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 N 关于难民营的对话发生在不同的地方，日常闲聊的厨房，到学校食堂，以及我邀请她做采访的咖啡馆。
N 是我的邻居，一个伊朗女生，正在柏林攻读建筑学博士学位。读博之前她已经在建筑事务所工作过，比大家年长几岁，像个大姐姐。
2015 年 8 月的时候，欧洲的难民问题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N 在柏林经历着难民涌入的冲击，她发短信说，“问题已经出现了，每天在家看新闻都是一种煎熬，我得去做点什么。”不到一个月，她已经雷厉风行组织了一个志愿者小组。那段时间，N 变得特别忙，除了忙于自己的课业，她的空余时间都用于和小组成员会面、商讨，去难民营服务，带难民营的孩子进城参加活动，每天早出晚归。偶尔在公共厨房出现，都是一脸疲惫。
2015 年 9 月，一具男孩的尸体令欧洲难民问题吸引了全球注意
成为难民营内部的志愿者并没有想象中困难，只要找到难民营内部管理办公室的人，跟他们说清来意和具体将会展开的活动，并且登记个人信息就可以了。
这个志愿者小组规模并不大，也就七八个人，主要都是伊朗人，期间有一个德国人参与过辅助性工作。小组内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也根据自己的特长承担起了不同的工作。“别看我们都来自伊朗，但是我们每个人的背景都相当不一样，是完全迥异的个体。”N经常强调这一点。
“你们哪来的钱啊？”
“人们的捐款啊。一开始我们在自己的网站上募捐。后来发现个人组织在金钱上很难处理，容易遇到法律问题。于是我们转而委托专门为志愿者组织筹款的betterplace（www.betterplace.org）为我们募捐。后来钱的事儿就简单多了，一切流程都很透明。”
“那你们前后一共筹集了多少钱？”
N挺平静地说：“七千多欧吧。”
我一下子惊了：“七千多欧？那可是一笔大钱！你们都怎么花？”
“帮助难民有很多需要花钱的地方啊。我们给他们办派对需要买音响啊，带孩子们出去玩需要买门票啊等等。”
N 的好朋友 H 也参与了这个志愿者小组。H 同样是伊朗女生，专业是 IT。她给小组搭建了一个官方的网站，设置了 Facebook 主页，用于邀请人们来参加活动、为小组募捐、记录小组已经完成的工作等。
“我和 H 不同，H 是非常有爱心、有耐心的女孩子，所以她非常喜欢和孩子们沟通。她觉得这些孩子可以很快学会德语、融入德国社会，相信他们是难民中的希望。”
H 和 N 的母语都是波斯语，并不说阿拉伯语，但 H 觉得这并不影响他们与难民的交流。“虽然语言不通，但是我们的情感是可以共通的。不过我也不怎么和成年人说话，我主要都和小孩子们玩。一开始他们因为陌生还有距离感，甚至还有小朋友打我，拿东西砸我。但是我能理解，他们这么小，还没有办法消化那些战争和逃难带来的创伤。渐渐就好了，他们知道我是带着善意而来，就会和我一起玩。”
同样身为移民，H 非常理解陌生环境给人带来的恐惧感。在她看来，这些孩子是无辜的，是战争的牺牲品，如果没有人帮助，他们会变成更可怕的人。
“但问题是，即使他们会说德语，文化上也不一定能产生认同。况且穆斯林不能和非穆斯林结婚，最终他们还是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群中吧？”
H 停顿了一下，神色黯然：“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必须帮助这些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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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底，科隆新年夜群体性侵事件发生之后，国内外媒体都炸开了锅。因为 N 和 H 都在难民营工作，我也很担心她们的安全，让她俩多加小心。H 非常无奈地对我说：“我知道你是出于好意，但是说实话，真的要担心的话，从难民营成立、难民进驻的那一天就应该开始担心了。”
因科隆新年夜性侵事件而发起的示威游行
难民营内部和外部的强奸事件并不在少数。毕竟在难民营里无事可做，发生强奸并没有那么稀奇。有些被强奸的妇女甚至对记者说，虽然自己没有一技之长，暂时找不到工作，但是宁可去做妓女也不愿意留在难民营。因为至少这样一次只要面对一个男人，而且色情业在德国是合法的。
最可怕的是对孩子的性侵。N 无法给我们提供一个具体的数据，但她确定难民营里大部分的小孩都遭受过性侵，发生在男孩身上的比例只比女孩身上的稍微低一点。
强奸其实从来不只关于性，还关于权力。因此，在 N 看来，难民营中的强奸只是某些一无所有的人证明自己强势的变态方式。“人们从不讨论这些事，也不会让记者报道，那是被性侵者的耻辱心理在作祟。我没办法具体告诉你我怎么知道的，我只能说，所有在难民营的人都知道。此前有一起对小男孩的性侵事件，闹得动静特别大，难民营的工作人员过来专门处理，差点出动了警察。”
我忍不住追问“后来呢”，她却只是耸耸肩：“没有后来了。”
可是现实世界不停地发生着“后来”。后来，弗莱堡一名德国议员的女儿在难民营做志愿者，却被残忍奸杀，弃尸荒野。
被杀害的志愿者少女 Maria Ladenburger
