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跑得快才能活命,这是自然的亘古法则

唯有跑得快才能活命。这是自然的亘古法则。


在东非高原上,一群黑斑羚正在亡命奔跑,一只雄狮紧追着,一切看上去并无终点。唯一的终点就是黑斑羚中跑得最慢的那一只被追上之时。

唯有跑得快才能活命。这是自然的亘古法则。

1小时30分钟过去之后,拉扎勒斯(Lazarus Too)明显感觉进入了赛跑最艰难的阶段,他皮肤黝黑,脖颈瘦长,在深圳宝安国际马拉松赛中,他跑在前面,犹如一只领头羊。此时,刚好赛程过半,脚步沉重,前面的耐力已近耗尽,他双手叉在腰间,坚持了一会儿,回头瞄了一眼紧跟着的三位黑人兄弟,也都呼 吸短促,步伐松散,他们是这次马拉松赛的第一梯队,也是这次奖金的有力争夺者。他放下叉在腰间的左手,边跑边举起手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每次马拉松在最艰难的时刻,他都如此,相信神会让他重新生出耐力和能量,让他跑完全程。

1.

从肯尼亚的埃尔多雷特训练营到广州,12小时飞行后,再坐大巴到达深圳,拉扎勒斯就一头扎进酒店,不打算再出门,虽然他很想看看这座城市,但他不会中文,更不能主动搭讪,尤其是在异国他乡,如果不是被教练安排外出接受采访,他可以像往常比赛一样,酒店赛场两点一线,跑完比赛隔天就搭上飞机回家。

拉扎勒斯今年27岁,看起来却像中年人,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小,但性格稳重而克制,厚重的米色夹克敞开,露出格子衬衫,下身的黑色长裤半遮脚背,凉鞋是运动款,干净整洁,搭配不够时尚但也挑不出什么毛病。那天他接受采访时,也是端正坐着,挺直腰,微拢双腿,讲到擅长的话题时,他会挥动右手,好像这已是他张扬的极限。

他来自长跑的故乡埃尔多雷特,东非高原上一个极善奔跑的部落,虽然这里的奔跑者统治着全球马拉松的比赛纪录,但这个行业显少诞生超级明星,就像这次深圳宝安国际马拉松赛,16000千人报名,但并未有人认出拉扎勒斯,这位曾经的沈阳国际马拉松赛事冠军。再比如名气大一点的2015北马冠军基普楚姆巴(Mariko Kipchumba),同样除了领队经纪人刘军熟悉外,其他人根本未知其名。

基普楚姆巴更年长,已近42岁,是这次非洲来的跑马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也是资格最老的一位。他跟拉扎勒斯一样来自肯尼亚,他个子稍高,肤色深褐,面目轮廓突出,胡渣泛白,他个人最好成绩2小时06分,比拉扎勒斯要快上4分钟。他之前在中国几次跑马比赛中摘取了大额奖金,然后回去就在肯尼亚老家买了几个铺面和三块土地。

他是一个跑马老手,为了更多地赚钱,他知道怎么应付经纪人和媒体。他闭眼躺在草地上休息时,不会顾及志愿者的拍照邀请,而面对媒体时却又相当主动,不时向对方抛出一些问题,身边的人习惯以他为中心,他在哪里,人群便往哪里去。

有一个人尤其需要了解选手的性格,就是安排比赛的经纪人刘军。刘军的老板陶绍明,是最早在非洲开设马拉松训练营的中国人,过去也是一名专职经纪人,运气比较好,赶在了中国马拉松风口爆发的前夕。陶绍明团队在非洲的训练营有6个,肯尼亚3个,埃塞俄比亚2个,剩下一个开在了“新兴市场”乌干达。

刘军家在兰州,但每隔一两个月就会去一趟非洲,了解训练营的训练情况。选 手则把他的到来看成一次契机,有时候腿受伤了都得拖到刘军来,再让他帮忙找医生看。刘军英文不太好,也不一定认识每个选手,但是他对各个区域的选手性格都大致了解。至少在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中,他更提防肯尼亚选手,“他们英文好,更贼 ”。

在一群黑人跑马者中间,可以轻易分辨出谁是来自埃塞俄比亚,谁是来自于肯尼亚。

比如拉扎勒斯和基普楚姆巴,来自肯尼亚,配备的运动装备不是阿迪达斯就是耐克。而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就不一定了,大部分是不很杂乱的牌子,偶尔能见人穿着特步的运动服。

