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德盛:一位驻华大使在北京生活

在雾霾和风沙并行的北京,裴德盛仍坚持着他的“丹麦生活方式”,比如在寒冷的冬日,他依然骑着一辆哥本哈根产的自行车穿行在京城的大街小巷;比如在大使官邸,他大肆采用节能装置和绿色能源;比如他在官邸养有四只宠物,其中一只猫和一只狗是在中国任职期间收养的流浪动物,他视之若命,并常常抱着它们会见客人……他说,“中国可以借鉴我们和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技术去避免我们曾经在四十年以前所犯的错误。”

丹麦人因对自行车的执着而闻名,身为丹麦王国驻华大使,裴德盛希望能将“丹麦生活方式”坚持下来,而不论他身在哪个城市。即使在北方严寒的冬日,你也可能在大使馆附近的街巷中遇见穿着自行车运动服骑车的丹麦大使。

“对我来说自行车相当于一种生活方式,这让我的生活变得简单,这是最好的最实用的方式,这比我走路或开车要快捷许多,我清楚地感受到我正在掌握自己的步伐。”他说。

由骑自行车所代表的绿色环保延展开去,裴德盛借此寻找到了个人爱好与职务身份的契合点。在2012年3月,他将自己珍藏的自行车拍卖,希望借此来支持中国的自行车文化和气候目标——尽管中国也被称为“自行车王国”,但人们常常抱怨城市街道为自行车留下的空间越来越少,在北京,风沙和雾霾也阻止了更多人选择自行车出行。他所拍卖的自行车,曾于2009年伴随他完成了从纽约到华盛顿的长达500公里的环保骑行活动。

对他有所了解的使馆工作人员说,他具有实干家的做派。

裴德盛活跃在与环保相关的领域。他乐于与记者交流环保话题;在众多场合介绍丹麦的低碳生活经验;推进丹麦新能源企业和中国的合作;在过去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等重要会议时,他撰文表达自己的立场。他正在努力推进丹麦驻华大使馆实施新的节能措施,例如在大使馆的屋顶上安装太阳能板,以期减少30%的用电量。

“让我们行动起来!”他这么说。

大使官邸陈列了许多丹麦王室的照片,许多是大使先生跟王室成员的合影。

他推崇丹麦建筑和家居所体现的极简与实用主义原则。带着我们参观大使官邸时,他说那是聪明的、令人赏心悦目的建筑。

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丹麦大使馆为一层的低矮建筑,它用简明的线条和色块来划分功能区,在布局上借鉴了中国传统四合院层层渐进的格局,在装饰上舍弃了图案和纹样,并主打灰白色系使之融于周边环境。大使官邸的客厅,一面是晶明透亮的玻璃幕墙,完全采用开放式的设计,这既让屋前的花园成为房间的一景,在功能上又达到节能的目的,处处贯彻着丹麦人推行绿色国度理念的决心。而丹麦风格的设计在中国也大行其道,如丹麦王室御用鞋履品牌ECCO等,备受人们青睐,今年是它成立50周年。

裴德盛自喻为各式建筑的爱好者。不论在哪里居住或旅行,欣赏风格迥异的建筑都是他的必修课。大使官邸走廊的入口处,便悬挂着一副北京城门的旧日影像。“这座建筑已经不在那里了,它曾经那么美。”他不无惋惜地说。

裴德盛有着34年的外交经历。他于1979年27岁时便开始进入丹麦外交部工作,1981至1984年,他担任丹麦王国驻埃及大使馆担任一等秘书,1994年至1995年任外交部任俄罗斯及东欧事务司司长,他是前任丹麦驻美国大使,2010年9月由驻美国使馆调任丹麦驻中国兼蒙古大使,任期五年。

看着他的简历,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全球化”是他时常挂在嘴边的词。自1996年以来, 裴德盛一直担任哥本哈根大学和奥尔胡斯大学的政治学国际关系系的校外考官,他为丹麦各个大学以及美国的一些大学授课,另外他也时常就当下国际社会热点问题撰写博客。

