自喜。
摄影：肖南采访、撰文：马俊
大兴安岭 回返深林的鄂温克猎人
索玉兰一家
从大兴安岭的深处开出来一列火车，起初谁也没有听见，只是一只雪鸮从头顶掠了过去，驯鹿们抬起了头。那是一列装满了原木的货车，木头都有半人高的直径、上百年的树龄。那会儿白彦波正在他的小木屋门口劈柴，碗口粗细的松木柴火，码得整整齐齐。看上去就算老白烧一个冬天的柴火，也抵不上那列火车的九牛一毛。“只要不往外运，我烧的这点柴火，大兴安岭还负担得起”，这是老白朴素的观点。
火车走远了，老白回过头来又说，现在的驯鹿都不敢跑远了，因为总过火车。他也不敢让驯鹿靠近铁路，怕被撞死了也没处赔。所以以前按照传统都放养在山里的驯鹿群，现在改成了半圈养。
改成半圈养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缴枪不杀”。所谓“缴枪”，就是政府让所有的人家都把猎枪上缴了。一方面是为了“不杀”，保护野生动物，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这些猎户都搬出山去，定居下来。现在，方圆几十公里的山里，只剩下了八九户人家和几百头驯鹿，而猞猁和熊的家族却日渐兴旺起来。数量多起来的猛兽，面对的是人数减少还没有了武装的猎户，驯鹿的安全就成了问题。去年，老白家一大八小九条鹿命，就断送在了一头猞猁的爪下。将近十万块的损失。老白虽然对于各种枪械都了如指掌且自诩枪法神准，却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半圈养就显出了好处。
每天早上天亮把鹿群撒出去，知道它们往哪走，到了附近哪个山坳里，傍晚就去吆喝回来。关上圈门，四个方位各有一条猛犬镇守，当中还有一条四处巡逻，猛兽们不敢靠近。
建造这间小木屋的时候，老白选择了一块宝地。背着山麓，朝着阳光。被称作“中国冷极”的根河市区保守估计已经零下五十二度——因为温度计最低只有零下五十二，那时节山里反而不那么冷。山沟纵横、树林茂密，替老白挡住了北来的寒风。出门走五百米就有一条公路，两百米外有一处水源。湖面结了冻，间或鼓出几个冰泡泡。敲开薄薄的冰，温泉水就汩了出来。
活不忙的时候老白爱出去溜达，他管这叫做“找路”。周边十多个山头，他已经了如指掌，越这样越想走得更深远一些。带上两个打火机，保险起见再拿盒火柴，刀不离身，进山就能待上好几天。草木丰盛的时节，到处都是水果和蘑菇，就连花花草草揪下一把也能管饱。能看见的野物太多了，松鸡、狍子、麂子……暂时还没遇见过熊，但老白认为最好还是别遇见那家伙。
眼下隆冬，老白的活动范围严重压缩了。天刚刚亮，鹿群一出去，他就开始闲得发慌。儿子在城里开了学，妻子索玉兰就下山照顾儿子去了。这么大的山里，就他一个人，一天都说不上一句话。
好在老白是个巧手，他用桦树的皮做各种小盒子，装烟卷、装茶叶，装什么都可以。每天做一个，回根河城里的时候就带上。等兴安岭开了山，蜂拥而至的游客们就会毫不吝啬地买下这些拙朴的工艺品。一年下来，老白就有一笔不小的收入。有人给老白支招，这种桦树皮工艺品既然好销，不如招几个工人扩大生产。问题是扩大生产需要更多的原材料，那也就意味着得去林子里砍不少桦树。老白思虑了一下，觉得不妥也就没采纳。
驯鹿的角每年分一个叉。驯鹿角分了十五个叉，老白在山里住了十五年。每年至少都要待上九个月，偶尔才回一次城。其实，说回城不如说是回家。山里的这一间小木屋到底简陋了些，要什么没什么，而有老婆孩子的地方才叫家。
老白的家是一幢三层小洋楼，铺着地转，有盘旋而上的木头楼梯，通了暖气，有抽油烟机，有电脑，怎么样也比山里住得舒服，不知道为什么老白还乐意待在山里。不光是他，索玉兰也说，要不是为了孩子上学，她真不愿意住在城里。但城里有电脑，能上网打游戏，他们十多岁的儿子已经不愿意进山了。