如果拉扎勒斯的性格算得上克制,那么卡萨(Kassa Yitayal Manaye )完全就 是圆滑。这个个子一米六左右的年轻人来自埃塞俄比亚,刚20出头,看起来更像个学生,肩膀瘦削,嘴边一圈小胡子,一件破旧的条纹连帽卫衣耷拉在身上,人是颓的, 但眼睛又放着精光。卡萨习惯主动靠近,对感兴趣的人无论如何是要讲上两句的,即便他英文真的很糟糕。

或许也是因为都来自埃塞俄比亚,努里特(Nurit Shimels Yimam)喜欢和卡 萨讲话,遇到听不明白的英文,她总爱在第一时间求助他。赛前努里特很紧张,初见的时候裹着连帽的红色运动服,用帽子遮住一头小辫的莫西干发型,她身材瘦小,混在人群中躲避四周的目光,仿佛一个落魄的学生,她是这次马拉松来自非洲的五位女选手之一。

跑得更快,状态更稳定,才有来中国跑马拉松的机会。刘军的选才方式是,参考选手过去一段时间的训练成绩,不一定每一位都是最好,有的成绩不够突出但是状态还不错,也可以选出来,增加比赛经验。拉扎勒斯属于前者——成绩好,卡萨属于后者——状态好。

2.

7:30正式比赛。而不到6点,深圳天还未亮,刘军率领的非洲人马就已结集在酒店大堂,没人迟到,努里特和她几个埃塞俄比亚姐妹,把辫子扎得更紧,收拾得更简洁,她们站在柱子后,也显得更安静。由于这家酒店同时也住进了一些国内来深圳参加跑马的选手,此时也都整装待发,个个犹如雄鸡,神情高昂,力量充沛。从酒店到赛场不到20分钟,选手们从大巴上下来,天刚蒙蒙亮,但可以判断,应该是个晴天,地上并不潮湿,工作人员抱着电脑,正在人群中火急火燎地找人,忙着核对运动员信息。

刘军把肯尼亚的选手拉到一边讲了点注意事项,就开始组织选手热身,让他们绕着休息棚旁边的空地跑圈。卡萨换了一双黑白色运动鞋,跟前一天的运动鞋不同,这双看起来反而更旧一些,但感觉更轻。他额头很高,青筋突兀,但显得很放松,也很兴奋,见到熟悉的人就咧嘴笑着打招呼。他可能没想到即将到来的42.195公里,会遇到山一样的竞争对手。

人流是突然出现的。快到7:30时,这群非洲跑马人检录完毕后,站到了起跑线一侧的预留位置上。而在这群非洲跑马人身后,是看不见末端的队伍长龙。后方的队伍充满喧哗,毕竟对于他们而言,这不是比赛,而仅仅是一次跑步健身运动,或者是一次狂欢,或是一次商机,是展示一个比一个夸张的广告牌的好时机。

非洲跑马人却各自敛去脸上的笑容,静待比赛时间的逼近。有人在胸前重复着划十字,祈求神的保佑。即便像拉扎勒斯这样的高手,也不敢保证每次比赛都能如期完成,因为过程中出现意外的几率实在太大。

CCTV5在做实况直播,赛道起点的右侧有一个固定的机位,左侧竖着一块巨大的显示屏,即便观众退后10米,依然可以看到直播画面。主席台上站满了深州市及宝安区的各级领导,当然少不了宏大的讲话,主持人用双语在调动气氛,像个音域不准的喇叭,在万人选手中掀起一轮轮狂欢声,他要一一介绍那些举着广告牌走来的方阵,开始总是由他来点燃这个活动的狂欢精神。

拉扎勒斯和他的非洲同伴们站在队伍最前面,每个人都身体前倾,耳朵张开,像箭在弦上,拉满了弓,看上去每个人非常紧张,但他们又不知道台上领导手中举着的发令枪,到底什么时候打响。

天已大亮了,深圳路面十分开阔,即使冬天,气温依然宜人,赛道中间的绿化带生机盎然。被主持人点燃的马拉松狂欢氛围,已经越来越炽热,长龙一样的队伍,都在举着双手在欢呼,在空中舞动。突然,发令枪发出一排排清脆的响声,深圳宝安国际马拉松比赛的队伍犹如泄洪的闸门打开了,拉扎勒斯和他的非洲同伴飞越了几万公里来到深圳,终于等到了这久违的一刻。好像一只雄狮突然出现在身后,他们迈开双腿向跑道上飞驰。

