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LEMEN:让我们来重点聊聊《东岸纪事》,最早是什么时候动笔的?
夏商:大概2004年开始动,写之前特地去六里镇拍了一些照片,现在已完全没有当年的痕迹了,浦东是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开发的,到了2004年六里地区已经拆得差不多了。我对照着自己拍的这些照片,写关于乡村的记忆,慢慢地写了一些段落。中间做普洱茶生意,有些分心,前前后后写了近七年,去年上半年完成,然后在出版发表的过程中又作了一些修改。
ELLEMEN:《东岸纪事》读下来与你此前作品相比,感觉高了不是一个台阶。
夏商:可能是写法比较扎实的原因吧,总体上有为老浦东树碑立传的感觉。先锋小说从技术上讲,很多时候是“画鬼”,而写实小说是“画人”,画鬼容易画人难。先锋小说有很多技法,它变化多端,但往往只是花拳绣腿,而写实非常难,最好的小说家都会迎难而上。
你可以看到在《东岸纪事》里,我没有逃避任何细节,很多地方我都顶上去了,而先锋小说可以通过技巧避开,普通读者也看不出什么破绽。但写实小说,一拳就是一拳,必须拳拳到位,才能击中要害,否则很难击倒“小说”这个敌人,所以我写《东岸纪事》真的苦不堪言。
《东岸纪事》 夏商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年2月
ELLEMEN:人物有没有原型,完全是虚构的么?
夏商:没有任何原型,真实的只有地名和历史事件,我把一些历史事件穿插在故事里面,比如上海甲肝大流行、陆家嘴轮渡踩人等等。但人物是假的,故事也是编的,只是有些零零碎碎的记忆。一个人物里可能会有很多人的影子,我所关注的是时代洪流中的小人物命运。
ELLEMEN:《东岸纪事》在语言、人物刻画、技巧方面都很成熟,有没有特别找一些书来读?
夏商:我写一部新书前,一般不看其他作品,以免被干扰。写完《东岸纪事》,最大的感触就是觉得小说是个笨活,小说家写到后来,拼的是“拙”,而不是小聪明。对一部伟大的小说来讲,才气不是最重要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反倒是笨拙的、像手艺人一样的写作才是真谛。就好比打绒线,最难的是四平针,正反都要打,看似很平整,有点像写实主义,而针衫打起来很容易,却花里胡哨图案很多。写小说也是这么回事,《东岸纪事》娓娓道来,没有心急火燎,就这样平稳地叙述,看起来没什么,其实有很多奥妙在里面。
ELLEMEN:你说的写实,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吧。
夏商:因为我毕竟是先锋小说走过来的,和传统作家经过的文学训练不一样。所以《东岸纪事》整个小说看似结构四平八稳,但还是有很多变化,这就是多年文学训练的结果,包括对语言的控制,起承转合的把握,以及一些只能意会的文学观念。《东岸纪事》虽然骨架是一个时代的乡村记忆,但真正写的还是人,这才是文学最终要完成的使命。所以我们之前可能还是伪先锋派,关心的可能不是人,而是语言、文本、技术之类的东西,像孙甘露早期的小说,就完全是语言的自我繁殖,他更像是诗人而非小说家,小说家重要的还是叙事能力。当然从文本角度来说,孙有文学史价值。但从小说本身来说,严格意义上他不算小说家,而是诗人。你看跟我同辈的小说家像艾伟、毕飞宇、张旻、韩东的长篇,文本都越来越归于常态,但在写实的外套下还是能看出先锋的意识,包括文本、结构、语言的能力,都和传统作家迥然不同。
河西:《东岸纪事》是一口气写下来,还是反复修改后的产物?
夏商:第一年的时候三分之二就写完了,对话都是上海话,我拿给一些朋友看,觉得还是有障碍,比如“不是”写成“弗是”,后来就改掉了,改成普通话里夹少量沪言,尽量用大家熟悉的词,比如“阿拉”,另外还造了一些上海话新词,比如“面熟目生”,北方人也能看懂。最后小说的上海话韵味还在,外地读者的阅读障碍也较小。
ELLEMEN:之前退出上海作协是怎么回事呢?
夏商:那是2004年,当时是有几个四川老作家要退出当地作协,我只是声援而已。但根源是上海作协先拿我开涮。我看到四川作家退会的新闻,提醒我这是回击的好办法,就给上海作协写了封措辞严厉的退会函,寄了双挂。他们大概觉得很被动,大热天招了很多文化记者过去,后来有家南京的报纸先报道了此事,香港媒体也报了。
ELLEMEN:那独立参选人大代表呢?
夏商:公民本来就有这个权利,我其实对政治没任何野心。独立参选人大代表无非要证实自己有这个权利,本就符合宪法和选举法。所以我说宪法像小说,写得很漂亮。我宣布参选后,今天来查税,明天请喝茶,后来我就退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