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楚门
有人问我故乡在哪里时，我一般会回答：西太平洋某小岛。其实它是浙江的第二大岛，叫玉环岛。1977年，人们通过一项工程浩大的填海方式，跟对面的楚门半岛连接。于是我的父亲带着老婆孩子搬到了楚门半岛的楚门镇上安家落户，我基本上是在楚门长大的。
岛东部讲闽南话，西部讲温州话，岛北部和中部则讲太平话。这几种方言差异极大，完全无法相互交流。我们操着各自的方言，互相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所以我们拒绝了交流。比如直到我外婆去世，我也没有听懂过她一句话。
楚门集合了江南古镇和海边渔村的感觉。我原来住的叫做南兴街，出门大概二十米就是一条河流，这条河流围绕着整个古镇，叫南门河。我能看到的景象是妇女在河岸洗衣服，男人就带着孩子游泳。我是2004年第一次去丽江，那时候丽江还很美，但我没被震撼到，因为我小时候家乡就是这样的，差不多嘛。
我的童年过得非常幸福——如果不算上我爸打我的那部分——几乎臻于完美。我每天在小镇里快乐地奔跑，阳光和风。我还去爬山，因为我的幼儿园和小学就在一坐叫西青山的山上。
我妈说我在三四岁的时候就完全自己（哭着）去上幼儿园了，根本没有人接送——如果我不去的话会被打。事实上，我在四岁的时候已经学会了逃学，这一点他们并不知道。我还经常去海边抓螃蟹，或者在河里游泳——其实我不会游泳，但是我有一个拖拉机轮胎内胎，可以当作完美的游泳圈使用，这是我最初的奢侈品财产。
在楚门这样的地方，想买什么书根本买不到，因为那里就是一个农耕社会，自然环境优越，物产丰富，需要什么文化呢？我整个小学就一个朋友，就是我的诗里的张建华。因为我唯一能接触到摇滚乐的磁带就在他家里，比如最初国内的一些摇滚乐，唐朝和崔健什么的。
我喜欢写作嘛，觉得当作家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但是在楚门，没有人觉得当作家是一件很酷的事，因为他们没有表达欲，觉得作家就是一种工具，为领导人歌功颂德的。只有我一个人表达，写故事，这他妈怎么写呢？后来我就觉得待不下去了，太孤独了。
后来，南门河变成臭水沟了，树也砍得差不多了，还有很多垃圾。楚门的发展以工业为主，做机械、阀门和家具，还有汽车配件。海就别提了，原来这片海域很富饶，现在都受到污染，没有鱼了。原来一艘小船开出去打鱼，现在是整个村子买一艘巨大无比的船，开出去他妈的就捞个把鱼，还开得很远，开到日本，开到钓鱼岛，钓鱼岛他妈的全都是我们那边的人。
从高中毕业后，我不断逃离家乡，四处流浪。2009年是我混得最惨的时候，一个人在杭州，身上只有几十块钱。冬天到了，我白天躲进商场，晚上睡在透风的群租房里。有一天我在睡觉，突然间脚冰冰的，一看房子漏雨了，半个睡袋都湿了。我感到特别绝望，然后就坐在那里写了首诗。
实在没办法，我不得不回了楚门。等到一个赚钱的活找上门，是一个出版社要找人写书，有两千块钱预付款。拿到钱，我立刻跑了。中国人说视死如归，对我来说，回家就是死。
二、爸和妈
我爸跟我话很少，这辈子说的话不超过一百句。如果我从远方回家，喊他一声“爸”，他回一句“嗯”，就完了。他在银行上了一辈子的班，后来因为资格太老不得不当上了领导。
他最大的爱好就是钓鱼。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一个月拿几百块钱工资，他会攒很久去买一根上千块钱的鱼竿。我觉得我爸有暴力倾向，永远是命令我做一件事情，我一旦没达到，就要被打。他总是从家里一排二十多根鱼竿里选一根打我，就跟用刑一样，想对我狠一点就用最尖锐的鱼竿。有一次用了一根很贵的鱼竿，结果打断了很心疼。我靠！我已经被打成什么样，快死了，他在那里心疼他的鱼竿。我小时候几乎每天都挨打并恐惧挨打。这种恐惧不是怕疼，而是恐惧未知，比如我闯了一个祸，不知道我爸什么时候会发现，也不知道他发现以后什么时候会告诉我，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酝酿一个突袭。这就跟战斗一样，比如说我睡在床上，他会突然把被子掀开一顿暴打，那种心理上的惊恐是毫无准备的。所以我变得非常敏感，每次见到他的时候就看着他的目光，一旦他的目光有丝毫变化，我马上分泌大量肾上腺素，准备战斗。
后来我分析，我爸应该是个非常自卑的人，但自卑与自负就像一个摆钟，你越自卑，自负起来又极度自负。我爸可能觉得他不如别人，所有朋友都混得比他好，他同时还会有一种变态的感觉，认为我必然不如任何人。如果我考好了，他会嘲笑我，说谁谁比你考得好多了，我钓上了鱼，他就说你钓的是死鱼，我说明明活蹦乱跳着嘛！他是睁着眼鄙视我。
