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往三亚的东北人

每年,有将近20万东北人候鸟般向南飞行,来到三亚这个中国唯一的热带城市。这场迁徙从何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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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尔滨和三亚,可以看到两条截然不同的地平线,一条灰,一条蓝。

每年,有将近20万东北人候鸟般向南飞行,来到三亚这个中国唯一的热带城市。而根据2014年底的统计,三亚市的常住人口也仅74万。除了异地养老,络绎不绝的东北来客也逐渐填充进三亚的各行各业,以至于三亚有了一种流传甚广的戏称—黑龙江省三亚市。

这个中国唯一的国际旅游岛,在极短时间里一切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处事法则却依然保持着相对的简单透明。穿越大半个中国而来的东北老少在三亚机场的更衣处脱下棉衣棉鞋,卸下老家错综的人际关系,换上T 恤和夹脚拖鞋,在迎来碧海蓝天的同时,也把在东北老家享受不到的地区发展红利攥在了手中。

三亚有很多个“东北宾馆”

坐落在三亚第一市场附近的东北宾馆像是个谜一样的存在。大楼几度转手,早已不接待四方来客,变成了长期租客和小饭店的地盘。多年不变的是房门上的黄铜门牌,上世纪90年代招待所的风格,还有天台上斑驳的“东北宾馆”四个大字,像一部老电影的片头题字。

是我们的摄影师东哥带着我们找到了它。其间,我们穿过了无数个摆放椰子和榴莲的摊头。东哥是住在北京的东北汉子,加上这次采访他来过四次三亚。据说,这样的频率对东北人而言很正常。

东北宾馆为何叫东北宾馆?和东北有着怎样的联系?大楼几经转手,已经没人知道答案。楼梯的每个转角处都有半米多高,凝固已久的深红色印迹,像有个恶作剧的男人,对着墙角撒了泡带血的尿。槟榔小贩的叫卖从窗口传入,提醒我们,这只是槟榔的痕迹——第一市场有不少做餐饮和小商品买卖的海南人,他们正是这里的主要租客。

东北宾馆里没有东北人。东北人都喜欢住在公寓里。比如宾馆现在的主人于多,他来自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县城,给一个房产开发商干工程,手下有一帮东北兄弟。于多从一个湖南人手里买到这栋楼之后就不常来了,一切交给管理员打理。他只在一年中的某个固定的日子来兜一圈,然后立刻回家——位于三亚主干道边上,由央企开发的高端楼盘,有专用的游泳池和花园,是三亚的“地王”之一。

三亚的新楼盘以小户型为主,定位再高端,也会设计出50平米左右的一居室,适合随时需要迁徙的住户们。尤其在三亚湾这种地段,公寓楼高耸而密集,全部面朝大海,像一座绵延的巨型蜂巢。到了冬天,中午的日头依然炙热。于是,巢中的居民只在早晚出没,游泳,摸螃蟹,在椰林树影的广场上扭秧歌。每到五月,进入最炎热的夏季,他们就和皮肤上的汗液一样迅速蒸发,留下一栋栋空楼。

据统计,三亚79.6%的购房者来自东北,其中,不少是中老年人。即使被人当做住宅购买,这些公寓也时常被出租给暂居的东北人。人来人往,东北宾馆早已不再营业,而整个三亚却逐渐变成了东北人的大宾馆。

五十多岁的夏阳和老伴不仅是这79.6%中的一员,还为这个数据贡献了十多名购房者。夏阳有慢性气管炎,后来发展成肺气肿。以前在老家哈尔滨,还没有集中供热的时候,各个小区自己烧煤取暖,污染严重,“冬天像一朵乌云一样”。他时常一个冬天都出不了门,外面空气污染严重,在屋里待着又憋得难受。

八年前,夏阳看中了三亚的气候,一口气买了两套房。在这之前,他曾经跟团来旅游,当时没觉得有多好,“这地方三四十度,怎么能活!”第二次,由亲戚陪着住了半个月,呼吸了饱含负氧离子的新鲜空气,肺气肿基本不发作了,当即决定从东北搬家。