举着广告牌的选手反正也跑不快,不如奋力吼出点声音。有人在赛道上玩儿cosplay,戴着“王尼玛”的同款面具,“川普”和“希拉里”也成双成对地站在一起,优哉游哉地走在人群中,只为吸聚更多关注和媒体的闪光灯。

由于选手太多,队尾的选手花了17分钟才经过起点线。而就在这段时间,非洲来的跑马人早已不知所踪。直播的镜头扫到了最前方的黑人选手,拉扎勒斯和卡萨还保持着同步的频率,状态很稳定。奇怪的是,基普楚姆巴不在最快的方队中,刘军原本期待他为冠军竞争者。

而从一开始,女选手比男选手就落后一大截,她们要挑战的长度同样是42.195公里,接近上海内环一圈的距离。努里特跑得很投入,表情专注。长腿拉出的步调倒显得平稳,像矫健的斑羚,丝毫看不出疲惫。

刘军背着手站在赛道起点的地方观看直播,对一开始的赛况,并未显得很关心。他很清楚,这场耐力赛要等1小时30以后才开始进入焦灼状态。

这是一场平静的耐力赛,选手之间没有碰撞、拉扯,但残酷在于马拉松比赛总是在锤击人类的每一寸极限,它不仅会极大地消耗体力,而更重要的是,它对人的精神也是一场炼狱般考验,身体的极限有时需要精神的极限来拓宽和延长。

“男选手的出场费比女选手更高,因为他们跑得更快,出现在镜头前的机会更多。”刘军说,他一直相信,这是人种的优势,赋予了特定人群的能力,“试想你是赞助商,也会希望自己的产品有更多的出镜机会。”

时间进入第50分钟,拉扎勒斯已经准备开始加速。他突然斜着跑离原来的团队,开始与大部分黑人选手拉开距离,他有备而来。当天深圳的气温在20-22℃,跑步时间越长,选手的体温升高,开始缺水。拉扎勒斯也开始到赛道旁边补水。

此后只剩下另一位肯尼亚选手萨马尔 (Samal Emanuel Plilan)还跟在拉扎勒斯旁边,“我们很早以前在其它的比赛上就认识,他是我的朋友”。拉扎勒斯决定带着萨马尔一起跑。他开始看时间,调整自己的配速,萨马尔一度降速差点掉队,“我把自己的速度降下来,跟他一起跑,我希望他可以跑完比赛”。

当然带人或者不带人并不是什么行规,选手可以自由选择。他显得自信满满,“我的计划是跑完全程,拿到冠军,并没有打算跑出很好的成绩,这里气温太高,如果是在欧洲,我会挑战自己的最好成绩”。

但实际上,甩掉萨马尔并没有拉扎勒斯言谈中简单。最后一公里,萨马尔依然紧咬与拉扎勒斯的距离,直到最后400米,拉扎勒斯才开始奋力加速,与萨马尔拉出不太长的距离,甚至过于担心对手的状况,还不时回头看一下。

努里特就没这么从容了,最后半小时,嘴唇发白,她以女子第二的成绩艰难地抵达终点。努里特将双手撑在腿上,低头喘息了一阵,吐掉了唾沫,想抬头起身却发现身体发软,顺势倒在地上,志愿者搀扶着她离开赛道。

女子冠军伊丽莎(Urge Dechasa Eresa)情况同样糟糕,抵达终点后直接并拢双腿,以跪姿趴在地上休息。

3.

卡萨很不满意自己的成绩。第七,而不是第一二三。

那陈旧的黑白运动鞋,太不合脚。他跑到终点后,迫不及待地脱掉鞋子,脚上冒着一股热气,他露出的右脚拇指关节处,磨了一个血泡,他指着硬币大小的血泡给人看,医务人员百般提醒他注意伤口,鞋子不能再穿。

硬币大小的血泡

卡萨倒是一直点头,他提着鞋子,穿上袜子走了一会儿嫌地面太烫,又趿着运动鞋溜达到跑道边上,看还未结束的比赛,没法,目前只有一双运动鞋。细看他的鞋子,竟然是耐克的跑鞋,但是质地莫名的粗糙。卡萨完全不介意展示自己的伤口和鞋子,甚至有些主动。他拍拍鞋,说这是在老家花了100比尔(合约31块人民币)买下的运动鞋,“买的时候只有这双了,小了脚一码。”又扯扯衣服,他换上了活动方提供的荧光绿短袖T恤,摊手说很开心,拿到了新衣服。

