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LEMEN：让我们来重点聊聊《东岸纪事》，最早是什么时候动笔的？
夏商：大概2004年开始动，写之前特地去六里镇拍了一些照片，现在已完全没有当年的痕迹了，浦东是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开发的，到了2004年六里地区已经拆得差不多了。我对照着自己拍的这些照片，写关于乡村的记忆，慢慢地写了一些段落。中间做普洱茶生意，有些分心，前前后后写了近七年，去年上半年完成，然后在出版发表的过程中又作了一些修改。
ELLEMEN：《东岸纪事》读下来与你此前作品相比，感觉高了不是一个台阶。
夏商：可能是写法比较扎实的原因吧，总体上有为老浦东树碑立传的感觉。先锋小说从技术上讲，很多时候是“画鬼”，而写实小说是“画人”，画鬼容易画人难。先锋小说有很多技法，它变化多端，但往往只是花拳绣腿，而写实非常难，最好的小说家都会迎难而上。
你可以看到在《东岸纪事》里，我没有逃避任何细节，很多地方我都顶上去了，而先锋小说可以通过技巧避开，普通读者也看不出什么破绽。但写实小说，一拳就是一拳，必须拳拳到位，才能击中要害，否则很难击倒“小说”这个敌人，所以我写《东岸纪事》真的苦不堪言。
《东岸纪事》 夏商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年2月
ELLEMEN：人物有没有原型，完全是虚构的么？
夏商：没有任何原型，真实的只有地名和历史事件，我把一些历史事件穿插在故事里面，比如上海甲肝大流行、陆家嘴轮渡踩人等等。但人物是假的，故事也是编的，只是有些零零碎碎的记忆。一个人物里可能会有很多人的影子，我所关注的是时代洪流中的小人物命运。
ELLEMEN：《东岸纪事》在语言、人物刻画、技巧方面都很成熟，有没有特别找一些书来读？
夏商：我写一部新书前，一般不看其他作品，以免被干扰。写完《东岸纪事》，最大的感触就是觉得小说是个笨活，小说家写到后来，拼的是“拙”，而不是小聪明。对一部伟大的小说来讲，才气不是最重要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反倒是笨拙的、像手艺人一样的写作才是真谛。就好比打绒线，最难的是四平针，正反都要打，看似很平整，有点像写实主义，而针衫打起来很容易，却花里胡哨图案很多。写小说也是这么回事，《东岸纪事》娓娓道来，没有心急火燎，就这样平稳地叙述，看起来没什么，其实有很多奥妙在里面。
ELLEMEN：你说的写实，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吧。
夏商：因为我毕竟是先锋小说走过来的，和传统作家经过的文学训练不一样。所以《东岸纪事》整个小说看似结构四平八稳，但还是有很多变化，这就是多年文学训练的结果，包括对语言的控制，起承转合的把握，以及一些只能意会的文学观念。《东岸纪事》虽然骨架是一个时代的乡村记忆，但真正写的还是人，这才是文学最终要完成的使命。所以我们之前可能还是伪先锋派，关心的可能不是人，而是语言、文本、技术之类的东西，像孙甘露早期的小说，就完全是语言的自我繁殖，他更像是诗人而非小说家，小说家重要的还是叙事能力。当然从文本角度来说，孙有文学史价值。但从小说本身来说，严格意义上他不算小说家，而是诗人。你看跟我同辈的小说家像艾伟、毕飞宇、张旻、韩东的长篇，文本都越来越归于常态，但在写实的外套下还是能看出先锋的意识，包括文本、结构、语言的能力，都和传统作家迥然不同。
河西：《东岸纪事》是一口气写下来，还是反复修改后的产物？
夏商：第一年的时候三分之二就写完了，对话都是上海话，我拿给一些朋友看，觉得还是有障碍，比如“不是”写成“弗是”，后来就改掉了，改成普通话里夹少量沪言，尽量用大家熟悉的词，比如“阿拉”，另外还造了一些上海话新词，比如“面熟目生”，北方人也能看懂。最后小说的上海话韵味还在，外地读者的阅读障碍也较小。
ELLEMEN：之前退出上海作协是怎么回事呢？
夏商：那是2004年，当时是有几个四川老作家要退出当地作协，我只是声援而已。但根源是上海作协先拿我开涮。我看到四川作家退会的新闻，提醒我这是回击的好办法，就给上海作协写了封措辞严厉的退会函，寄了双挂。他们大概觉得很被动，大热天招了很多文化记者过去，后来有家南京的报纸先报道了此事，香港媒体也报了。
ELLEMEN：那独立参选人大代表呢？
夏商：公民本来就有这个权利，我其实对政治没任何野心。独立参选人大代表无非要证实自己有这个权利，本就符合宪法和选举法。所以我说宪法像小说，写得很漂亮。我宣布参选后，今天来查税，明天请喝茶，后来我就退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