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玛才旦和他正在消失的故乡

“你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就是我不是过去的我了。”万玛说。

image

万玛才旦,生在青海贵德县的昨那村。尽管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十四年,但他拍的电影总是离不开藏地,最近一部作品《塔洛》便是在自己的故乡取景。对于自己正在消失的故乡,他说:“只有山坡顶上没有变。”

一、世界

“晚上带你们吃藏餐。”导演万玛才旦在微信上说。

要回他的家乡昨那村,西宁是必经之处。刚从北京回青海的万玛,却并不急着回去。他初中、中专、大学的老同学,除了远走他乡的,不少待在了西宁。

我们赶到餐厅的时候,壁灯还没有全部打开。而老板已经醉了。

“万玛是我们班上的小说家,我呢,则是诗人。”他上前揽住万玛的肩膀,用迷离的眼神与打结的舌头招呼大家。

诗人老板和万玛是大学同学。他把我们让进藏式围桌,大块的羊肉和各式的血肠肉肠被端了上来,酸奶和啤酒也端了上来。

后来万玛告诉我们,吃藏餐是有讲究的。围坐在一张方桌上,大家吃肉喝酒谈话,好客的藏族人会用最短的时间判断客人间的身份关系和喜好。比如为了迁就我们,血肠就煮得老了一些,是凝固的。

image

龙仁青用消毒纸巾擦干净手,提起小刀为我们切分血肠。同为作家和翻译者的他是万玛的中学同窗,来自青海湖畔,如今定居西宁。少时伙伴,如今依然亲密。“那时候学校的图书馆里,到最后总是只剩下我们俩。”龙仁青说。

朋友们开始聊起万玛刚刚获得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的电影《塔洛》。“塔洛对姑娘唱的歌好听吧?这是拉伊,藏族的情歌,是绝不能一家人同时坐在一起听的。如果哥哥妹妹在一个地方听到拉伊,做哥哥的会把那个放音乐的小伙给打了。”龙仁青和北京来的藏语歌手完玛三智向我们解释,讨论起在藏地放映时或许应该写个说明;转头,两人又开始聊起仓央嘉措的诗如何更贴切地翻译成汉语。

两杯酒下去,来的人多起来,我们的一张大方桌上已经坐满了人——龙仁青、完玛三智、电影《塔洛》的化妆师、诗人老板、驻唱女歌手、万玛的表弟兼助手阿康。万玛还在这里碰上了前两部电影的制作人。每个人的到来都带来一阵猛力拥抱,男人们互相亲吻脸颊。一连串的藏语冒出来,一杯杯的酒灌下去。就连始终端一杯白开水灌自己的万玛,也露出微醺的笑。

这样的场景,我很容易想起万玛的汉人朋友、《塔洛》的媒体总监王磊,听说我们跟随万玛还乡时的评论,“他不会有汉人还乡的那种别扭,他会觉得本来就应该在此地生活。”或者更直接地说,他有自己的世界。

二、读书人

image

这个世界是从万玛在昨那村出生就开始的,如果算上转世,那就更加久远。“据说我很小的时候说了一些跟爷爷的舅舅有关的事情,所以爷爷认定我就是他的舅舅的转世。我爷爷那时候在家里掌握着大权,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他来决定。爷爷的舅舅是个宁玛巴僧人,有很多经书,算是有学识的人。”万玛告诉我们。后来,万玛也真的有了很多的书——他从小体弱,喜欢看书。

回到昨那村拍《塔洛》的时候,村民们知道这个读书人回来拍电影,都围在旁边看,还给剧组送来各种补给。“拍别的戏,拍完人都瘦一圈。拍完《塔洛》,所有的人都胖了一圈。”

昨那村有一座年头不小的寺庙。小学的时候,有一年夏天,万玛就在寺院的二楼露台上露天上课。

还有一件事让万玛印象深刻。

也是夏天,有放映员在寺院前的广场放露天电影。小万玛骑在爷爷的脖子上,“就那样看”。电影很美,万玛甚至觉得那可以算是“最美的瞬间”,“满天的星星我们看得太多了,电影看得少。就像满天的星星对你们来说是美的一样。”

有一些东西不一样了。不仅仅是电影和星星。万玛上学的时候,因为师资不够,授课的老师中有一些僧人。突然有一天,他就读的师范学校来了个年轻老师,他不要求学生们脱帽行礼,一边上课一边抽烟。这个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是个作家,他的名字常常出现在各种藏语文学期刊上。他的课吸引了很多学生来听,有些学生就只能站着听,万玛和龙仁青是站着听的学生中的两个人。“这些站着听的学生里出了好些人,坐着的学生里一个也没有出来。”龙仁青说。这个带着传奇色彩的老师,后来因为情感上的不顺利而自杀身亡,时年32岁。这件事情在当地很轰动,你更没法评估的是,在一个16岁的少年心中因此而产生的蝴蝶效应。