得益于自己全球旅行的经历,裴德盛用世界各地的艺术作品装点着大使官邸的客厅,那里悬挂着他几十年来收藏的当代绘画,他对每一件都喜爱有加,以至于无法说出自己的最爱。

他和家人共同收养了四只宠物,其中一只猫和一条狗是在中国任职期间收养的流浪动物,另外一只猫来自于美国,还有一条狗来自于欧洲。它们在大使官邸肆意玩耍,即便在某些正式的接待场合,裴德盛也不介意让它们进入客厅,他开心地告诉来访者,他的猫还学会了开门。

让裴德盛选择一个地方定居也许是困难的。“丹麦人很早就懂得和世界不同的人打交道的重要性,因此很早就开始了环球旅行。”“很多东西我们以为是新的,但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已经做过了。”他说,和安逸的定居比起来,他更愿意带着家人在世界各地体验不同的生活。这也许是流传在家族血液里的东西,裴德盛说他的曾祖父曾经是一位渔夫和航海家,他的经历听起来精彩而刺激,“做一名渔夫是我儿时的梦想,也是我现在的兴趣所在。”

做一个勇敢的渔夫和外交家有什么联系?也许你永远无法将他们限制在同一个地方,只有这整个世界才称得上他的舞台。

《安徒生童话》是丹麦在中国最著名的童话书,斐德盛大使说,安徒生先生才是丹中文化最重要的“文化大使”

对话裴德盛

Q:北京的雾霾天现在成了街头巷议的热门话题,不仅仅是空气污染,现在我们也面临着治理其它环境污染的难题,作为大使长居北京,你是否也会采取一些防护措施,在你个人生活中,是不是会采取一些措施来践行绿色的生活方式?

A:防护措施是必须的。你看这个客厅的墙角安装了空气净化器,在我刚来的时候,我们就为大使馆办公室和大使官邸购买了这些设备。在2010年那个时候其实北京的空气已经非常糟糕,但是这里的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今年似乎空气污染问题更加恶化了。我们最近在大使馆安装了太阳能装置,我们希望能够减少整个办公室30%的用电量,当然现在还没有达到。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总是试图更多的步行或是使用自行车,即便在冬天也是这样。丹麦是自行车王国,我们的首相也常常骑自行车。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我注意到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相当于发达国家,这得益于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发展也带来了很多的代价,环境污染就是其中一方面。所以说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的许多问题并不像他的经济发展那样好。城市的污染显然是中国新领导人今后所要面临的问题之一,在我看来,中国的新一届政府已经显示出他们在这方面的决心,他们要向世界传达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环境友好型的,是可持续的。我想这应该会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和方向。

Q:许多人一说到丹麦就会联想到一个非常清洁、非常绿色的国家,在丹麦,公众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的?

A:我们在上世纪70年代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许多人为此而争取、付出了努力。随后我们建立了环境署,在欧洲我们是最早建立环境署的国家之一(丹麦环境署于1971年秋成立)。这听起来很是无聊,但是由此我们制定了新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这些法律让我们在建筑、农业、工业、交通等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前进一步,比如丹麦甚至有法律规定不允许司机在停车时开着汽车引擎空转。丹麦政府还通过税收来鼓励人们节约能源,丹麦人要为水、电等支付非常高的价格,当人们意识到这些东西都变得更贵了就自然会去节省。现在,中国可以借鉴我们和其它国家的经验与技术去避免我们曾经在四十年以前面临的问题,但是我看到一些地方却似乎在重复着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

Q:丹麦的一些新能源技术处于领先地位,丹麦似乎在新能源的利用上有着野心勃勃的目标,丹麦今后将会在哪些新能源领域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A:丹麦政府一直在鼓励所有新能源企业的发展和对外合作。我们在这个领域有了几十年的经验,1973年的石油危机让丹麦人意识到我们要转变到依靠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上。节能企业的发展也得到政府鼓励。我可以给你看一张我手机里的照片,照的是丹麦的新的节能水泵,它能够根据需要进行调节而不是什么时候都满负荷地运转。在过去的2012年,我们和中国政府达成了很多合作意向,这听起来可能也很无聊,但政府之间的意向能够给私人部门提供更多的机会,也给他们提供一个风向标。丹麦提出了到2050年完全摆脱化石能源依赖的目标,现在风能发电已经占到我们全部发电的25%,这是很大的成绩,中国在这个方面的数据小很多,当然中国更大,这也使得所有事情更加复杂。我相信中国正在能源政策上力图有所改变,正在做我们在上世纪70年代走过并且迄今为止仍在努力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在这方面帮助中国。