那时候,新造的楼盘还不多,“地王”连影子都没有。夏阳住在亲戚租的“握手房”里。这种房子是本地人自己造的,房子之间的距离不到一米,窗一开,手一伸,邻居们就能来个“双边会晤”。老房子条件差,低头可以与老鼠对视。夏阳住得闹心,晚上总沿着海边散步。椰子树旁有新楼盘的广告,他就顺藤摸瓜,走到了市中心。当时已经是晚上九点,黑灯瞎火的,夏阳先是找到一个大坑,抬头定睛一看,才又找到一栋只造到三楼的水泥建筑。

夏阳是哈尔滨第一批下海做买卖的生意人,天生胆大。房子没造好,没有产证,但价格实惠,他二话不说就买了一套。40平米的复式公寓,总价30万,还买一赠一。第二年,国家要把三亚打造成国际旅游岛,房价立刻翻了一倍。

夏阳乐坏了。他开始帮准备来三亚的亲戚挑房子。2009年10月,正赶上三亚楼市疯涨的日子,他给哈尔滨的亲家看了四套房子,8500元一平米,亲家买入一个半月后就涨到了21800元一平米,净赚四百万。“现在价格降下来了,但还是能赚三百万。”亲家和老伴都夸他眼光好,他也有些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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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东北人的涌入,三亚也贵了起来。“以前一桶鱼虾卖十块钱,白给一样,现在连白菜也要四块钱一斤。”东北人爱吃猪头肉,三亚的猪头肉很快从三块钱一斤涨到二十块钱一斤。

更疯狂的还是楼市,按照中国指数研究院2014年发布的4月百城房价指数,三亚的房价高达24726元一平米,比广州高6200多元。而三亚全市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5460元,上一年班,只能买得起一平米房。房地产数据提供商禧泰房产的数据显示,2014年1月,三亚的平均租金为100.42元/月/平方米,超过北京成为中国房租最贵的城市。

除了夏阳这样为了养老买房的人,还有不少神秘的购房者,他们入手的永远是“地王”一类的高端房产。于多跟着房产开发商干活,没少见识奇奇怪怪的购房者。“一个上海女人看中了一套房,要签合同了,说她的手签不了,‘我的手是打高尔夫的,能签这个字吗?’”于多想了半天,也许女人是碍于身份,不能直接购房。还有三亚湾礁盘上吹填而出的凤凰岛,“两年前开盘时十多万一平米,现在跌到六万,房租一年只有八万。有人花一千多万买房,还在乎八万块钱房租?他不租,也不住,谁也不知道他买了干嘛。”

这样戏剧性的购房场面并不会在东北发生。“二三线的地方房子根本卖不动,哈尔滨的生意也不好做,”于多说,有些耗在当地的开发商朋友们现金链紧张,也有些索性来了海南从头再来。“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功,有些人就不行。不适应啊。”三亚当地人生活节奏慢,比较散漫,需要磨合;但另一方面,社会关系简单,程序清楚。“不需要找人、送礼,要办事情你直接去办,虽然花一点时间,但总能按照程序帮你办完。”

于多的小区里北京人居多,或许是因为开发楼盘的那家央企总部位于北京。一到夏天,这里和其他小区一样人去楼空。于多因为要工作无法离开。有时候,他下班后在小区里游泳,泳池里只有他一个人,对面又黑隆隆一片,半个人影都没有。游着游着,恐惧突然袭来,于多头皮发麻,起身就走。

所有的来去都指向北方

吃一顿饭就指向另一顿饭,哪怕是在三亚。前一天,我们在东北人魏凯和媳妇搭伙的私房菜馆里吃晚饭。这家开在居民区楼顶的私房菜馆每晚只开三桌,招待的几乎都是当地的、或前来旅游出差的东北朋友。我们的桌子上也不例外。

