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家的女儿:从广西孤儿到世界冠军
2018-01-04
TAG: 美国 体操 中国 遗弃 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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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广西梧州、被亲生父母遗弃的吴颖思,在16岁时成为体操全能世界冠军。但这并不是一个中国弃儿在逆境中拼搏向上的故事。

谁也没想到摩根 · 赫德会站上世界冠军的领奖台。这不是普通体育报道里的虚张声势,这“谁也没想到 ”一直持续到比赛开始前5分钟。

2017年蒙特利尔世界体操锦标赛的女子全能比赛,摩根的队友瑞根·史密斯预赛排名第一,却在赛前最后的热身训练时意外伤了脚踝, 被抱出了赛场。

在世界大赛中保持整整6年全能冠军不失手的美国体操队忽然只剩下摩根·赫德一个参赛选手,而她此次能进入国家队本来就已是黑马逆袭的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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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锦赛两个月前,摩根·赫德参加全美体操锦标赛,第一天的自由体操比赛中 ,她在一分半钟时间里先是大步后退出界,又在做相对简单的动作时坐地摔倒。两天比赛结束,全能成绩仅仅排在第6名,各单项最高也只有第5名。这倒不出人意料,因为这一整年大大小小的比赛当中,她掉下器械的次数与美国女子体操过去十年坚若磐石从不失误的美誉不相匹配。

体操界喜欢把她这样的选手叫作headcase,所谓心理素质不佳。不过这个词更多用来形容基本功扎实的俄罗斯与中国选手,他们动作优美、姿态标准,临场发挥却总是不尽人意,常令体操迷心如刀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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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 · 赫德不是一个普通的16岁美国女孩,训练时,她像一台自我军事化管理的机器,那种活泼可爱的样子,她只在面对镜头时才能“ 打开 ”。

 

2017年的世锦赛,每个国家只有4个名额,她无论怎么算都排不上号。然而当她站上蒙特利尔赛场, 所有熟悉体操的人都意识到,2017年10月的摩根·赫德是与两个月前完全不同的体操选手。

黑马美国选手摩根·赫德,第一次参加世锦赛,绷着俄国式芭蕾脚尖,身体柔韧度在欧美选手当中极为罕见,一举一动一板一眼,一个“教科书”式的体操选手——竞技体操圈内的最高评价,无关成绩。这个布丁点大、酷爱哈利·波特的眼镜女孩,15年前从广西梧州来到美国特拉华州的被领养的华裔女孩,在奥运会后一年群雄争霸的赛场上,拿下了谁也没想到的世界全能冠军。

摩根在领奖台上的灿烂笑容能融化任何人 。第二天,J·K·罗琳向她发来贺信。第三天,她又拿下了一枚平衡木银牌。看台上欢呼的人群当中有她的母亲,来自美国特拉华州的银行职员雪莉·赫德,正接受乳癌化疗。

虽然女儿练习体操已经13年, 且在过去至少六七年内,她一周有六天要开车45分钟来回接送,雪莉·赫德本人却并不那么精通体操规则。对女儿是否能取得好成绩,她既没有具体的要求,也没有很高的期望。她知道的是,为了不让女儿在人生至今最重要的时刻感到难堪,为了不让女儿在面对媒体的时候需要作出什么解释,她特地去买了顶假发。她不喜欢假发,戴起来很不舒服。

这次全能比赛当中也只有一位中国选手,王妍。来自北京,17岁,同样身材非常娇小。中国选手在世锦赛前一个月全力参加全运,之后伤病累累,状态不尽如人意,甚至派不出两个能比完全能比赛的选手。王妍的成绩是第19名。

所有关注这场比赛的中国人恐怕都很难不去想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这个当年被遗弃的中国女孩没有被美国家庭收养,如果她在广西梧州的孤儿院长大,哪怕她万万有幸能被选中在中国体育系统内练习体操,她能不能够取得同样的成绩?

