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少年,致十年前的自己
2018-05-08
TAG: 北川 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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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那场地震,使北川中学这四个字成为一道最深刻的疤痕,至今并将永远昭示着灾难所可能达至的绝望和惨痛的程度。

十年前那场地震,使北川中学这四个字成为一道最深刻的疤痕,至今并将永远昭示着灾难所可能达至的绝望和惨痛的程度。因为人数密集,学校往往最是死伤的渊薮,该校震前在校学生2883人,地震将其中一半以上永劫入地狱之门,而那些幸存下来的人,更像是上帝撒下命运之网时趁隙而下的蝼蚁,当时若非运气、机缘或一些说不清的天机,你无法解释命运的网开一面遵循的是什么规则。

 

有些人死了,有些人还活着,活着的人在十年后再忆当日,觉得那一幕幕像是过电影,自己曾在里面体切地参与过,但已可以平静地回述。即使是生还的学生,我们都能看见地震在每个人生命轨迹上引爆过的断裂,至今牵引着他们走在不寻常的路上。经过十年的青春伤痛物语,他们已四散在不同城市,但回忆、祈祷、救赎和自强会如同蒲公英的种子,跟随他们在各地生根发芽。

 

“假先生”郑海洋:轮椅人生

新北川几乎位踞 绵阳和老北川的中央,到两头各是30公里,从辽宁省援建的辽宁大道右转到西羌街,就是新北川的地域。远处的青山在天幕上映出柔和而写意的轮廓,一马平川的县域让人会意北川人重建家园的宗旨——也许他们已经惮于再在山区里扎寨。这里本叫安县,拆了好多村落让予新北川,安县又重新调集村镇,变成了隶属于绵阳市的安州。为了平地上起一个新北川,绵阳也大动格局。

 

新生广场上的风从空旷的平地上吹来,广场上有一根象征性的尖碑,铭刻着“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如果在羌历的萨朗节,万人会攒动于此就着羌鼓跳锅庄。郑海洋的轮椅伫立在碑下,轮椅下的身体是阙如的,但他肃穆的神情会把旁人的目光吸引在轮椅之上,风掀动他的刘海,露出微圆而帅气的脸庞。我们给他按下许多照片,他已经习惯了镜头,同时,新北川也已经习惯了有那么些人是下身空空地坐在轮椅上。

 

“相逢不过数日,你细数过我头顶无数的白发,我告诉过你心里封存的秘密。你说,我们共享了酒精和怒目,我说,我收获了友情和岁月。我抱着噩梦的往事活着,你恰逢此事轻巧路过,复制伤痕公之于众。”

 

这几天,他的朋友圈变得感性无比,为了清明,他已经在家里呆了半个月了。那天晚上,他在西羌北街的御景豪庭楼下送别了两个视频记者,那两记者从清明前就来了。在夜灯下他们一字排跨过马路,他摇着轮椅走在最前面,黑白色调的照片中透出清寒的灯束,身后的路面笔直通向黑压压的大型居住区,两边细直的树干还不知几时能成荫。

 

郑海洋最近接待了不下20波记者,少有记者可以让他开启心门,那两个北京来的记者不但年龄相当,最重要的是“没有把采访当任务,有的记者你知道不会再有交集。”他早已把采访看作是走流程了,他不会拒绝记者,总是例行接待一般把他们约在家楼下一家叫“品味江湖”的烤鱼店,细腻审慎地观察着每一个新鲜的面孔,决定要不要敞开心扉。前不久,一个女记者问他废墟下的情形,他就简单说了下,对方感动地哭了,他很诧异,突然不想再说。他总认为当时情形是不需要赘述的。

 

每次走进走出,小区门口的保安见了总会上去助推轮椅,虽然郑海洋已经完全应付自如。也是在“品味江湖”菜馆里,我初次见到他,额前刘海遮到了眼镜前,上半身微微发福,27岁的年纪有着30多岁的长相,不停地埋头在手机上。这名曾经有183cm身高的篮球前锋在512之后,身高对他不再有意义。那张废墟里的照片,一个清癯高瘦的少年向镜头摆出一个剪刀手,身体夹在两块预制板中,下半身被埋得看不见,他和同班的廖波被冠以“夹缝男孩”的称号,把廖波卡住的石板上还踩着一个当时在县政府做汇报演出的同学李阳,他帮廖波拎着吊瓶,被称作“吊瓶男孩”。

 

最近,郑海洋老是做噩梦,梦见废墟下一个个像被浇筑过的无法动弹的同学,他们的声音逐渐微弱下去。“对于梁旭阳的死,不知是因为体力还是意识的原因,我已经没有任何伤心难过和惊讶了,甚至连一丝丝遗憾也许都没有,疼痛已让我变得有些麻木,又一个同学离我而去,我却如同儿戏一般……”,当时情景被郑海洋写在一篇叫《废墟下的22小时》的两万字回忆录里,这篇复课后写就的回忆曾被疯传。他震前在北川中学的高一1班,震后落到高二2班,曾经一度想闷起头来写小说,当时称是已经写了10万字,但身边人都劝他不要再回忆了,那一稿就被他束之高阁了。

 