他和家人共同收养了四只宠物,其中一只猫和一条狗是在中国任职期间收养的流浪动物,另外一只猫来自于美国,还有一条狗来自于欧洲。它们在大使官邸肆意玩耍,即便在某些正式的接待场合,裴德盛也不介意让它们进入客厅,他开心地告诉来访者,他的猫还学会了开门。

对话裴德盛

Q:根据今年年初国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所发布的报告,丹麦成为世界上腐败最少的国家,和芬兰、新西兰并列第一,你在很多场合都表示你对此很自豪。

A:当然!一个廉洁的政府和政治体制能增强公民的幸福感,让我们的国民对政府更加信任。我们是一个高税制的国家,公共部门比起私人部门来说是相当庞大的,在这样的地方如果腐败盛行那将产生不可想象的恶果,这样的地方也不会对任何人产生吸引力。高税制的国家必然要求建立清廉的政府。因为国家的公共部门承担起了一些社会的重大事务,如教育、医疗等问题,如果我们有严重的腐败,那人们就不会允许政府去负责这样重大的事务。

我们有着世界上许多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在这些企业背后,就是政府对整个社会的悉心照料。

我经常被中国记者问到,中国能从我们身上学到什么。这个问题是我们根本不存在腐败,作为一个公务员我们从来没想过要去贪污,因此在这件事上我们不是一个好老师。

一个真正独立有效的司法系统对反腐败有巨大的意义,这是从社会和其他国民身上进行偷盗,这并不会让你取得成功。

当然丹麦比起中国来小得多,所以我想拿两者来比较不完全公平。也许应该有别的比较,比如拿整个欧洲和中国来比较。在欧洲人们也面临着腐败和反腐败的挑战,这不断地提醒我们要在增加透明度上持续不断地努力。

中国的人口、国土面积都和丹麦具有如此大的差异,你们的南北东西也是那么的不同,我看到中国领导人确实在试图加强反腐败力度,而不是去回避这些问题。中国的透明度在提高,想想在十年以前你们没有数亿的互联网用户,没有这么多大的、有影响力的社交媒体,没有这些平台供人们平等地交流思想,而现在我看到有时候人们通过手机上传他们看到的不公现象,就可以推动反腐败的工作更进一步。一个社会离开了他的所有国民这样的意识,就不可能在反腐问题上取得成功。当整个社会都非常透明的时候,腐败也就戛然而止。我想对于中国和他的执政党来说,未来都是一个关键的时期,他需要更进一步。

钢琴旁边的椅子,大使先生亲切的称为“丹中风格”,显然它是借鉴了中国传统圈椅的风格的北欧现代设计家具。

对话裴德盛

Q:你谈到社交媒体,你在中国也使用社交媒体吗?你希望和中国的网民交流什么?

A:我们的大使馆已经开通了社交媒体的账号。我个人也计划开通中国的微博。我会发一些我认为中国人会感兴趣的东西,比如我们刚才说的新能源的运用、反腐败、教育等,我想告诉大家这些事情我们在丹麦是怎么做的,希望能够给一些人带来灵感。我认为中国领导人将会继续致力于开放和改革政策,所以我也希望中国能更多地了解丹麦国情,这不是要你们去重复别人的经验,而是要创造适合你们国情的东西。

我发现西方很多人对中国持批评的态度,而且这基于很多他们所未知的事实。中国是个如此复杂的国家,伴随着新的技术他正在急速的发展之中,要做出非黑即白的判断自然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恐怕有时候这并不能使人对事物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我试图通过社交媒体去了解中国的年轻一代,我发现他们对反腐败很感兴趣,对国家的发展议题很感兴趣,对全球话题很感兴趣,我希望我们能达成更多共识,共同建设更美好的中国。

Q:我们参观大使馆和大使官邸时,见到这里处处都是丹麦北欧风格的设计和装饰,比如这里的家具很多都是丹麦制造,刚才我们用的咖啡杯也是来自丹麦一家著名的瓷器厂商,这和中国的青花瓷有些类似,这是你们推广丹麦设计的一种方法吗?你个人喜欢什么类型的家居和装饰?