在老家花了100比尔(合约31块人民币)买下的运动鞋

他扒拉了一下鞋子上的标签,想说明鞋子是39码的,标签上字迹已经有些泛 白,除了39码的字样,还顺道漏出了清晰的 “made in China”。

但对于他来说,今天最难过的事情不是脚上的小伤。而是名次。这次比赛卡萨与拉扎勒斯的成绩差了12分钟。对于年轻而缺乏比赛经验的卡萨来说,这是一次重创。整队回酒店的时候,卡萨落在最后,脚上的伤口不大,但是走起路来又隐隐不太舒服。他脚后跟先落地,再轻轻放下脚掌,一路慢悠悠地被甩在了队伍后面。

眼见情况不对,刘军赶紧起身返回赛场去找人,还没走到赛场,就发现了卡萨。他披着一块白色的大毛巾,脚抽出来放在鞋上,坐在路侧的花坛边,用毛巾捂着脸在哭,抬头的时候眼睛红红的,眼泪还挂着。

见刘军,他双手一摊,吐露心声,埋怨自己今天表现不够优秀。“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以后我还有机会吗?”

刘军发现他以后就放下心来,他试图说点安慰的话,“每个选手都要经历这一关,光脚跑的大有人在。”像卡萨这样的选手他已经见怪不怪,在他的记忆中还有人跑完比赛以后捶胸顿足,各种情绪都有。

能让刘军头痛的,卡萨这种新手还领会不到。这次马拉松比赛打着一带一路的名义,刘军相当重视,“因为这场比赛是一带一路的第一站,一带一路有很多国家,都要举办这样的赛事,这是第一站,这场比赛的政治意义大。”基普楚姆巴就是他为比赛而挑选的选手。

政治意义对于刘军很重要,但基普楚姆巴却只看奖金。

这次比赛,按照中国田径协会规定,男选手以第一名的成绩跑进2小时9分30秒以后才能获得5万人民币的奖金,否则只有一半,即2万5千元人民币。就国内的平均奖金设置水平来讲,深圳马拉松的奖金确实不算高。2016北京国际马拉松的最高奖金是4万美金,上海是4万5千美金,都在25万元人民币左右。而今年11月举办的2016酒城泸州半程马拉松赛,奖金额度达到10万人民币。

基普楚姆巴开始也因此拒绝参赛。刘军为他改签了两次机票,才把他从肯尼亚带过来。选手并非完全自由,参赛的权力掌握在经纪人手中,如果他仍然坚持不参赛,“我可以制裁他。”刘军说。

刘军的原计划是让他带着整个队伍跑起来,结果好不容易才把基普楚姆巴带到深圳,他只上场跑了不到五分钟,就表示自己的脚腕受伤,无法再坚持。赛后他生气地用手指着基普楚姆巴,吼了一句,“你把我的队伍都带坏了!”

基普楚姆巴要求奖金额度更高的比赛,而另一边卡萨却在晚上向刘军提出了购买运动鞋的请求。他跟刘军没法直接沟通,试图让记者充当沟通的桥梁。他坐在酒店房间的地面上,开始重复白天比赛结束以后的话,运动鞋不合脚,裤子太旧,还多了一些新的控诉,“我真的很穷,房间里的行李都是同住室友的。”

不过从他这三天的出行装备来看,他至少带了两双运动鞋,一双休闲鞋,两套换洗的衣服。从酒店离开那天,直接拉着那个所谓的“室友的行李箱”到了饭厅。

基普楚姆巴的难搞,多半是因为他曾经跑出过不错的成绩。刘军在面对肯尼亚选手的时候会耗费更多的精力大概也是同样的原因。

肯尼亚是马拉松选手的先发之地。这里是跑者的天堂,适宜的气温、坡度与海拔让其成为了天然的训练场。连拉扎勒斯自己都不清楚所在的城市埃尔多雷特(Eldoret)有多少训练营,来自世界各地的经纪人在这里扎营驻寨。埃尔多雷特被誉为“冠军之家”,不过这并非独一无二,类似的“冠军之乡”还有距离埃尔多雷特仅40公里的城镇埃藤(Iten),卡普萨贝特(Kapsabet)等。