“我现在都不想再去看我写的东西”,他对有些话题显示轻微的嫌恶语气。复课后,他长期抑郁,爱发脾气,高三下半学期因学不下去执意回家呆着,“很正常啊,他们都在外面上体育课,我是什么心情?”那时成都有一个志愿者,是120名残疾学生的“干妈”,跑到他家里去,郑海洋又突然说不想再进行文学创作了,他嫌看的人少,无法理解。

 

北川中学的校长刘亚春现在在每个512来临时都要跟县委宣传部打个招呼,希望不要安排记者来采访。这位因上亿重建款而陷入争议的校长10年来过得不易,地震中死了妻儿,现在再娶并有一个女儿。宣传部的王主任于是给我推荐了几位毕业在外并干得不错的毕业生,特别说到郑海洋,“他一开始还不能接受,情绪很不好”。

 

就着这一说法,我问郑海洋,“你是什么时候才走出来的?”。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定义这个走出来,什么叫走出来?”他反问我,一开始,和他聊天让人觉得一些寻常的问题都像打在海绵上,还不知会碰触哪根神经,被狠狠地弹回来。“我遇到好多记者,我愿意去说,廖波过得很好,虽然他现在也结婚生子了,但他不愿意再说。我俩对这个事情的方式截然不同。你怎么定义?是他没走出来还是我没走出来?我现在常梦见他们(废墟下的同学),醒来还是会哭。”

 

郑海洋坦言,他是一个很有戒备心的人,但又会在相熟之后把什么底都露出来,“别人以为我老谋深算,但实际上我待人很感性,纯粹看心情。”他把头发一甩,露出一丝因疲倦而不屑,老成又极想掩饰的笑意,再往细里打开话匣子就不愿意了。他从大学开始就在创业了,因为实在无法想象朝九晚五中打卡的自己。现在他是一个叫“假先生”的残疾人医疗平台的创始人,“假”是假肢的意思,他有丰富的媒体资源,所以经常在创业节目上露脸,看上去风光无限。但这往往是表象。

 

3

 

郑海洋:其实地震教会我两个关键词,珍惜,珍惜身边每一个人,不要让他们再次轻易失去他们;感恩,感恩那些爱我的人,因为他们我变得与众不同。把所有想做的事情都尽力去做了不要留下遗憾。

 

接受与成长

做医疗平台是要烧钱的,有钱才能不断迭代,目前几个创始人合投的50万快要烧完。团队制作的安卓版“假先生”APP目前还是雏形,上面链接着众多提供辅具的医疗机构,却鲜有交易。 各种机缘巧合,他能认识那种大腕儿级天使投资人,比如徐小平,但是自从去年7月公司成立以来,计划融的300万天使轮到现在都没有敲定,因为这种项目没有参照。在投资人面前,他的稚嫩天真就原形毕露了,有公司问他目标客户群,他不知怎么说,“我说据官方统计全国现有残疾人8700万,涉及残疾家庭有2.8亿个,投资人问我,那你才四万注册用户?”,所以告吹了,现在他知道要留一手了,“其实商业谈判不是你想象那样的,不能太诚实。”

 

今年二月,项目终于有了五六万广告收入,创始成员开始有了工资,但是只要没有更大的投资跟进,郑海洋还是拮据的。从新北川到成都去上班,他得穿着义肢打滴滴顺风车过去,由于项目还没正式走上轨道,他不好意思提配车的事,也更没想过自己开车,“所以挺麻烦的”,他说。如今他体会到,把残疾人事业纳入商业轨道是如此艰难,相当于“之前都是用投资人的钱给你做市场验证,现在你要用自己的钱做验证”,但他无法开口让创始团队再拿钱了。他自己也投了20万,是从上个项目退出时拿到的,他还拿一部分钱在新北川按揭了这套房子。

 

很多人劝他干脆把“假先生”做成公益,郑海洋没有头绪,他自感这个项目从头到尾都是按商业逻辑设计的,“每个环节都存在收费,怎么做成公益?”。有时候他深切感受到身边这个残疾人圈子的封闭和压抑,即使在他们中间推新事物也要花很大功夫。

 

只有提起了至今还在粉的偶像,周杰伦和韩寒,能提振他的聊天兴趣。他在病榻上时,周杰伦正好来成都开演唱会,本要来探望的,但怕粉丝侵扰医院而放弃,给他写了一份小纸条:郑海洋小朋友,你要振作……,他至今留着,“字迹我对比过,应该是他的”,而韩寒的小说是他复课后的精神支撑,他至今还打听着他的手机号。

 

“韩寒让你学到什么?”

“愤世嫉俗。”

 

地震后,所有好的坏的,真诚的和虚假的都在他眼前展开,伴随着青春期本来就如约而至的迷惘一起发酵,最终让它演变为愤世嫉俗。有太多爱心人士挤破伤残者的病房,开始都承诺这承诺那,比如说班上一个截了单肢的女孩刘敏,起初认了个志愿者“干爹”,干爹突然杳无音信了,原来是拿了资助者身份去办了移民。脆弱的少年之心把一切都记住了,那时连医院里的小工给他送一瓶矿泉水他都感恩在心,叛逆就在那时开始,郑海洋在病房外贴了张“谢绝采访”的纸条。

 