这问题很棘手,不仅因为中国国家女子体操队从未拿到过世锦赛全能冠军,还因为中国体操迷给摩根·赫德起了个绰号叫“夏松”—— 这个女孩跟来自湘西的中国体操名将商春松长得太像,且运动能力也非常类似。摩根知道自己的这个中国绰号。“我很喜欢商春松,她是我2015年去观看格拉斯哥世界锦标赛的时候最喜欢的选手。”摩根说。

“夏松”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清澈的眼神和由衷的笑容,我也曾经在2012年,16岁初出茅庐的商春松脸上见到过。之后,商春松最广为人知的事情却是她资助盲人哥哥娶妻买房,这苦情故事一度使得网络上的女权主义者非常愤怒。今年, 就在“ 夏松 ”夺冠一个月前,21岁的商春松在全运会结束的那天,抱着巨大的遗憾宣布退役。她的体操生涯,没有任何一块世界级大赛的个人奖牌,没能把自己的照片挂上中国国家体操队那面不仅代表荣誉还象征着其它所有种种的大红背景 “世界冠军”墙。

而摩根·赫德,也是16岁,在镜头前展露出美国式没心没肺的笑容,乍看上去就是个典型的美国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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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个普通的16岁美国女孩。”她的母亲雪莉说,那种活泼可爱的样子,她有在面对媒体时才能 “打开”。

摩根·赫德身高不足1米4,只比她最擅长的体操项目——平衡木高出那么一个额头。额头下面则是我至今见过最为坚毅的眼神可能没有之一一,上面挂着一副竞技体操赛场上十分罕见、也因此成为她个人标志的头戴式近视眼镜,像只智与力均超群的米老鼠。而现实中摩根·赫德更像一台军事化自我管理的机器。她兴趣很不广泛,情绪很少波动,所有东西都收拾得一丝不苟,在16岁的花季年龄她没有男朋友,甚至想也没想过。“我没时间,我每天都要训练。”她说这话的时候军人一般的眼神与她迷你的身材实在有种反差萌。

你哪怕想都没办法让她赖床。每周一到周的早上7点,摩根·赫德会准时出现在特拉华州纽瓦克市郊的第一州体操俱乐部。早晨她训练4个小时,下午在体操房二楼的教室里上3个小时的文化课,之后3点到7点又是4个小时的训练。第一州体操俱乐部像所有土地宽裕地区的美国式建筑一样造得方方正正、毫不起眼,远看像个仓库或者暖房。摩根·赫德一周六天在这里度过12个小时,其中训练占据8个小时。这生活一成不变,看似枯燥乏味,且用与世隔绝来形容也不过分,但摩根·赫德,以她自己微妙的方式,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我们进行采访拍摄的过程中,只要停下哪怕5秒钟,她就会悄悄地, 以一种既礼貌又无奈的方式毫无痕迹地溜回到训练场上,她只想训练,这点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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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下午,摩根在自由体操场地上练习一个新动作,直体两周空翻,训练进行得并不算顺利,她想回去再做一次,如果失败,再做一次。做不到成功她今天基本上不想回家。

到了晚上六点半,体操馆里人声鼎沸,5岁以下的幼儿兴趣班和学校放学后的青少年团队体操班课程进行得如火如荼,摩根又在练另一个总是失败的新动作,平衡木上难度最高的旋下法。她表情里的一丝不苟与几个小时前全无二致。

克里奥·华盛顿——摩根的助教是个喜欢插科打诨缓解气氛的年轻女教练,她自己曾是个“不太成功”的大学体操运动员,从没有真想当体操教练。“你看我,”克里奥开玩笑对我说,“我以前想当医生,本来以为这就是一两年的暂时工作,现在我一天在这待十几个小时,自己都不明白怎么回事 。”克里奥不断对摩根说没关系,放轻松,一切都会好的,但摩根并不以为意。她是个完美主义者,百分百的那种。在她的世界里没有轻松这回事。

“我确实是这样的人,”摩根说,“ 我每天都有计划,一定要把所有计划完成才行,至少我要竭尽全力,虽然并不是一直都能做到。”我说,做不到你会不 高兴是吗?摩根笑笑,拼命点头。我能看出来今天因为采访,她已经有点“不高兴”了。但她不会把话说出口,她习惯把所有负面情绪都自己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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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的养母雪莉 · 赫德与女儿截然不同,她是那种没有清晰人生规划的人。她的座右铭是 “万事皆有因果”,这一条倒是在养育摩根的过程中得到了印证。