马拉松比赛已经改变了肯尼亚本地居民的生活。刘军看着自己手下的一些选手,在中国马拉松比赛中挣了奖金后,有买了很大一片的茶园,有的买了很多牛羊,有的买了铺面。刘军说,买了很好的茶园后,有的还在继续跑步”,也有人把“原本是一个蒙古包的泥土房子,像人戴的斗笠一样那种夯土房子”变成了砖房或者水泥房。

在肯尼亚或埃塞俄比亚,一个成功的马拉松选手也完全可以晋升为收入不菲的富人阶层。这已成为东非很多地方年轻人趋之若鹜的发财方式,但难度在于你要跑得比其他人更快。

刘军要做的事情,就是为选手争取更多的利益。“有的运动员有出场费,拿过波士顿、纽约的冠军,年出场费能拿到20-30万美金。”就像基普楚姆巴,他参加这次马拉松无论得奖与否都有出场费。

中国马拉松赛事最近几年如星火燎原,每年吸引了数百位非洲来的跑马人。获得沈阳国际马拉松赛冠军的拉扎勒斯就常年驰骋在中国各大城市的马拉松赛场,他除了负担两个孩子的教育费用,还要帮助家里的弟妹继续念书,来跑马拉松赚钱俨然是他养活全家的全部希望,“在肯尼亚,很少有人通过跑步来锻炼身体,大部分跑步的人都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

肯尼亚人并非都是长跑高手,只有少数部落的跑者才继承了奔跑的天赋。拉扎勒斯就来自于这样一个民族——卡伦金(Kalenjin)。卡伦金人居住在肯尼亚裂谷省的尼罗河流域,常被称为“奔跑的部落”。

同属于一个部落,谁跑得更快,谁也许就是下一个幸运儿。

4.

基普楚姆巴因为受伤退出了比赛,他也许早知道这次比赛冠军只有2万5千元人民币。而这次比赛的新晋冠军拉扎勒斯却在事后才知晓奖金的微薄,出离愤怒。

拉扎勒斯在这次比赛中消耗了太多的精力,如果要参加下次比赛,至少要等到两个月以后。这对于去年上半年因受伤无法参赛的拉扎勒斯来说难以接受。“这完全是在浪费我的精力和时间。”

这成了他与经纪人沃克尔(Volker)之间战争的导火索。拉扎勒斯的经纪合约并不在陶绍明的公司,只是两位经纪人关系还不错,拉扎勒斯被借给了陶绍明,当然沃克尔也有权利分得抽成中的一部分。

拉扎勒斯的冠军分量,仅仅价值2万5千人民币,约合3620美元。“这只是半马比赛的奖金而已”!

按照他与经纪人之间的默契,拉扎勒斯只参加奖金额度在2万美金甚至以上级别的比赛。但这次从被告知参赛到比赛,拉扎勒斯并不清楚自己可以拿到多少奖金。

深马是拉扎勒斯在2016年的最后一场比赛,“如果知道这次的奖金额度这么低,我应该当场退出”!

这并不是全部,今年7月,拉扎勒斯以2小时18分的成绩拿到了六盘水夏季国际马拉松赛的第四名。同行的运动员在两个月后陆续收到经纪人转交的奖金,沃克尔却再次以没钱为理由,扣下了他的奖金。

沃克尔在肯尼亚臭名远扬,拉扎勒斯决定再收不到奖金就立刻报警。

从深圳回到家乡埃尔多雷特以后,拉扎勒斯并没有立刻恢复训练,他打算让自己休息两个星期放松一下,另外一件事情比训练更重要。

拉扎勒斯与沃克尔的合约即将结束,他终于有机会重新寻找合适的经纪人。刘军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对于我来说,经纪人都一样,但至少刘不会拖欠奖金。”拉扎勒斯并不清楚,选择刘军对未来的比赛有多少影响,但就不拖欠奖金这一点来说,已经足够吸引他加入刘军的团队。

在陶绍明的训练营中,80%以上的跑者有机会出来比赛。“只是比赛的级别不一样,10万的可以比,5万的也可以出来。不能全都安排到一个比赛,一个比赛就一个冠军,第五六七名也是有奖金的”。

跑步是他的事业,过去的拉扎勒斯因为贫穷而没有继续上学,如今作为家里的老大,他不得不支持家里的弟弟妹妹上学,“只有接受了好的教育,才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但是我不需要为他们买房子或者土地,等他们毕业以后,这些应该由他们自己挣钱来买。”