“为什么要读大学?我找不到读大学的意义,我那么多同学就是因为读书而死的。”抱着这种心态,他走进高一1班,会对关心他的老师说,“我认真听你的课,其实是在‘配合’你”。高二之后,郑海洋开始长期谢绝媒体,原本一到上体育课,他们这批截肢的同学是呆在教室里的,但有次一个大媒体来拍视频,想让他们配合着去操场上“摆拍”一下,他立即知道对方要什么,“就是要我们在一边眼巴巴看着他们上体育课那种感觉”,他直接怼了那记者。

 

现在,他已经对“摆拍”不再抗拒,就为了给自己的创业项目曝光,他必须多出出镜,配合也就配合了。清明的时候,他穿着印有“北川中学”字迹的雪白套头衫,和十几个同学回到老县城,在一处当地人叫做“万人坑”的草坪前各摆上一只黄色菊花,十几个摄影师的长枪短炮前,他们静默得排成一字。当其余同学散去,郑海洋遇到一名迟来的摄像,希望他再摆上一只花,后来在镜头里,他注视着绿如茵的草坪,草坪上方的阶梯上矗立着一根还飘着红旗的旗杆,那是已覆于山体的茅坝中学留下的唯一的东西。春日的山风不识旧日的震痛,轻柔地吹拂着他眼角的泪花。

 

“曾经以为,17岁,我会在北川中学的废墟下失去生命,而后,现在,我坐在轮椅上,用以前从来不可想象的方式,感受这个世界。无论,快乐还是忧伤,从来无法停止追忆,虽然,我再也回不到从前,他们再也回不到我的身边。” ——来自《废墟下的22小时》

 

喻川:失怙的孩子

从绿意掩映里一块“北川地震遗址”的路标处进山,302省道开始崎岖不平,皲裂的路面还被封锁在车道的一侧上,一些巨石犹如化石陈列在上,由铁栅栏分割出十年前的原貌。这路基已经较当年抬高了近五米,地壳运动使得山形地貌仿佛更迭过一纪,26岁的北川青年喻川开着一辆大红色POLO,没事儿就老是从成都往老北川跑。他震前是北川中学的分校茅坝中学初三四班的学生,震后是第一届复课高中生,入读高一10班。

 

进入老北川犹入无人之境,一座倾圮的空城埋设在秀丽的景家山羌寨之下,山野气久踞在所有已塌和未塌的屋墟上,疮痍里滋长出一片青一片黛的新的生机。喻川会开过已经成了地震纪念博物馆的北川中学,往西北方向去鞍子坪,那里还住着他的小姨、二表哥和大表嫂。后山有一座墓冢,那是外婆一人的,确实,这一个零落的家族只有外婆一人有墓——因为她是两年前才离世的。

 

原北川中学所在的任家坪处在一片青山围抱中, 鞍子坪的新建民宅点缀在西北方的山坡腰上,任家坪和鞍子坪属北川的“山上”,相比于河谷中的老县城,毁坏度不算最大。鞍子坪的村民并未撤离,山上依稀的村落犹见炊烟缭绕,山下的死城还听空谷足音。


春节回去的时候,那已另嫁的大舅母和他在村委吵了一架,她用身体推搡上来,指着他鼻子大骂,“你咋没在地震中震死?”,小伙子凭着在视频网站做拍客的本能把手机掏了出来。外婆名下还有四亩自留地,大舅母硬说当时花两百块买了下来,却拿不出凭证,喻川觉得那是外婆“沈家门”唯一的遗产了,无论如何要留给姓沈的,他要为失怙的二表哥争取一下。

 

地震后,这个家族发生了震荡式的裂变重组,没有被摧毁的山上自留地为这个艰难维系的家族留下后世争端。大舅母和大表嫂都另嫁了,大表嫂另嫁的是村长,而大舅母的赵家有兄弟是村委书记,和这位村长是死对头,由此婆媳顺势变成仇家。外婆在世时,那自留地上的杂树在村长的动员下改种了猕猴桃等经济作物,被大舅母说成是村长侵占她自家土地,把村长搞成阶下囚,如此一来,原本丧夫的大表嫂命运再遭一舛,“你想得到吗?大舅母改嫁后没领证,看来是步步为营,把沈家最后的遗产都要留给他赵家的兄弟,太过分”,喻川想不到一个婆婆能对曾经的儿媳如此绝情,地震后,他看到了太多人性奸诈。不过,震前就生下女儿的大表嫂总觉得有一根血脉还和沈家相系着,于是和沈家更亲了,“她总觉得即使改嫁了还是我外婆家的人”。

 

地震来临那刻起,所有家庭都不自觉地激荡嬗变,地狱的闸门落下时是如此无理可循。喻川当时在茅坝中学,学校位于老县城里的茅坝新区,建在一陡峭的岩壁下的一块平地上,如今再重瞻,只见一条瀑布状褐色的山岩垂直嶒棱着,茅坝中学已全然覆于岩下,不见半丝踪迹,700多名师生几乎全丧于山崩。

 

小升初时成绩不好,于是被分在了北川中学这个分校,初三四班实有人数25人,幸存23人,是唯一一个因体育课而基本留存的班级。中午时分,在宿舍里午睡时喻川一如既往地亢奋着不躺下,导致被扣了班分,生活老师进来踢了他,让他识相很多。下午第二节体育课开课,全班下了楼,班主任正为应付中考而搬到宿舍楼来住,喻川想着拍马屁的时候到了,自告奋勇和两个女生为她收拾家什,但还是贪玩,稀里哗啦一通应付就遛下去打篮球,此刻距两点二十八分还有五分钟。