A:这里有很多东西是原来大使官邸有的,还有一些丹麦的装饰品是我带来的,我总是试图维持我的生活方式。我喜欢设计上简单却实用的东西,打个比方,你来试试餐厅里的椅子,这里(靠背和椅面)只是简单的弧线,坐上去却非常舒服,还有你可以试着抬起来,你会发现它很轻便,我就可以随时把它挪到院子里,而且这个材质用几十年也不会坏。中国的很多椅子非常重,我不知道人们怎样才能去挪动他们,你必须得强壮一些才行(笑)。我很欣赏大使馆的建筑风格,我们在修建它的时候就想到要体现丹麦的设计理念,当然我们在这里把中国的建筑和丹麦的建筑结合起来了,比如墙的线条设计是丹麦的,它的砖却是中国的。我客厅里的东西也是,除了丹麦的椅子,你进门时看到的两把传统中式椅子就是我从旧货市场淘来的,非常便宜,把它们修理一下后就成了装饰品。

Q:能分享你第一次来中国的经历吗?这些年来你在中国最喜欢做的事是什么?

A:我1986年第一次来中国,那时是和我们外交部长来中国进行访问,我们到了北京和香港。那时候北京和现在非常不同,应该这么说,它在建筑等各方面都更加中国化。除了例行的访问,我们还去了很多著名的景点,如天安门、长城、故宫,他们如此的美丽,令人印象深刻。

现在我住在这里,有机会更加近距离的了解这个国家。在中国我总是尽可能多的旅行,我到了北边的黑龙江、西边的乌鲁木齐、喀什,南边的云南,从那儿一直走到更南的中越边境,我还希望尽可能多的去中国的大城市,中国那么大,我必须要多看看才能了解它。在我的眼里,它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在某些方面,它是相当发达的,可是在其它一些方面,它却又是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在你们这儿,每年都有如此多人从农村移居到城市,变革如此急速的发生着,所以你们在这个过程中有更多机会去创造一个更透明的、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的居住环境。

Q:在和中国人的接触中你所感受到他们身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A:我必须得承认他们具有了全球意识,这是我在上世纪80、90年代时从中国人身上很少感受到的。例如他们现在关心气候变化、社会公正、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艺术,而且现在他们去到全球旅行,原来他们只是更多在中国了解世界,现在他们走到了国门之外,在不同的大洲,这真是显著的变化。

中国人身上的变化也让其他国家的人更多地要了解中国,退回到十年、十五年以前,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学习中文的重要性,而现在你看,中文和英文一样变得日趋重要。我会说法语、德语、英语,还有一点儿阿拉伯语,这花费了我四十年的时间。但如果我更年轻一些,我想我就要开始学习中文。其实我也尝试过学一些,但是很难,我的女儿现在就在学中文。

大使官邸门口停了两辆安装有丹麦牌照的自行车,大使先生说他在北京城常骑着这辆自行车逛街。

我们最近在大使馆安装了太阳能装置,我们希望能够减少整个办公室30%的用电量,当然现在还没有达到。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总是试图更多的步行或是使用自行车,即便在冬天也是这样。丹麦是自行车王国,我们的首相也常常骑自行车。

对话裴德盛

Q:你觉得丹麦人和中国人思维方式最大的不同是?

A:在丹麦我们更早的认识到要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去,和不同的人交流和进行贸易是多么重要,从历史上说普通丹麦人很早就开始了环球旅行。而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在这方面还落在世界后面,当然现在一些中国人甚至比西方人更愿意走出门去了解这个世界,我想你们会从中受益。

我把了解不同的国家看得很重要。我的观点是:欧洲、美国和中国社会今后会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模式,他们将会在各个方面竞争和合作,从而使我们各自的社会制度更加具有吸引力。

美国虽然很强大,但是也面临着很多问题。打个比方说,一个穷人在美国可能不会得到很好的照顾,但是如果在欧洲则要幸运很多,因为我们的社会保险制度会更加好地照顾到不同收入的人。我们也没有枪支文化问题的困扰。

最近的报道说中国的基尼系数非常高,丹麦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控制得非常好,我们没有特别富裕或者特别贫穷的人,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和美国与中国比起来,我们需要去创造更多的经济增长点。

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小也更加透明了,政治家们也会继续从不同的体制和文化中得到启发,希望彼此能学到更好地东西,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具有开放和变革精神。

Q:回到你的童年和青年时期,你是通过什么去了解中国、了解东方,又是如何看到它的?