与拉扎勒斯一样,女选手也需要为了自己的家庭而奔跑。

萨拉(Kibet Sarah)是这次深马的女子季军,奖金只有18000人民币。她来自肯 尼亚,家里的兄弟姐妹更多,八个,她排行第五。父母在农村居住的房屋非常破旧, 萨拉的手机里存着自己的女儿和父母的照 片。萨拉父母的家在一片草原上,很典型的农村,泥土堆起来的墙,草垛搭起来的屋顶,屋旁堆着木柴,看上去,似乎一阵狂风 就可以吹走她家的屋顶。

萨拉的丈夫也在跑马拉松,只是天赋不够好,家里的压力更多的还是落到了萨拉的身上。“我想过上更好的生活,我父母家连电都没有。”萨拉这次努力奔跑,为还在上学的弟妹攒学费。“我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可以去念大学,未来很难说,也许她可以去别的国家,别的城市。”

萨拉的手机像素不高,很像早期小型的三星智能手机,不过却没有明显的标识。她不知道自己的跑步生涯会持续到什么时候,但是到目前为止马拉松比赛切实地改变着她的生活。“如果你的八个兄弟姐妹都能挣钱,都生活得很好,你还会跑么?”

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拿到奖金以后,选择买房买地,但至少萨拉是。“有一天不能跑了,就更不能买地了。”萨拉很清楚,攒够足够的钱,买的一定是土地,而不是一辆车。

陶绍明很清楚运动员之间的差异,“有些年轻的没结婚的,拿到奖金,玩儿。有的结婚了,拿到钱,买房子,买牛买地。”刘军常给他们转发奖金,他发现很多人之前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突然有了大笔钱,他们中的一些,就去花天酒地,大肆挥霍,找妓女、赌博……花销完了后,又陷入贫困,又回来参加马拉松比赛赚钱。

而更多的却是像拉扎勒斯这样。他目前已把两个孩子送到了私立学校念书,“学费很贵”,但是他认为城里的教育更好,拉扎勒斯已经付完了他们一学期的车费。而对于他自己,他期望未来可以申请去美国读大学,完成大学梦,不过当前,他的生活重心是跑步。

基普楚姆巴与拉扎勒斯是好友。“在肯尼亚,就算一个运动员一天比一天年老,但是只要他坚持训练,饮食正常,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的。”在拉扎勒斯眼中,基普楚姆巴俨然变成了成功人士,虽然他前期购买的房产和土地已经足够他生活,但是他依然在坚持训练。

但是,到底能坚持跑到哪一天,都要听从上帝的指示,在肯尼亚,全国人口的45%信奉基督教新教。拉扎勒斯与萨拉一样,都是基督教徒,渺小的人类只需要向上帝祈祷,然后怀着希望等待明天即可。他们深信,一场比赛,能不能顺利完成,上帝早就已经有了安排。

从深圳回去以后,拉扎勒斯开始打理自己的土地。他终于可以从中国的食物中解放出来,吃上自己喜欢的乌伽藜(ugali)和一种叫chapati的面饼。

乌伽藜是肯尼亚最具代表性的主食,由玉米粉调制而成,看起来像北方的面食,只是没什么固定的形状。据说,肯尼亚跑者清晨练跑前多半不吃东西,他们坚信前一晚吃下大量的乌伽藜将为隔天的训练带来充足能量。

拉扎勒斯并没有在固定的训练营训练,他有自己的小团队,和几个朋友一起训练,不分雨季旱季,他相信坚持训练,找到合适的训练方式,成绩一定会提高。

5.

埃尔多雷特的树是笔直的,土地是红色的,这个世界的颜色简单,一片红、一片黄、一片绿。和萨拉的家相比,拉扎勒斯的家修建得更讲究,背靠大树,屋顶盖着红色的瓦,墙面的石砖镶着黄色木头,房子虽然是平层,但是看得出来很结实。走出家门,拉扎勒斯会听见风的声音,四周很安静,走上几里地也不见得能碰上来往的人群,和中国的农村有很大的不同,肯尼亚的农村楼舍更为稀疏,环境也相对原始。

土地是财富之母,谁的土地越多,表明他的家庭越富有,土地会永远属于购买人,这是拉扎勒斯的投资。

拿到奖金的运动员通常成了投资的第一批人。刘军很清楚,“最聪明的运动员会买房、买地、买车,有的买好几辆车,然后就租车,雇一个人帮他跑车,像公共汽车,招手停。”