 

他在篮球架底下坐着,等着候补上场,突然感觉地掀动了一下,“出啥事了?”打篮球的停下愣了下,“大概是下面工地施工”,他说,从操场的方坪边,沿石阶而下,就是政府职能部门簇拥的茅坝新区,那一排鳞次栉比的电信局、公安局、林业局、县政府之外还有工地在搭架子,学校正下方的一块地正在打桩。五秒钟后,地底10公里以下的龙门山断裂带在休眠了三百多年后终于再度抖动龙脊。就像天上扔了一颗炸弹,喻川感觉屁股下一阵强烈的冲击波,把他弹到一米外,“落地后往下一陷,后来又弹起来”,而眼前开始山崩地裂,灰雾迅速遮眼,他没有看见教学楼垮塌的一瞬。

 

伴随着一片看不见摸不着的哭天抢地,他懵着大脑往声音处汇去,和几个同学抱到一起找着校门,嘶声喊着,“初三四班还有没有人活着”。直到从校门口逃出去,他才恍然这不是工地爆炸,而是地震了,外面的世界是一片炸弹扔过的疮痍,路上流窜着惊魂,地裂了,脚下皲裂的地皮静止在凹凸的波浪上,景物都扭曲变形,堆在眼前,他们只知道要上山,往北川中学的本部去。

 

这四公里的路走在废墟山上,脚边倒下的人摆出各异的形态,这个刚满16岁的少年吓得嚎啕大哭,想起在县城馆子里吃饭的一家人。那天,刚退休的二舅在老县城里组织家宴,就在前一天周日,他还打着小九九,跟威严的父亲商量也想去庆祝,实则是想吃顿好的。如果不是曾经当兵的父亲,他也许早就初中分流了,等待被某个技校录取,但父亲一定要他考高中,固然没有准他请假来吃饭。

 

命运就在那一刻奇特地分流了,那天再也走不出那饭店的有他的父母,外爷、二舅二舅母、大舅、大表哥,“小姨提早出来了十五分钟,外婆那天上山收菜去了,为了那五块卖菜钱没有去吃饭,大舅母本来就跟沈家不对头,没有去”,如今跟我说着十年前的往事,他麻利地细数着,“听小姨说,她出来的时候我爸喝醉了,我想哎……大家一起走时还算是挺开心的”。

 

当他下山沿着老县城去找那废墟里的饭店,发现根本就无法辨别,眼前景物失去了参照,自己茫然走在一座座夹带着家具的山上,这种奇幻对这个还不怎么接触科幻电影的小镇少年来说难以描摹。他从小胆小,遇事就哭,那天一整个下午在老县城里边哭边吼,迎面逃难来的人跟他说,“找不见咯,前面是一片废墟。“ “那天晚上躺在北川中学的操场上,就不知道明天要干嘛,当时觉得全家剩下我一个人。”当他裹在一个同学送来的两条被子里,操场上的天空有种诡异的紫红色,雨水涟涟地下着,周围一片自救的乱象,乒乓台边一排排尸体摆起方阵。

 

在老县城关闭之前,他回了趟“家”,在两块预制板和墙面搭起的三角空间里,他家的狗毛毛蜷在一个床板上发疯地乱叫,他哭着把毛毛抱下来,打开包里的火腿肠给它吃,防疫官兵给他两条路,一是杀了狗,二是放了狗,他放了狗,狗像上了弹簧往家的方向跑去,“毛毛!”,少年站在警戒线外对着狗叫了一声,哭得撕心裂肺,狗往回看了一眼又往废墟里跑去了。

 

喻川:我们是这场灾难的幸存者,地震毁了我的家园,也崩塌了我的精神信仰,这十年学着怎样和它去相处,磨掉几层皮知道了好的事情和不好的事情都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这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野蛮生长

十年后,喻川长成了一个160斤的魁梧青年,整天嚷着要减肥。16岁之前从来没想过,自己会独自在成都,本来觉得那种成绩,差不离是在县城里做个洗剪吹,或是继承父亲的行当,在县城里做粉刷匠。“我现在可以跟你讲,是因为我主观上已经接受了这个事情,这段时间特别想倾诉,为这十年做个总结……虽然我这十年不算优秀,但我也莫名其妙买了房,莫名其妙有了车,但这个生活没意义,过着过着就找不到北,又没有亲戚好联系......”。

 

一个五大三粗的青年开始轻叹,俊朗的浓眉下原本还乐观纯净的眼神开始扑朔不定,用他高中时的女闺蜜陆春桥的话来说,“大川这十年非常精彩“,但这种精彩更多缘于不同寻常和不可思议的野蛮生长。他见过太多市面,是非、喧嚣、嘈杂,人生的阳面和阴面在震后泥沙俱下。

 

还记得当年在家的废墟上挖不出什么值钱的东西,却在隔壁邻居的废墟里挖到一整张熊猫皮,煞有介事得报警,结果那头让他联系林业局,”林业局在电话里把我骂了一顿,‘你给我们打电话干嘛,你自己藏了或烧了都行嘛,现在我们还要查是谁的’,我懵了,我想这事不是应该受表扬的吗!”,地震是告别天真的开始。

 