廷玉和婷婷现在在三亚市电视台工作。五年前,三亚市电视台和黑龙江省台合作了一个民生节目,只在三亚播出,节目做了三年,双方终止了合作,来自省台的两人却决定留在三亚,“气候舒服,人也比较放松”。二十多岁的小野则是常客。两年前他来三亚帮大哥看酒吧,遇到了在酒吧唱歌的女朋友娜娜。因为爱情,即便酒吧关了,小野也留在了三亚。

小伙儿开一个烧烤摊,每天卖完串就下班。他热情地给我们推荐在三亚东北人聚居吃饭的所在,“丹州小区的祝家饺子馆”。于是,第二天,在吃完一顿饺子之后,我们在店里逮到了饺子馆的少东家,祝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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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海涵从未后悔离开东北。2007年的端午节,吃粽子的那天,父母带着17岁的他和7岁的妹妹,毅然决然地坐上从富锦出发的火车,离开黑土地,前往金色的三亚。

五月的天还没冷,绿皮火车里的一切却硬邦邦的。座位直楞,行李架冰冷,风从窗外直刺而来,祝海涵不得不收回目光,以免流泪。双筒洗衣机和大屁股电视托运了,他和父亲依然每人背了五十多斤的行李。如今前往三亚的东北人基本是因为有钱了,要享受温暖湿润的气候,而当年的祝家却是被穷困逼迫,“穷得一双袜子都舍不得扔,都带去三亚了”。

三天两夜的旅程被祝海涵形容成一次“逃难”——他们的确不得不走了,自家经营的小饭店连壶都揭不开,有时候一天连一桌客人都没有,妹妹又患有哮喘病。富锦是大豆大米之乡,按理生意不该难做。“三亚人做生意都是一条心,一条街上的菜都是一个价。而东北人喜欢互相抢生意,一到夏天啤酒就免费,我们抢不过。”

祝海涵14岁辍学,15岁开始在小饭店里炒菜,他爱淘气,没少让父亲操心,左额还留着一个打架的疤。但最让父亲操心的,还是钱:有一年过年,家里借了三千块钱给妹妹看病,到了第二年年关才把这笔钱还上。

疾病与贫穷像两把指向腰间的尖刀,顶着祝家人向三亚迁徙。为了新鲜的空气和未知的机会,虽然他们并不知道,那里是否是东北人的奶与蜜之地。

就在祝家离开东北的第二年,27岁的哈尔滨青年陈野离开打拼了三年的北京,回到东北。

和15岁开始当厨师的祝海涵不同,陈野是“创二代”,父辈创业做企业,自己大学本科毕业,曾经在哈尔滨市法院实习。他高大壮实,紫堂方脸,皮肤粗粝,内心涌动着成功的欲望。虽然带着二代光环,陈野却踏实稳重,为人义气,朋友们喜欢叫他“大哥”。因为是天秤座,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法官。

那些年,密不透风的关系网络决定了老家的就业规则与操作模式:企事业单位永远是最正确的选择,想进去,就得找人,送钱。陈野有一个朋友想进医院,花了十万,后来涨到三十万;另外一个考公务员的高中同学,三百多个人里考了第一,为了求稳,还是掏了十万块钱才进去。

规则决定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流向。过硬的关系与一定的财富让一部分人留在家乡,拿着三四千块钱的收入,过着稳定体面的生活。而底层的,像祝海涵这样的年轻人,只能仓惶地向远方奔流。

而三亚的确是祝家的奶与蜜之地,放下洗衣机与大屁股电视,在三亚开饭馆的第一年,他们就赚到了钱。如今大名鼎鼎的“祝家饺子馆”就开在东北人最早的聚集地——丹州小区。刚开业时,只是一间60多平米的小铺子,后来变成200平米的大店,如今是2000多平米上下两层的大饭店。