几年以后,万玛也做了一件在当地颇为轰动的事情。从州上的师范中专毕业,万玛回到家乡做了三年小学老师,突然就不想再当小学老师了。他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唯一的出路就是考大学,为了考大学,他辞去了公职。“我这件事在当时还是挺轰动的,都说我不考虑后果,做事轻率。”

那个时候,万玛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大学,然而就是想走,破釜沉舟。

“就像《塔洛》里一样,把羊都卖了,就算做个坏人我也要走。是那种心态么?”我问。

“差不多吧。”万玛说。

image

三、归来

万玛走了。先去了兰州,又到了北京,在北京一住就是十来年。

小说一部接着一部写,电影一部接着一部拍。那些故事却无一不是关于藏区——那个魔幻和现实交织缠绕、不断改变着的藏区。

昨那村,用万玛的话来说,也“只有山坡顶上没有变”。村里的寺庙还在,庙里的神像在文革时候被捣毁,如今又重新立了起来。村里的藏民还是不喜欢存钱——牧民的羊是流动的财产,传统上就没有银行的概念。但是曾经习惯把所有财产穿戴在身上的藏民,如今在身上挂的珊瑚串有限,钱都用来买车,买好车。村里的唯一一所小学藏课也教得少了,万玛的表弟阿康的孩子曾经跟着爷爷奶奶在昨那生活,待到上学的年纪就已经呆不住,“没有办法,一到学校回来就说汉语,我爸妈听不懂她在说什么。”村子旁边造起了水电站,有年轻人去里面工作,放羊的人少了,羊也少了。

image

拍《塔洛》是万玛离开后,在昨那村待得最久的一段时间。他花了十几万把废弃了的原村政府办公的院子买了下来,改造成了片中的理发店和公安局,工作人员和演员也住在里面。这是他拍的第五部藏语电影,讲了一个牧羊人的故事。

留着一根小辫子的塔洛是孤儿,也是最好的牧羊人。他记得羊的数目,认得每一只羊。知道怎样为小羊羔喂奶,也知道怎样放炮仗防狼。为了取得一张“让别人知道自己是谁”的身份证,他第一次下山进城去拍照,在理发店里遇到了美丽奔放的杨措,生平第一次遭遇诱惑。影片的最终,这个牧羊人卖了羊,丢了自己的辫子,然而也并未得到向往的爱情。

万玛把自己辞去公职去上大学的心理过程和塔洛卖掉羊群相比,“放弃公职,就像塔洛放弃他的羊群一样。”

“可是上大学是一件好事啊。”我问。

“爱情也是一件好事啊,”万玛说。“(如果我像)当时那样待着也挺好的啊。”

“可是你得到了很多,我的意思是你喜欢的电影,生活,各种。”我问。

“得到的同时肯定要失去很多东西,不是一个很具象的东西。人就是这样,你当时不出走可能会不满足于现状,但是你出走之后可能也会失落,就是这样。”万玛说。

“失落的地方是?”我问。

“你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就是我不是过去的我了。”万玛说。

image

万玛承认自己是一个总体悲观的人。他提起自己的处女作,大学时候发表在《西藏文学》上的小说《人与狗》:山上有一只狗,有三户牧羊人家。这天晚上,一家人娶亲,一家人有人生病,另一家人有孩子降生。这时候狼来了,狗大叫赶跑了一些狼,跑去通知这三户人家,可是他们都没有发现狼。最后,狗受伤了,叫声就变得特别哀痛和凄惨。“他们觉得这是不吉利的事情,就出来打狗。早晨他们起来的时候下了雪,狗死了,很多羊也死在雪地里。”万玛说。

作为敏感的观察者和警示者的狗,在这个小说里结局悲惨,并且用尽全力也未能改变简单的事实:狼来了,羊少了。故事发生在藏区,不仅仅是说藏区。

那个曾是村办,后是片场的院子,未来将会变成万玛在昨那的家。“北京太大了,空气不好,还有心累。这里空气多好。大白天的都很安静。”万玛说,“创作这回事,你想得越多,就想没了。在这里安静,不忙,有时间做事情。”

image

虽然,他还没有想好这座房子的样子。

撰文:韦尔斯、刘匪思 摄影:肖南 编辑:蔡晓玮

广告 - 内容未结束请往下滚动
更多 From 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