外婆的病逝,如同一个漫长的告别,那种感觉“跟父母那种‘亲情上的断裂’不一样”,他觉得从此没有家人。他把新县城的一套安置房卖了,拿了28万,县城里尔玛小区的房子专门安置老北川的灾民,当时总价9万,是他高二的时候挤在大人堆里摇号买的。当时手上有外婆的钱,还有失怙未成年人每月600的补助,失踪或丧生一人一次性补助5000块,父亲当兵退伍后户口找不到了,只有母亲的逝去换来5000块。

 

来成都买房,只有一个想法,哪儿便宜买哪儿,在接近城北绕城高速的地方买了个80平的绿地城的房子,房贷和车贷占去工资一半,以减肥为借口,总是随便打发晚饭。那天我请他在小龙坎吃火锅,他却先喊了两碗米饭和一碟南瓜饼。他承认他胃口太大,在家里炒来炒去三个菜,回锅肉、土豆丝和红烧茄子,生活的实况并不衬那温馨的小家。新居是一副家的模样,全是二手淘的家具,客厅里醒目的红色布艺沙发也不例外,餐桌上的背景墙贴着紫色羽状花纹的墙纸,衬着各种熏香蜡烛。

 

正职是给一家暖气片公司下乡做推销,开着那辆4.4万的二手小POLO到处出差,“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销售“,他腼腆地自嘲道。这个公司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世,他在背景调查的表格里瞎填了父母的信息,为了打发清寂的夜晚,他租了一架钢琴,从网上荡简谱下来学。

 

2008年9月复课的高一,是一个过渡时期相当不正常的存在,像喻川这种基本考不上高中部的学生都被收纳了,各个乡脚里凡是幸存的学生都可免试进入相应年级,震前一个年级10个班,震后扩张到15个。喻川是高一10班“成绩最差的班长”,那些受灾严重的孩子每天都被置于全国的聚光灯下,各种优待和关注蜂拥而至,堆积在不堪重负的心灵上。他是一个叫“心灵花园“的心理咨询站的常客,一不高兴就过去玩沙盘,还试着被催眠,但就是睡不着。成绩自然是一塌糊涂,在那个沸锅般的板房做的教室里,他坐在最后一排根本无心听讲,但确实,成绩在那会已轻于鸿毛。

 

寒暑假一到,天大的问题就来了——没有一个叫做家的地方可以回去。社会青年二表哥那时变得暴戾无度,卖了父母在绵阳留下的三套房子,喜欢在绵阳的酒吧一掷千金,很快挥霍完100万房款。喻川在一开始要不跟外婆住板房,要不跑去二表哥所在的供电局宿舍睡板床,曾经在某个午夜,醉酒的二表哥在门外跟人械斗,他躲在床底下不敢呼吸。谈起二表哥,他总是心疼的,地震把他往消极里塑造,就因为家境富裕的二表舅从未让他吃过苦。他自己从此过得小心而内敛,除了成绩实在无法挽救,别的方面却尽量讨喜,时不时,少年的倔强还是会冲破“听话”的表面,试图在社会的万千宠爱中找到自我。

 

有个外号“老张”的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会长是他一直以来自感愧对和无脸面对的人,老张是他和另外两个失怙学生的赞助人,他第一次去北京就是老张带的,这一带给他带到毛新宇的太太张滨那里,张滨又成了他另一个赞助人。老张和张阿姨也是他终身感激的人,他暑假时住在阿姨家的高墙深院里毫无拘束,“阿姨对我可好了”,那会儿阿姨照顾他起居,老张负责他社交,总是带他去各报社露脸,老张一通知“明天有个演讲,你准备一下要说啥”,他就发怵得失眠。

 

有一次,老张带他去一个报社开圆桌会议,让他凭空讲感想,实在是讲不出来,于是说“首先感谢温家宝总理,感谢党”,老张在回来的车上来了气,“啥玩意儿?一个十几岁的小孩讲这个……”。本想给老张证明一下自己,总是失败,最崩溃的一次是在北京电视台录一个节目,底下一群老年观众窃窃私语着“这小孩这,这小孩那儿”的,电子屏上回放着地震实况,喻川在演讲台上浑身发抖,觉得快要呕吐,冲下了台。

 

那时的他内向又老想证明,每次搞砸了就更自卑,老张的确是万千个来到北川中学的真诚的爱心人士之一,让他失去半壁江山的内心有了倚赖,却终觉不在一个频道上。喻川高考成绩只有196分,即使加上200分少数民族分都无法够上三本,老张托了关系,把他带到南昌一个专科学校,那位校长把专业目录往桌上一摊,“自己挑一个”,他专挑了个分数最高的物流管理就开始读了。大学里想勤工俭学,开了个“学长寿司”店,以为可以报效爱心人士,暑假里在老张大宅门般的家里,上大长桌吃饭,说起自己在卖寿司,谁知老张把饭碗一搁离了桌。

 