开业第一年,祝海涵每天8点开工,捡桌子,备凉菜,中午开始挥舞锅铲,直到凌晨一点。第一天,就赚了一千块,一个在富锦干一个月都赚不到的数。赚得最多的一天是九千块,屋里不够坐,路边椰子树下放满了折叠桌。收工后,祝海涵的内裤被汗水湿到透明,他走出厨房,顿了一分钟,才对父亲说:“爸,我干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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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酒吧、烧烤店是东北人来海南的主要谋生方式之一。如果说三亚的1000个房地产中介里有三分之一是东北人,那么,餐饮业东北人的比例也几乎旗鼓相当。当然,这也意味着激烈的竞争。祝海涵并不认为祝家饺子馆的成功是因为当时三亚的东北菜馆太少,而是因为用料好,肉和油如果自己家不能吃,就坚决不用。他现在还保留着捡剩菜的习惯,“只要不脏,没和上蒜泥,我都能吃”。也有人找他父亲谈宰客的生意,设计两份菜单,每个菜都两个价钱,对旅游团一个价,对普通客人另一个价。祝家人不同意:做生意是为了赚钱,但不能坑人。

每年的净收入从几十万变成四五百万,雇员从两三个变成50多个,“祝家饺子馆”在三亚几乎人人皆知。从200平米变成2000平米的那天,搬家工人卸下老店门上的旧招牌。祝海涵的父母想到过去的辛苦,落下眼泪。

在三亚生活到第五年,祝海涵把在店里打了三年工的河南服务员给娶了。他目前干过最奢侈的事,就是在蜜月时,花了三十万,带媳妇游遍全国。如今,父母年纪大了,看店的事落到小夫妻俩的身上。白天,祝海涵看店,晚上,他在店门口烤羊排,完全看不出是一个家产千万的饭店少东家。

就在祝海涵“逆袭”时,连考了四年公务员的陈野终于决定放弃仕途。他不认为自己的实力不够,只是关系不够硬。最后一年,他报考省检察院,题不难,他觉得自己起码得高出分数线80分,结果却连面试都没进。已经被逼急了的陈野跑到省政府人事厅,在考录处处长的桌子对面坐了半个月,一定要重新查分。

最后,处长叹了口气,说:“老弟,我服了。我儿子在英国留学,这事儿不是我一个人定得了的。就算你找回分数,也没人敢用你。”陈野只得无声地离开。

虽然自带二代光环,在吃苦耐劳上,陈野绝对不输给祝海涵。考试的几年里,陈野决定找个入行门槛低,随时可以为了当公务员放弃的工作。北京的表哥就喊他来干物流。陈野当上了小老板,白天谈客户,晚上干体力活,和司机一起装车,最忙的时候可以连续三天不睡觉。他数学好,特别会计算装车量,别人装一车货赚四五千,他可以赚一万多。

一个来自北方的外省青年,干的又是物流这种黑白夹杂的活儿。行事稳重如陈野,偶尔被逼急了,也会动手。一次是手下司机被故意欺负,客户打电话让去中关村提一卡车电脑,结果车到了客户不接电话。陈野顺着大楼的电话线找到客户的办公室,把人给揍了。第二次是在出租车上,司机不肯带他去目的地,要丢他在五环上。他气急了在副驾驶座上揪起司机衣领,下车时,司机朝陈野推了一把。回家脱了衣服一看,被推的地方有个窟窿,血流了一胳膊,原来司机手里攥了把小刀。

陈野感到疲惫与失望。忙碌的工作与备考,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尽管对家乡的人事体系感到忿恨,他依然决定回到哈尔滨,多少还是有人脉与资源的积累,为什么要浪费?