A:上世纪60、70甚至到80年代我们都并不了解中国。我年轻的时候只是从书中、从电视中了解东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冷战的氛围笼罩了这个世界,我们之间的隔阂非常大。丹麦是德国的邻居,你知道那时候德国分为东德和西德,我们甚至对我们的邻居都感到陌生。对于我来说,中国只是位于苏联之外的遥远的存在。而现在中国,还有其他的一些新兴国家印度、巴西等等正在快速崛起,给年轻人创造了更多的机遇。

Q:你在中国参观了那么多地方,能说说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或者说,如果有可能在中国选择一个地方定居,你会选择哪里?

A:在中国旅行有些相当于你在整个欧洲旅行,你看那些关于中国的旅行指南都是厚厚的一本,它提供给你相当多的选择。

如果说要选择一个地方定居,我可能会去云南,那里的自然风景令人难忘,各民族的文化也让人着迷。

上海也是我喜欢的大城市,刚刚过去的中国春节我就是和妻子在上海度过的,我们从那些上世纪20、30年代的建筑群一直漫步到现在的摩天大楼中,整个外滩都在我们眼底。我们住的酒店刚装修过,但它保留着老式的、怀旧的雕饰,这很是让人喜爱。

喀什也可能成为一个选择吧,喀什和中国东部的城市不同,它完全是中亚的风情。对于我来说北京也是相当迷人的,北京具有多元文化的氛围,它给你不同的可能性。当然我更愿意四处旅行,让我选的话我还是会选择不停地旅行。

Q:作为一个外交官,你总是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停留,出门在外时你的家乡有没有让你怀念的东西,那是什么?

A:我来自丹麦北方的斯卡恩,这是一个港口,我的父亲曾经是个渔夫,我的祖父、曾祖父也是,所以我是渔夫的后代。童年时代我总是梦想着成为一个像我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那样的人。

我的两个兄弟从来未曾想过要做渔夫,可是这曾经是我的梦想,直到现在为止我也很爱捕鱼,所以当我在国外的时候,最想念的便是故乡的码头、渔船、大海以及渔夫徜徉于大海的生活方式。

我想我退休以后就可以去做一名渔夫了。即便现在我也有所有做渔夫所需要的装备,而且我自认为我在这方面还比较擅长。这一古老行当对我来说意味着到大海中去享受,努力将各种鱼儿捕获上来,这非常让人兴奋。

我也很善于烹调各种鱼类,我就常在北京给我的家人烹饪各种鱼,可是这在中国有时候比较难买到新鲜的鱼类。我认为鱼能让人健康长寿,不论你是善于捕鱼,还是善于吃鱼(笑)。

我的曾祖父也是一名渔夫,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就随着船队出海。他从丹麦的港口一直航行到美国的东海岸。我听说1852年他和两个兄弟在纽约的时候,被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吸引,于是他们穿越美国东西到了加州,他们虽然没有做工人,但他们那时通过航海将一些商品贩卖到中国,所以在我的家族里19世纪中期就有人来到了中国。

Q:你刚才说更乐意四处旅行,也许这就是你家族的传统?

A:是的,我的家族中有这样的传统,我们为了生活而四海为家,有时候我们总是认为我们自己做了什么独创性的事情,实际上你回头看历史,发现这都不是新的,你的祖先早就已经做过。

我想我的曾祖父曾经拥有激动人心的生活,他从丹麦航行到了美国,穿越美国的海域到了加州,最后甚至到了中国。在那时候旅行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冒更大的风险,但是你得到的回报便是以不同的方式看到这个世界的不同方面,而这是很多人不曾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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