在成长过程中,总是在施助者的羽翼下展翅欲飞,却又存在太多人情道义上的束缚。大学毕业后,老张还差点包办他的工作,那时他儿子小张在北京开了个餐馆,让他来帮佣,喻川过去做了一个星期,总是想回成都,一天特意买了两瓶二锅头,一包花生米,请小张喝个酒,小心婉转地提出去意。“你以为老张就让你这么干着吗?他是想试试你!”小张劝他放心呆着,但第二天一早他居然收拾了包裹,关上手机,热血冲头地买了张20小时的火车站票走了,临走还带着小张的钥匙。那天直到夜晚,他在火车上打开手机,张家的短信铺天盖地袭来,都以为他出事了,喻川打去电话一刻强忍住崩溃的情绪,只连道“实在对不起”,老张却在电话里没有责备,平静地说,“那你好好在成都呆着吧”。这让他更伤心了,冲进晃晃荡荡的厕所蹲在地上哭了好久。

 

陆春桥:高一10班的“萧穗子”

春节的时候,他和最要好的女闺蜜陆春桥回新北川拍一个纪录片,陆春桥是高一10班时的同桌,对于至今只识10来个英文单词的喻川来说,当时老师把英语课代表陆春桥安排在他旁边是为了帮他。陆春桥是在一个班的女生中能被人率先发现的那种,即使长相上够不上班花,却很有主见和想法,性格即独立不群又古灵精怪,是个文艺骨干。她有点像《芳华》里的萧穗子,在喧嚣中旁观着一切,灾难让她多了一个比实际年龄成熟的视角,从一个女孩的天真里成长出一种仗义的心胸,让她看起来有飒爽气。

 

“我可以说,在北川中学高一年级一千个学生中,我和大川是关系最好的。”陆春桥对我说,丝毫没有一个92年的女生所应有的娇滴。

 

我八卦喻川,为什么10年密友没有成为男女朋友,他很不屑,“春桥……得了吧.....其实她有的地方我不喜欢,比如说......就是装,有点端着,爱表现,我那时会故意对着她的脸打喷嚏。”他一时说不出她到底是哪儿让他隔应,支吾了很久,其实是一个差生在青春期时对一个一切都高高在上的女同学的本能反应。但这不妨碍他们超越了爱情的友谊,陆春桥觉得,这种感情是建立在生死之交之上的。

 

在新北川,陆春桥要找一个拍摄对象,她要把北川中学本部初三四班这个也是因体育课而幸存的班级拍成一个片子。上帝是眷顾她的,那天37个人在操场上上体育课,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受了伤——初三有六个班,活下来的不到一半。重要的是,父母还在身边。家里是在小坝乡做草药收购的,北川的中草药多有百余种,陆春桥从小就会认天麻、黄莲、厚朴......当天父母在山上库房外的平地上忙活,陆春桥有时候觉得穷有穷的好处,她家没有搬到县城,逃过一劫。

 

如果不是地震,她的成绩应该会让她考上绵阳最好的高中绵阳中学,就像她从小出类拔萃的哥哥一样,哥哥后来去山大读了英语系,又当过一阵驻美翻译,是村里的明星。震后,据说北川中学可接纳全县的适龄学生入学,而且学费全免,父亲从电视上看到这个消息,一意让女儿直升入高中部,省得把她放到鞭长莫及的绵阳,地震让这些幸存家庭对孩子更无再高的要求。“如果你跟我们这届学生谈成绩,你会被diss的。”十年后,她坐在上海永嘉路的一家咖啡馆里对我说,浸润在影视传媒圈的艺术光环里,一个曾经愤世嫉俗、找不到出口的少女形象已经慢慢淡远,身上的凌厉变成一种都市化的干练,如果不说,没有人会想到她来自北川。

 

就是在卷曲和碎发和嘟嘟脸上,仿佛还能看到一个文艺骨干在山区的羌寨上围着篝火,和一群少年拉着手跳锅庄舞。地震改变了她太多,以至于她发现她现在最重要的人生选择都源自那场地震。对于一个15岁前除了绵阳没有去过任何大城市的女孩来说,10年后居然在上海做电影,“你就看开始和结果,不要看中间发生了什么,我的人生戏剧性太大了。”她说话时老练、自如,丝毫不怯生,很有未来之星的潜在风度,所以喻川调侃她是“北川之星”。但陆春桥对于家乡和乡亲有种深深的留恋,和最诚挚的感情,当她走在新北川的县城,每一片齐刷刷的按羌式风格建造的方正通透的安置房,每一条寥落而干净的大街都告诉她这是一座崭新的城市,但每一个擦身而过的人都让她觉得有故事,一搭腔就能说上老半天。

 

“在那(地震)以后我没有关心过任何一个人,我没有意识去关心谁的家人还在不在,整个一两年都是混乱的。8,9年后,我再回去采访,问你地震时在干嘛?每个回答都让我惊讶,我自责我为什么当时没有发现他们的不对劲?我当时在忙啥?”她在震后第二天就被运到了地处绵阳郊县的长虹培训中心,在那里等待到了升学,那10来排预示着艰苦卓绝中奋斗的活动教室为她开启了高一,援助援建的条幅挂满板房的外围,板房里亦是“多难兴邦”等标语,前不久的《无问西东》里西南联大的联排泥舍能让她再次闻到相似的特殊年代气息。

 

一入学,就发现一切不是她想要的,她根本无法静心读书,因为每一个孩子都觉得活着已经够不容易,“你所有的成绩不好都是有借口的”,老师和家长都不会再来相逼,都觉得他们快乐就好,事实上整个班都看似快乐而调皮,没有人会去触碰他人残破的家庭背景,“因为每个人家里都死了人,你不用去问他家里死了谁”。 陆春桥开始清高起来,自动隔绝周围的喧嚣,在青春萌动时期,她觉得全校没有一个男生配得上她,而写日记是当时班上很多学生的寄托,陆春桥开始写“讽谕诗”。

 

“讽喻什么?”