老白回家的时候，索国光就要进山替换他照顾鹿群。索国光是老白的妻弟。和已经“鄂温克化”的汉族姐夫老白不同，索国光从小在山林里长大，每天住“土摞子”，每年跟老一辈人进山打猎，是真正的鄂温克使鹿部落猎手。据说他曾经揣把刀子只身进山，两天后扛回来一头狍子。狍子跑得比人快多了，问他怎么做到的，他神秘地笑笑，“这是鄂温克族的秘密，可不能告诉你”。
即使在城里已经生活了多年，索国光的眼睛依然闪着野性，黑白分明精光四射，像是狼。这个鄂温克小伙子以使鹿部落猎手自居，却又声明他的族人从未滥杀。
每年9月，野兽已在抓膘，老弱病残者正待淘换，这才是鄂温克打猎的季节。索国光和他的同伴这时节就轻装出发了。随身只带一块皮子一块毯子，带上一口小锅，全部东西加起来不超过20斤。赶着驯鹿群，带着猎狗，这一去短则半个月，多则一个多月。
运气不好的时候，好多天都遇不上像样的猎物。随身带着的干粮眼看就要吃完，这时候也已经来不及折返。猎人都知道一个地方，它距离进山口一百多公里远，在传统狩猎路线必经的位置。那里有一棵大树，树杈上搭建着一座窝棚，里面放着食物。索国光不记得这个猎仓已经存在了多久，12岁第一次进山的时候，猎仓就在。深山里的猎户路过此地都可以随意取用，打到猎物了再补充一点进去。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但多数时候不会空手而归。回家的时候，驯鹿背上总是驼满猎物，足够他们过一个漫长的冬天。因为对于山林和野兽，没有他们不知道的秘密。
什么沟塘里有什么野物，他们都知道。春天里小河套水泛得快，最先长出绿草，食草的动物都聚在那里；秋天里沟塘密集的地方容易捕食，百兽杂处；猞猁都在山的坡地上活动，而狼像是流浪汉一样四处奔走巡视领地⋯⋯每年猎杀什么物种也有讲究。今年猞猁猖獗了，追踪猛兽就以猞猁为主。若是狼多了，今年便主要打狼。打得多了一些，却不会杀绝。一年四季，母兽不是怀胎就是带崽，通常都不在射杀之列。只有到了冬天，才是众生平等，均可猎取。
这些规则，让人想起因纽特人的狩猎配额——它被视作现代社会和古老传统之间达成契合的典范。而鄂温克的这些狩猎传统没有诉诸文字，也没有谁强行规定，它是鄂温克人几千年自我总结出的与山林的相处之道。而其核心，其实就是敬畏。
索玉兰说，鄂温克人最敬畏两种动物。第一位的是熊。这种兴安岭地区最强大的动物，早期曾是鄂温克族的部落图腾。很久以后他们才开始猎熊。但在开始分食熊肉之前，必须有一套复杂的仪式，核心部分是模仿乌鸦的叫声。熊肉明明是人吃了，却嫁祸给了乌鸦，以此逃避惩罚。难怪他们敬畏的另一种动物便是乌鸦。乌鸦是绝对不能猎杀的，它心机深沉有仇必报。一群乌鸦当中只要逃走了一只，它就会带来真正的厄运。它会故意发出错误的信号，把跟随它追踪猎物的狼群引来此地，掀起一场腥风血雨。或者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它会向头鹿进谗，把几十只跟着头鹿迁移的驯鹿群都骗得不知所踪。
现在，没有了枪，离开了山林。这些记忆都加速变黄变脆。索玉兰希望儿子将来有出息，读大学，但也希望他读完大学再回到山里养鹿。很可能这是一对矛盾的愿望。城市化大军压境，在从山里搬进城里之后，越来越多的下一代已经不知道熊其实被称作“奥第卡纳”，乌鸦的名字叫做“奥力”。由古代通古斯语变化而来的民族语言，到了下一代大概就没人能讲了。也许几十年后，他们的牙齿也会和今天的城市人一样咬不动坚硬的鹿肉干，他们吃鲜血淋漓的生鹿肝时也会觉得难以下咽。他们可能也不再理解长调音乐里有挽辔缓行的情境，从短调里也听不到急促的马蹄声。但这些挽歌式的惆怅，对不可逆转的现代生活趋势不能构成丝毫阻挡。