另外,他也喜欢被朋友们叫“大哥”的感觉。在北京的深夜里装车时,孤寂如空气一样寒冷,不顾一切地侵袭着他。以最快的速度关掉公司,陈野回到家乡。虽然带着赚到的将近一百万块钱,他依然有种赤条条来去的快意。尤其是飞机降落在太平机场的那一刻,他收紧了三年的内心,才彻底松开。

最终属于谁的迁徙

这场从东北三省前往海南的迁徙从何时开始?有三种说法,第一是上世纪90年代初,大批东北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前往南方,寻找新的机会。第二是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东北老年人苦于寒冷气候和高血压、哮喘等慢性病,选择在海南过冬。而三亚因为交通优势与相对医疗条件,成为东北人移居最多的城市。

第三种说法知道的人最少: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来到三亚。四野的大部分军人来自东北,退伍后,不少人就留下定居。

最后一种说法,还是陈野告诉我们的。2006年,陈野从北京回到哈尔滨,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从事定向金融地产。

九年后,他已经是一家投资公司的CEO,和哈尔滨的其他富人一样,还没等孩子就读的国际幼儿园放寒假,就带着妻儿前往三亚。他一直认为,女儿比同龄人个头高一些,是因为在三亚呼吸新鲜空气的缘故。

去年,一个曾经的战友告诉陈野,在鹿回头的301医院边上有一块地,适合开发医疗和养老项目。陈野毫不犹豫地拿下了这块地,又去日本和新加坡考察了一番养老项目,决心向民营医疗与养老领域转型。

其实,相比周边城市的医疗条件,三亚已经算好的了,有两家三甲医院。但在夏阳和于多看来,这里的整体医疗水平和服务意识还难以满足东北人的需求。每到十月,总有一些老年人因为一些小毛病,不得不回到东北老家治疗。东北人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而三亚本地人基本不得这些病,医院这方面的经验也少。有些科室原本一天也看不了几个病人,工作上自然松懈,“这边的脑科大夫下午三点半还不上班,去医院骂也没用。”于多说。

夏阳认为,很多人喜欢三亚仅仅是因为这里的气候。除了医疗条件和客观环境,他不需付出更多关心。但在三亚湾遛弯时,他还是会多长个心眼,四处张望,“有些穿便衣的退休国家领导人,也来这里散步,远看就是一普通老头。”事实上,夏阳也不需要和当地人打交道,他住的小区里有两百户人家,一大半是东北人,一楼就有麻将室,大伙儿亲得像一家人。“当地人不喜欢东北人,我们把房价物价都抬高了。东北人也不喜欢当地人。”但是,在三亚住了六年,他也不曾听说过严重的冲突事件。双方只是各取所需地生活着。

于多则意识到,要在这里长期工作生活,只有调整自己。三亚人不习惯加班加点地工作,喜欢享受生活,“这里好像是地球上最缓慢的地方”。同样是人情社会,他也更喜欢三亚人办事的方式,“比如给孩子报学校,在东北,你不知道该送多少钱,给少了人家也不说,直接不帮你办了。但在三亚,你要是给少了,他会直接问你再要几条烟,或者干脆让你请他吃顿饭,事情总是能办成的。”

祝海涵似乎是几个受访者中最喜欢和当地人打交道的了。“祝家饺子馆”隔壁有一家当地人开的美容店,当地人不吃生的蔬菜,他就送一盘东北大拌菜过去。几个美容小妹尝了觉得味道好,他就再送去一盘锅包肉。

有些事情,没有当地人帮忙,也办不成。比如魏凯,他非常喜欢钓鱼。到了三亚,他被当地人带去南沙海钓,在海上漂了一个礼拜,钓上的鱼都有两三百斤重。开始海钓以来,私家餐馆的桌上有了新鲜的金枪鱼,做成黑胡椒口味的个头极大的龙虾,还有用炸茄盒的方法做的炸鱼饼。海鲜多种多样,但在魏凯手里,总是做成东北菜的风味。

一批又一批的东北人来到三亚,找到了暂时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未来的三亚是否还是他们的天堂?答案欠奉。

与陈野一起在三亚启动的医疗养老项目有三四家,他的规模最大。这个依山傍水的高级医院兼养老院一共只有六百个床位,一次包括癌症筛查的全面体检需要三天时间,花费六万元。而在三亚,东北籍的老年人已经超过了二十万。剩下的十九万九千四百人将最终流向何方?同样未知。

本文选自《ELLEMEN睿士》12月刊

摄影:王晓东 撰文:赵颖 编辑:蔡晓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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