 

“领导视察......整个高中时代就像一部荒诞剧,有时候觉得......就像一个动物园。”她说得很干脆,她心里一直认为自己“差点被毁掉”。作为复课第一届高一学生,那是备受瞩目的一代,大领导一来,就全去操场上集合,她记得温家宝不止来了9次,当她离总理就真真切切的几步之遥,听到总理悲怆的声音,“孩子们,不要怕,我是你们坚强的后盾”,她泪流满面。领导视察让她应接不暇,见足了市面,也难以抵挡这种“外界的诱惑”。当时北川中学搞实验教学,各地优良的师资开起“各种洋气的小班组课程”,有的任课老师几乎每学期都换,三年换了三个英语老师、三个班主任。

 

高二时中央戏剧学院来挑选苗子,学校推了12个人去面试,“我都16岁了,让我在面试官前劈叉,我觉得很搞笑的。”但当时各种选拔的确可以让她紧张到患上面瘫。后来,她读了北广的师资进驻的电影小班组,这个16岁的女孩第一次接触了张艺谋、姜文、冯小刚,第一次被一种电影风格震撼是来自《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她觉得她像那个女人一样静默、阴郁、独有怀抱。电影让她在一个悲情被无限渲染的铁屋子里找到了出口,所以她去了成都准备艺考,虽然那成绩只是落到了南广,但她庆幸没有被荒废,属于“后悔得比较早的”。

 

“自我们毕业后,整个学校恢复了正常,正儿八经实现了温总理的话,变成一个严格的学校。”她故意说出那种荒诞感,无论如何,她是一个幸运儿,在地震中保全了一切,地震后又得天独厚受到了关注。这段奇特的履历为她的事业插上翅膀,她现在整天坐在位于上海法租界的一个影视工作室的非编系统前,倒腾着一个叫《初三四班》的纪录片,据说,美国好莱坞的著名编剧Malcolm Clarke将把这个幸存的班级拍成电影。

 

6

 

陆春桥:“我们用自己的故事告诉大家,地震十年,我们的成长没有辜负我们的幸运!”

 

留级生王亮:一种默默无闻

在特殊时期,高一10班总有一些人竭力维护着震前的平静,那届高一是这样的:所有乡镇上报名的学生都跟北川中学幸存的初三学生混班,原本北川中学的高一学生也有可能因伤残等原因再读一遍高一,这些“留级生”按本来的名次落到新组的班上,一张张劫后余生的新鲜的面孔在此相遇。王亮震前在高一7班,于2008年10月8日,正式报到高一10班。他找到零零落落的任课老师,尽可能打听7班在世的学生,把他们的名字记在小本本上,自己数了数,幸存26个,16个身受重伤,5、6个基本没有受伤……

 

有时会稍微问问各班的死亡数,但不会再多问更细致的了,他知道作为“漏网之鱼”,有些敏感问题最好永远不要去碰触。新班级里一半以上的同学都存在失去至亲的情况,“都很正常”,他说。王亮本身的性格就细心内敛,他乐于帮一个想考浙大的同桌补习物理化学,他的英语却经常及格不了,所以基本徘徊在前十名,不算班上的风云人物,是那种会被埋没的中等偏上的学生。

 

加入高一10班后,他自闭了一个学期,他是这个班上唯一残疾的学生,他发现那乡乡脚脚进来的学生把整个北川中学的县重点氛围弄没了,自己还成了一个少数派。老师他也不习惯——幸存的老师都顺势教高二高三,高一的新老师都是外调的,“没以前那么朴素”,但即使是幸存的老师,也很多丧失了亲人,他们能继续站在讲台上都是胜利,更不用谈心境上的沧海桑田。他觉得一切都变了,但还是要拼命读书,无论如何得上个大学。

 

凡是排名前十的学生有“自主选位权”,王亮挑了第一排,上课时身后闹作一片,他用手将耳朵捂着,用眼睛跟随黑板上的板书。外校的老师根本无法平息“调得很”的学生,只能向班主任告状,班主任的凶悍是出了名的,一进教室就把捣蛋分子叫上讲台,当着全班的面扇耳光,整个三年被她撵走了10来个学生。因为个别人而毁坏学习氛围是绝不可容忍的,特殊时期也需要那样的老师动用点高压政策。直到他考出380分的高考成绩,又复读了一年西昌预科学校,再考入二本的宜宾学院,他开始怀疑,也许自己真的不适合走读书这条路。

 

见到王亮是在绵阳的商圈里一座盖着清真洋葱头的袖珍版“埃菲尔铁塔”前,他的肤色黝黑而发黄,极度精瘦,小号的西装开着襟,底下是卷边牛仔裤配白色球鞋,手上挎着一麻布袋,他问,“你为什么一眼就认出来我?”, 我不好意思告诉他是从1米6上下的身材上判断出是他——他在地震中被压20小时,差点锯掉一只腿,被认定为三级残疾。“你的腿现在怎么样?”,“就是走多了会跛,而且到了雨天会有反应……还好绵阳不怎么下雨”。比起成都来,离新北川仅35公里的绵阳是个更温宜、明媚的小城。