他还去过肯尼亚一个马拉松奥运冠军的家,房子是豪华的庄园,同时还在城里开了一家招待所,就像宾馆一样,几栋楼都放着出租。同样,如果不能跑步,对于萨拉来说是无法逾越的命运鸿沟。萨拉高中毕业后,找不到好工作。在当地,村民都有一种共识,跑步是可以挣钱的。想要获得财富就要拼命跑。训练营一周训练六天,周日放假。每位教练的安排不一样,但是大体上都会有长跑课和速度课,长跑课一周两次,每次至少在25公里以上,速度通过百米跑来训练。没有什么捷径,运动员“反复跑”才有希望。

去年一整年,在中国田协注册的全国马拉松赛事达到328场,而预计将来可能达到2000场,当然,奖金设置越高,参赛选手的水平也越高,财富与速度成正比,陶绍明想在非洲签下更多的选手,因为“高水平的永远不够”。

但对于在中国马拉松赛事中屡有斩获的拉扎勒斯来说,这里是发展的好机会,但他从未有过留在中国发展的想法。他对跑步保有热爱,离开了肯尼亚,将再也找不到合适的训练场合,他说,在外三个月,自己的身体将立刻会失去原来的状态。

这两年,拉扎勒斯参加过深圳、北京、沈阳甚至是小城市六盘水的马拉松比赛,却从来没有认真看过这些城市,来去匆匆,往返于酒店和机场,像一只来自非洲的候鸟。

受限于停留时间和遍布大街的中文,拉扎勒斯不爱外出。他唯一的纪念方式是拍照,不带表情地站在画面的中心,挑选酒店或者机场内饰精致的角落,等手机声一响,拍好一张高清照片,完成一次短暂的旅行。

6.

结束比赛当天,伊丽莎和努里特耗尽体力,几乎瘫倒在比赛现场。但返回酒店后,她们只稍作休息,就急匆匆下楼,想去夜市逛逛。

伊丽莎不过21岁,是抵达深圳后唯一穿着长裙的埃塞女运动员,或许是拿了冠军,她比之前看起来放松不少。脚上还穿着酒店的拖鞋,她看见酒店门口停着一辆豪华婚车,车头上用鲜艳的玫瑰扎着“百年好合”的花饰,她立刻被吸引了,就迫不及待地过去自拍,她一手扶着婚车,侧身时会刻意留出腰部的曲线,对着镜头莞尔一笑。

伊丽莎比努里特要内向,努里特提出来要去市场逛街的时候,她也只是默默躲 在努里特身后,等待安排,虽然她也想买点可爱的小饰品。努里特对拍照的兴趣不大,她计划着去市场给弟弟买牛仔裤和蜥蜴皮带。同行的还有特费拉(Tefera Gosa Girma),他拿了这次比赛的男子季军,是唯一闯进前三的埃塞运动员。他心心念念的是一款大屏智能手机。在埃塞俄比亚老家,拥有一部能拍照能放音乐的智能手机, 无疑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刘军说特费拉下飞机后就买了张手机卡,并将手里的钱兑成了400元人民币。

去手机卖场需要上一部自动扶梯,随同特费拉的几位运动员都不适应这样的扶梯。试探性地先用一只脚踏上了扶梯,身子斜靠在扶手上,另一只脚在扶梯运动了一步后才踏上来,像幼童第一次被父母放手独立跨上扶梯的样子。

特费拉不顾疲倦,费了很大周折,才找到一款“先锋”牌智能手机,标价499元,但到手价只要399元。他买到手后,立即安装上了那张手机卡,并拨了一个朋友的电话,十分兴奋。

伊丽莎买了一款亮粉色的钱包,看上去也很开心。在市场里转了一圈,努里特没有买到适合他弟弟的男士牛仔裤,有点心急,她招呼着同行的伙伴赶紧到下一个地点。

夜晚的宝安区路边多了很多小摊,每次看到有售卖皮带的,努里特都会停下来,问一句是不是蜥蜴皮。

逛街接近两个钟头,伊丽莎开始支撑不住,白天的42.195公里,耗去了她这一天的所有能量,她需要返回酒店休息。而努里特对街上的产品没有任何分辨能力,最终什么也没有带走。

但她也知道,她们很快又要来中国。

撰文 张婷 / 摄影 彁 / 编辑 Nabok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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