索国光近期出了一趟远门，他去黑龙江带回了一个年轻的姑娘。他30岁了，在本地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因为他们的民族，已经只剩下243口人。在根河敖乡，最后的62户鄂温克人家，住在62幢克隆了北欧风的三层别墅里。这种建筑样式，据说是参照了北欧萨米族的风格——那也是一个驯养驯鹿的民族，同样人口稀少。在大门口，有定居点的售票处和鄂温克的民俗博物馆。这个族群最后的243人的生活，就成了每天上演的活生生的展览。老白不喜欢这样，很多鄂温克都不喜欢。但是在离开了养驯鹿和打猎的生活方式之后，这些山林里的好手在城市里有些茫然无措。“现在很多人都在吃低保。”索国光说。他们在林子里的那间小木屋，如此看来其实是一座必将沦陷之前的堡垒。
这个族群已经只剩下最后的243人。在离开了养驯鹿和打猎的生活方式之后，这些山林里的好手在城市里有些茫然无措。于是，老白一家选择回返深林，驯养驯鹿。
每年有至少九个月的时间，白彦波独自住在大兴安岭深处的小木屋里。鄂温克部落的大多数猎户已经被迁进了城里，只有少数人家还顽固地守在山林里，过着与驯鹿为伴的传统生活。鄂温克人没有把自己当成山林的征服者，而只是寄居者。即使对驯鹿也不以主宰者自居，倒更像是同行者。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不多，向山林索取的也就不多，占有的心也就不重。最后的62户鄂温克人家，住在根河敖乡的定居点里。每户人家都是三层别墅，这种建筑样式参照了北欧萨米族的风格——那也是一个驯养驯鹿的民族，同样人口稀少。
额尔古纳 草原上最风流的牧马人
张国友
“听说，驯马的汉子是草原上最风流的男人？”
“嘿嘿，”三哥闻言一乐，一把提起缰绳，马立刻原地打了个圈，然后才撂下一句，“老喽！”言毕，马一下子窜了出去，在半米深的雪地上掀起一阵白烟，转瞬百米开外。三哥把背挺得很直，勒马的动作也特意潇洒了几分。
三哥没有统计过自己的风流史，就像没有计算过这些年一共驯服过多少马匹一样。骄傲还是骄傲的，得意还是得意的，但既然“老喽”，“还说这些干啥？”但换个立场来想，三哥可能已经不记得曾经驯服过的某一马匹，但它会永远记得三哥。正是这个人，在荒野的马群里偏偏套中了它，第一次薅住了它的鬃毛，第一次翻身爬上了它的背脊，第一次让它感受到了入侵者的真实和被役使的屈辱。它暴跳如雷，它狂躁不安，它又蹦又蹶，它猛烈地冲刺，但各种反抗都注定失败，只会让这个强悍的暴徒更加兴奋。当它已经满身汗水、再也折腾不动时，暴徒依然稳稳当当骑在它的背上。这时候，它的命运便已经败北，暴徒变成了胜利的骑手。这时候他会忽然变得温柔起来，俯下身子抚弄几下，拍打几下，既是一种宽慰，也像是订立了契约。从此，这匹原本只为旷野奔跑的马，将臣服并依恋这个驯服了它的骑手。
三哥开始骑马的时候只有八岁，人还没到马背高。村里有人把马拴在树桩上就走开了，三哥一见迅速搬来了小板凳，踩着板凳够着了马背。马没把这小家伙放在眼里，没跑几步就把他颠下去了。三哥爬起来拍拍屁股，继续撵着马跑。摔的次数多了以后，就骑稳了。一骑就是四十多年，被大家称作“铁屁股”。铁屁股骑马“跑不颠”，一碗水端在手里都不会洒出来。这不光是赞扬三哥的骑术高明，还说明他的马好，三哥驯马有方。
2010年的时候，呼伦贝尔草原上组织了一次万马奔腾。所谓“万马奔腾”，就是真的找来了一万匹马，在草原上跑了一圈。其实如今要凑齐一万匹马，已经很不容易了。呼伦贝尔草原上早已在畜牧业转型，额尔古纳下属的这个农场生产队里家家户户都已经改养了奶牛。
从经济上来说，养牛赚钱。一头牛能卖一万多块，养个二三十头牛，每年就能赚二十万，这收入远超城市里西装革履的白领。而且“不辛苦，只是每天都有那么点事情要干”。每年出奶超过二十吨的人家，牛奶公司还给各种奖励。而一匹马现在只能卖七八千，除了肉马每年都能卖，善于奔跑的马几年才能卖出一两匹。大家都不再放牧，也就不再需要马匹了。即便这样，三哥还守着他的四十多匹马。“只会养马，不爱养牛。”三哥说。于是，生产队里唯一还在养马的三哥就显得有点落伍，他的马群在冬天的雪原里也显得颇为寂寥。