 

王亮喜欢跟人谈论他对运动的爱好,他买过一辆上千元的捷安特,对于一个很少在外吃饭、相当节省的农家子弟来说很奢侈了。他必须要锻炼腿,所以在大学里开始爱上骑车,自行车让他发现读书以外的商机,他从同学处借了万元做第一桶金开租赁车行,手上的车从10辆到120辆,读书时就能月进4000块。“我烟酒不沾,同龄人喜欢的我都不喜欢,KTV啊,打牌啊,我这个人喜欢在家里做做美食啊。”对这种地震后养成的自律他流露出一丝自得,所以他在高一10班做了纪律委员,这个职务总是跟“大流”格格不入的。从前家境贫寒,吃一顿肉都要算计,会眼看着灶台边挂着的腊肉一点点缩短,他初中毕业时就来到绵阳的厂子里打工挣高中学费,傍晚回家满山坡地奔跑着赶羊。复课后,因为没钱买习题册,他宁愿忍着腿疾去新华书店抄习题,但综合他的残疾程度和家境,每月能有一千块救助,只是他存在公家的基金池里10年没有用,赚了万元利息,前不久一次性取出。

 

“那么多人命都没了,或者截了肢,我还算没截肢,我一直这样安慰自己。”其实他进过五六次ICU病房,也差点截肢,从绵阳市中心医院,转到华西医院、广医三院,病床上躺了五个月。他的左腿从大腿根处到腰部被剜出两个巴掌大的坑,露出骨头,开始时淤黑的伤口不断流脓,还伴随着胰腺炎、肾衰竭、胸腔积水等并发症,几次在鬼门关上徘徊,他能感觉放淤血时刀片从两条腿侧部整条划下,缝合时每一针都有穿皮的感觉,却不感到疼。后来,当粗管从脊椎的骨节中央插进去抽吸积水,那种疼痛才叫他快昏死。

 

“我看到在绵阳中心医院里,锯下来的腿是一筐一筐的,像看猪脚一样,有的用衣服和床单包着放在一角……我现在知道其实很多人是可以不用截肢的,但必须保命。”死神毕竟在他身心之上留下难以磨灭的脚印,他现在每到口渴时遇到白开水,“沙漠遇绿洲一样”,会想起当时胰腺炎时用水蘸嘴唇的焦渴;而肾衰竭让他现在每当吃得油腻,会感到五脏发闷;阴雨天时,他的腿疾如期而至,千万蚂蚁咬噬枯骨,却说不清哪里刺痛,好想用锥子去剁;夏天被蚊虫叮咬也极其尴尬,挠起来是麻的。

 

去年12月,王亮做了一件事,带着女朋友和七面锦旗回到广医三院,见了曾有救命之恩的骨外科的主任们。他当时是三四十个从震区挪到该医院的人中病情最严重的,他的挤压综合症为医生带来极大压力,“他们汇集了全市最好的医生开了20多次会,省委下达死命令,千万不能出差错……可以理解,万一这个人在华西医院没死,来了广州反而死了。”王亮把每个有救命之恩的人,甚至是当时每天送各种煲汤来的社区阿姨视作广州亲戚,那是一辈子都刻骨铭心的情义。他把出院时80斤都不到的轮椅照贴在QQ空间里,两条棍棒般的细腿无力地耷拉在一起,他写道“我会一辈子记住你们的恩情”。

 

4

 

王亮:十年的时间,我也成长起来了,解决自己的生活工作问题的同时,也能为父母着想,分担一下家里的责任。十年时间,岁月和不寻常的经历让我更深刻的面对生活和理想,也习惯做一些事情。

 

5

 

后记:春节前夕,喻川和陆春桥回到了新北川,他们继续为《初三四班》这个纪录片搜集素材。陆春桥想找一个没有选择大城市而继续留在家乡的同学,拍摄地震后的10年如何重建生活的故事。冷清的新县城,他们在一个KTV里拍摄了那位白天经营喜糖铺,晚上做酒水服务生的同学。那位同学的故事,曾让陆春桥边拍边流泪。她觉得初三四班是被老天选择活下来的,“我对活着这件事特别有体会,活着就是机会。”她说。

 

喻川乘着“回家”,和一众老同学又聚了个通宵,这些年,那些“生死之交”经常会在些特殊的日子碰在一起,并不在乎曾经在哪一个班。他们选了家县城最著名的火锅店“晓宇火锅”,火锅店外是一片偌大空旷的商圈,佳星大厦的霓虹兀自映红了没有观众的广场。他们让服务员来“抽手机”,抽到谁的谁买单,结果抽到了郑海洋的。

 

喻川担心创业中的郑海洋有压力,于是表示晚上KTV由自己来买单。大多数时刻他都觉得,曾经以为的“生死之交”、“难兄难弟”,在10年的世俗琐碎后未必还如此固若金汤,不可颠覆,路总是会越走越分岔,而地震只是一个起点。“太多人劝我们不要去接受采访,不要再重揭伤疤了,有时候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就真的那么脆弱?地震是不是就那么沉重到不能再去提?有时候觉得,未必是这样的。”

 

摄影:肖南

撰文:王丹阳

编辑:H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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