新闻报道出来之后，我赶紧去问 N，N 似乎早就预料到我会来提问，一脸波澜不惊：“我完全可以预见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我觉得志愿者也存在责任。你我所生活的世界和穆斯林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是无法理解穆斯林世界中的两性边界的，可能你一些很寻常的行为，握手、拥抱、贴面，他们就会认为是性邀请。这有悖于你的认知，你想改变、教化他们，一时半会儿是不可能的。所以志愿者本身应该就有边界意识，不能盲目给予自己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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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和 N 虽然出身伊朗，但都不是穆斯林，信仰巴哈伊教。两伊战争爆发的时候，N 还是个小姑娘，和家人四处逃难。虽然因为年纪太小，逃难的记忆已经不那么清晰了，但是那种每天生活在惊恐之中的感觉她永远也忘不了。这也是为什么长大后，她和她的兄弟姐妹都要离开伊朗生活。
“在战争中，穆斯林和巴哈伊的境遇也有所不同，我是绝对不会忘记的。到现在，在伊朗都有很多无辜的人被关在监狱里，只是因为信仰巴哈伊教，他们什么罪也没有犯。你来自相信科学的无神论国家，你是不会理解的。”说起这些的时候 N 总是有点悲哀。
我不知道该怎么佐证我的理解，但显然，N 并不需要我的理解。她对于穆斯林世界有一种非常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她恨透了穆斯林中的男尊女卑、家长制，一方面又罔顾这些现实去组织一些期望人人参与的派对、舞会。
“你不知道，我第一次把我演奏阿拉伯音乐的朋友带去难民营的时候，他们真的被音乐吸引来啊。很多难民都来参加了，无论他们是叙利亚人、阿富汗人还是伊拉克人。”
支持或者反对接收难民的声音都存在于德国
每次组织外出游玩学习的活动，都尽量让母亲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她们觉得这也是消极反抗穆斯林内部父权的一种方式。志愿者们带着孩子和母亲们一起去参观了各种博物馆、以及柏林的历史古迹。很多博物馆得知他们到访都给予了票价优惠，乐高游乐园还让他们带着孩子免费入场了。“我很感谢柏林这个城市，似乎有很多保守排外的人在网络上呼喊，但是我感受到恰恰是那句口号：‘Refugee 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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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去年毕业了，忙于实习和找工作。我发现她们志愿者小组的网页停止了更新，去问 H，她表示，自己实在太忙了，生活进入新阶段，分身乏术，就暂时搁置去难民营的活动了。
而 N 已经把自己的博士论文和难民营绑定起来，研究移民和难民中的女性和城市空间的关系，因此还坚持每月一次造访难民营。但是她似乎没有伙伴了，志愿者小组分崩离析。她说其他组员坚持了下去，只是大家理念不一样，不能继续共事。“不客气地说，我们组员的教育经历和背景、甚至我们的社会阶层都不一样，你没听错，社会阶层，所以我们对于难民的态度各不相同。正如你所看到的，最终我们分道扬镳了。”
N 觉得自己更加理性，她从一开始就知道，帮助难民也许有私人的动机，但不能有太多私人的情绪。现在对她而言，这又变成了学业的一部分，她会更小心地把握分寸。“我虽然一个人去，但是从来不去有潜在危险的地方，只选择公共场合，和难民中的单身女性、单身母亲见面，我们一起喝咖啡，聊天，甚至一起做菜。”
但她也清楚自己能力的界限在哪里，“我不是心理医生或者精神科医生，我没有办法解决他们太多私人的问题，只能给予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N 私下说过很多次，不专业的志愿者会带来很大的麻烦。她解释道，有些德国志愿者，了解到一些穆斯林妇女的生活处境以后，认为自己作为“朋友”应该“干涉”或者给出建议，但因为对于穆斯林文化的无知，结果招致了非常糟糕的后果。“志愿者最大的问题就是自作多情，以为自己是救世主，某种程度上，他们使得难民营的环境更不稳定。”
德国的穆斯林难民妇女
从2015年到现在，N对于这项工作也越来越悲观。“这些难民基本是文盲。”叙利亚难民种还有不少原本在国内拥有正当职业，尚可沟通，他们的一技之长将来也许可以为自己带来稳定的生活。但是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难民大部分就是贫民，他们国家的战乱太久了，没有社会体系可言，后来逃到伊朗也是非法居留，根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或者培训。
“我不知道德国人提供的教育和职业培训会不会成功，很可能就是浪费的无底洞，毕竟他们英语德语都不会说。”她比难民更深刻地感受到语言不通的隔阂，感受到文化差异、文化贫瘠带来的震惊和脱力，她的人生经验远远不够支撑她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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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我并没有感觉到难民进入柏林之后，对我的生活产生什么直接、重大的影响。唯一的变化，就是我的邻居、我的朋友，她们所做、所经历的一切，她们所讲述的一切，让我难忘，让我震动。这里是柏林，欧洲的一个城市而已。但是我打开电脑浏览新闻，看到来自法国、意大利、瑞典、美国包括中国的消息，常感觉到这里是世界的中心，一切都和这里息息相关。在审慎地思考之前，我想先记录下这一切。
感谢我的朋友 N 和 H，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感谢她们接受我的采访。
*由于采访对象要求，我们不能透露她们的真实姓名，以及这个志愿者组织的名字。
采访、撰文：顾草草（发自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