三哥这会儿并不知道他的马在哪里。马群一年四季都在广大的草原上游荡。它们固然是属于三哥的财产，但三哥并非随时能够取用。上个星期三哥出去找过一次马，几天过去了，这些马有可能在方圆几里之内，也可能到了上百公里之外。
这样牧马的最大好处就是省钱。一匹马的食量抵得上两头奶牛，一个冬天下来，这四十匹马能给三哥省下几万块钱的草料。想当年蒙古铁骑出征，随身的粮草并不多带。农耕民族打仗最感头疼的军马的消耗，困扰不了蒙古骑兵。行军之路也就是放牧之路，这一走便是三万里。
那些远征的军马的后裔现在就在冰原上。它们成年累月放在野外也不会丢失，只要马群里有一匹好儿马。三哥有一匹儿马，单枪匹马就能镇住整个马群。但这匹儿马丢了，是借给朋友骑出去弄丢的。虽然人家赔了钱，但千金易得，儿马难求，三哥还是不太高兴。
“那马，那脖子、那尾巴⋯⋯”看一匹马的好坏，就看腿是不是结实，脖子是不是细长，腰身是不是苗条，尾巴甩起来是不是协调。就跟看女人的身材好坏一个道理。一大群马放在外面，三哥只要走过去看一眼，谁该去拉套车，谁该留着骑，谁该卖给人家当儿马，谁到了年底直接卖给屠夫，心里马上就有了一本谱。
“到了一年半儿马就必须换，不然全是近亲结婚”，到了三月底开春把马群圈回来一看，出来的小马驹全拖拖沓沓不成样子，“清一色拉车的家伙”。但这些年养马的人家少了，著名的三河马种群已经有些退化。近期有朋友花八十万巨资买了一匹汗血宝马，三哥求了半天，人家答应今年给配个种，条件是两瓶茅台。“别说两瓶，就是三五瓶也行。”三哥说，“人家那是宝马，比宝马车都贵。”
出门找马的时候，三哥从圈里牵出了一匹专供他骑乘的马，带上了套马杆。其实现在是冬天，还没到套马的时候，拿上套马杆是为了更上照。的确，在平地上貌不惊人的三哥上了马，执着套马杆，一下子就显得英姿飒爽了起来。
三哥骑马是骣骑，也就是不配鞍具，只上嚼子和缰绳。一出院门，村里四处闲逛的两头猪和几条狗都自觉让道，三哥抬起头来看看天。
马群不知道具体方位，但有规律可循。出门找马看天气。如果刮大风，就顺着风走。马不愿在沿途留下气味，所以都在下风口。如果是夏天，风也不大，马就喜欢顶着风走，请风帮忙吹掉蚊虫。现在是冬天，最大的一场雪已经落下，这一天也没有起风。这时候，三哥就得边走边看马粪了。
路上积雪有半米深，汽车根本追不上他。三哥骑在马上，时时要停下来等会儿。这时候就显出了马匹的优越性，三哥的脸上就有了得意。就算在牧区，大家现在也都是骑着摩托车出门了。但到了冬天，或者夏天河流涨水的时候，“还是骑马管用”。
这一天，三哥的马群并没有走远。它们就在离村子几公里远的地方。大地一片苍茫，稍稍隆起的那些山坡，在纯白无瑕的天地间勾勒出几条若有若无的边线。那些马眼睑下垂，如同入定。时间的沙漏似乎就这样停住了。但三哥已经老了，牧马人都老了。那达慕大会上的驯马表演已经只是表演。再强健的马匹也都是血肉之躯，畜力的时代已经过去。
被驯服的马将会永远记得三哥。但三哥已经老了，牧马人都老了。那达慕大会上的驯马表演已经只是表演。再强健的马匹也都是血肉之躯，畜力的时代已经过去。
三哥从小与马为伴，至今逾四十年，在当地有“铁屁股”之誉。骑马、牧马和驯马，集三项技能于一身的养马人，曾经在草原上最受女人垂青。但三哥说他老了，所有的牧马人都老了。畜力时代已经结束，马匹不再是原野的核心。整个冬天，三哥那半野生的几十匹马都在雪野上游荡。除了装备了套马杆的三哥，谁也无法接近。马群越来越稀少，因为奶牛已经成了牧民的新宠。三哥现在是村子里唯一还在养马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