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义忠:胶片上的吾土与吾民

被称为“台湾布列松”的阮义忠曾一心想逃离家乡。成为摄影师后,这个木匠的儿子却走遍了台湾的村落,以人文主义的视角,记录下台湾农业社会的最后一瞥。在阮义忠看来,唯有胶片时代“虔敬的态度”,才可能完成经典的作品,而在现在的技术时代,这一切已经远去。新书《想见看见听见》是阮义忠对摄影生涯的回归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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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EMEN你的镜头下很多是台湾乡村的生活,童年经历对你的影响很大吗?

阮义忠:我的童年是在宜兰度过的,是台湾东北部一个很淳朴的地方。但是,我童年时并不喜欢自己的出身。我的父亲是个木匠,我将来的命运似乎不是当木匠,就是永远守在故乡当农夫。所以,我一直想要逃离这个地方。小时候我读了大量的书,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离开故乡。后来,我开始摄影,才醒悟到“我错了”。所以,我才一步一个脚印地走遍了各个村落,把焦点聚集在台湾农业社会的最后一瞥。

ELLEMEN你的拍摄对象常常是最普通的人,比如,农妇、村民、儿童,你怎样让他们展现出最自然的一面?

阮义忠:要跟他们沟通,让他们接受你,完全信任你,你也要理解这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质,当他把自己的内在浮现在脸孔上时,这是最有“神光”的时候。你要会等待、会观察,要拍出他可能的“好”,而不是记录他此时此刻的面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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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EMEN本雅明提到过摄影中的“灵光”,就是你所说的“神光”吗?

阮义忠:本雅明的书,我也没有好好看过。摄影本身就有“灵光”,因为它捕捉的是一种活的生命。对我来说,所有存在万物,都是有灵性的。好摄影家能够在所有的万物中,一棵树、一块石头、一道光线,他都从中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大自然的精华,甚至宇宙的奥秘,那个就是“灵光”,跟本雅明无关。

ELLEMEN你也拍过台湾九二一”大地震,你怎么看待灾难?

阮义忠:灾难是对人性的一大考验。就像人生了一场病,才知道健康的重要,灾难来临的时候,人更能醒悟到一些道理。台湾发生灾难的时候,我深深震撼了一下,因为我所拍的都是台湾最美好的乡村,现在这些乡村都被摧毁了。我的那些艺术品对它有什么用?除非能把艺术变成救灾的力量,那是我第一次体悟到一个艺术家对社会应该有的责任。

ELLEMEN你一直坚持用胶片拍摄?

阮义忠:胶片时代,照相机要成为摄影师眼睛和手的一部分。因为底片很贵,拍坏了底片就废了。那个时代,一切不得不认真。只有天时地利人和,才有办法拍到一张好照片,这时他会充满感激。就是这种虔敬的态度,才完成了那样的经典作品。现在有了数码相机,一切跨越了技术门槛,慢慢地,人们就觉得没有什么值得珍惜。所以,这是最大的差别。

ELLEMEN你认为技术时代如何改变了摄影?

阮义忠:现在,我们不珍惜看见、听见、遇见的一切,一切都太容易。你用一种不珍惜的态度去看东西、听东西,怎么会深刻呢?我们那个时候得来都不易。所以,如何使现代人恢复爱物、惜物、敬物的精神是很重要的。另外,大家都要逃避到虚拟的世界当中。光是走在路上,他就不注意看周遭的东西,光是在看他的手机,坐在车上也是一样,他的世界就变成一个手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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