我妈特别聪明，年轻的时候自己设计衣服，但是都被我爸扼杀了。现在我妈问我在外面怎么样啊，我如实描述，她就会觉得我好惨，为什么不回家，然后就会哭。我说我宁愿待在外面，我妈就觉得这孩子怎么了，就继续哭。我小时候特别依赖我妈，现在她一哭我就受不了了。
我爸和我妈知道我是乌青，但不知道乌青有没有名。我的诗集我爸也没怎么关注过，我也不会给他看，觉得他肯定接受不了。现在我结婚了，又要生孩子，我和他的关系比以前健康了，他觉得要介入到我的生活里来。
我是我自己认识的最抵抗社会的人了。首先我不工作，我他妈不纳税了，也没有医疗保险，然后我也基本上没有社交，也不会社交，出去参加活动不知道怎么给领导敬酒，因为我他妈记不住他的名字。我这样就是为了和社会保持一个独立的关系。但我最终还是被道德绑架了，比如我父母这层关系。
2015年，我一时心软，回楚门举办了婚礼。我结婚也是屈服于父母，先决定结婚，再去找结婚的人。我老婆是个比较叛逆的女孩，对她爸妈先斩后奏，结婚的时候都怀了孕。我为了逃避父母而结婚，结果我又得到了另外一对父母。
三、离家
其实，离家出走这件事，我从高中就开始干了。高中在另一个小镇坎门，要住校。虽然坐车去学校只要个把小时，但是使用的方言截然不同，老师讲课我听不懂，考试就考零分，后来我就很酷地拒绝考试了，每次都交白卷。再后来老师干脆不给我发试卷了。
那段时间，我读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对逃学和离家十分认同。我周末从学校回家，经常在中间一个镇下车，在那里晃一天，晚上睡觉前才踏进家门。后来我发现，在美国文学里，逃跑是一个非常主流的主题，比如说《白鲸》，有句话大概是说，我在陆地上实在混不下去了，我就到海洋去了。
无意中，我还在学校图书馆发现了第三代诗歌。原来全世界不是就我一个人这样写作的。后来我认识了这帮诗人，把我的诗给他们看，得到了认可。当你得到了你希望被认可的人的认可，就相当于得到全世界的认可。
我第一次离家出走是在王飞死后。王飞是学校里一个小帮派的头目，这个帮派有二十几个人，都来自一个偏远的小岛，只有他们的方言和我接近。刚到学校没多久，王飞就在食堂抢了我五十块钱。一个礼拜后，他又把钱还给了我，我就融入了他们。
那个年代受到港台文化的影响，他妈全都是古惑仔。在这个帮派里，我负责给王飞买烟。他买的烟叫HERO，是一个他妈的洋烟，有时候发我几根，我就学会了抽烟。
有一回，街上突然冲出几个人把王飞摁住暴打。我他妈挣脱以后撒腿就跑，跑到一半我想不对，跑了以后还怎么混啊？就赶紧去喊人。找到王飞的时候，他已经躺在血泊中了。血泊中的他抬起头说：“你的表现非常好，就该去叫人。”我就坐了第二把交椅！
一天傍晚，王飞搞了辆本田王摩托车，跟我说：“走！去兜风，因为只有你有资格和我兜风。”但是那天是周末，我妈让我回家，我就没去。周一我回了学校，听说王飞骑摩托车出了车祸，撞死了。我哈哈大笑，说你们开什么玩笑。后来全校开会，在广播里面宣布了这事，我才知道是真的。我打听到那条公路在哪里，买了一包HERO，烧给了他。
第一次逃学离家，我去了杭州，住在同学宿舍。被逮到的过程很尴尬，早上一醒来，我爸妈就坐在床边。后来我又跑了，我妈就追，我看她哭了，就回去了。我妈的眼泪对我杀伤力很大。
那时候我已经非常厌世了，觉得不逃离的话就活不下去了。这日子我他妈的重复干什么呢？我不想重复，变得很抑郁。后来的一年里，我又逃过四五次，最远是到西安。逃离的过程充满恐惧，但恐惧也是一种刺激。到了西安，我只剩下回杭州的火车票钱。我宁愿捡垃圾吃也不回家。我还是一个讲卫生的人，我找不容易被污染的垃圾，比如水果，把坏的部分去掉。不过我的肠胃还是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我瘦得皮包骨头，经常胃痛得满地打滚。
想一想，我逃离家乡，最主要是对我爸的恐惧，还有就是家乡的变化。说得邪恶一点，如果我父亲去世了，我可能挺愿意回家待着。我喜欢在路上，有一种很自由的感觉。我理解的自由首先在生活状态和方式上不受约束，可以去任何地方；其次，能和大自然接触，这对我来说挺重要。
2000年，我坐了四十小时的绿皮火车硬座，从上海来到成都。当年的成都真是一个特别休闲的地方，两块钱一杯茶可以坐一天。我在成都待了下来，度过了童年少年之后的第二个幸福快乐的阶段——实现了小时候对作家生活的大多数幻想——大概有四五年吧，我几乎把成都当成了第二个家乡。现在，我兜了一圈，还是住在了成都。我的孩子即将出生了，我一定是个非常好的父亲，非常尊重孩子，给他最大的自由。将来，他无论成为什么人都好，我不害怕他成为和我一样的人。
自述：乌青 采访、编辑：赵颖
摄影：肖南 录音整理：邵雨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