 

2000年,雪莉·赫德决定收养一个孩子的时候,对收养的流程或者如何养育一个孩子都没有多少认识。与女儿截然不同,雪莉承认自己从来都是那种没有清晰人生规划的人。雪莉性格开朗随性,甚至多多少少有点懒散,座右铭是“万事皆有因果”。

有些晚上,她会因为摩根晚饭后要求吃甜点跟她生气。“我想我也上了一天班,太累了,不想给她做甜点。她会笑话我,说‘你累?我训练了8个小时,你倒是说你累?’我想她说得真是很有道理。”

面对女儿的执着,雪莉内心有时候甚至会泛起伤感。不久前的一 个周日,雪莉提议摩根去纽约玩一趟,早上出发晚上回家,不影响她第二天的训练。摩根却说:“不行,我明天要训练,今天我需要休息。”雪莉知道自己说不动女儿,哪怕用“我这辈子还能跟你一起出门玩几次” 这样的话也说不动。

总有不熟悉的人会对雪莉说,摩根能有你这样的母亲真幸运,但雪莉自己觉得,她才是那个幸运的人。

结婚的时候雪莉·赫德已年近四十,生育存在困难。当她与如今离异多年的前夫开始考虑收养的时候, 中国也完全不在他们的认识范围之内。他们原来想收养一个美国孩子,但根据美国的收养规定,孩子的生父生母有权在与收养家庭面对面接触之后做选择。雪莉对此感到不适。 她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参加了一场有关国际收养的宣讲会。那场宣讲会碰巧讲的是从中国收养。那一刻她就做出了决定,这是她想要的。而那一刻,摩根 · 赫德根本还未出生。

完成收养手续花了18个月,是场漫长的等待。最后候选者会进入一个所谓的“配对房间”,意味着已经有具体的中国婴儿成为了匹配对象。有一天她接到收养中介机构的电话,与她配对成功的女婴照片与背景信息会通过联邦快递送到她家。雪莉请了半天假,坐在家门口等这封快递。快递员终于来到的时候她说:“ 我要拍一张你的照片。” 快递员说:“啊?”“我的孩子在那里面。”“啊?”

雪莉至今留着那张照片,以及与收养摩根有关的整个过程最精确细致的记忆。24小时之内,她必须选择是否接受这个婴儿。不过她并不在乎,她愿意接受任何一个孩子。几个星期后她飞到了香港。雪莉从未坐过13个小时的飞机,下飞机后精疲力尽。地陪告诉她入住酒店以后会安排参观香港。她一开始不能理解这是为什么,因为第二天早上他们就要出发去南宁。后来她忽然 意识到,下次来香港不知猴年马月。于是她换了身衣服,擦了擦脸,15分钟后像个正经外国游客一样下楼集合,参观了美丽的香港街景。雪莉的顿悟没有错,收养成功至今,因为资金与时间的匮乏,她和她的女儿再没能踏上中国领土。

这一行有12对来自美国的养父母,要从广西梧州的孤儿院收养12个婴 儿。他们在南宁一家酒店等候,忽然被告知孩子会提早到来 。“我当时非常紧张慌乱,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很累,也完全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准备好。”从梧州到南宁有6个小时的车程。“ 我记得我在南宁的酒店里,我们的房间在8楼,12个婴儿一 起从电梯里出来,可能因为坐了很长时间车,12个婴儿都在哇哇大哭,我想尝试从她们当中找出哪个是摩根, 但我找不出来。我记得他们把孩子们送到同一间酒店房间。我们赫德家是7号,终于他们叫7号,赫德家,这是你们的孩子。那时候她的名字还是吴颖思。对方要求我们把吴颖思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还给孤儿院,但她哭得那么厉害,我们不忍心给她脱衣服,最后还了他们一套新的。”

后来雪莉才知道,把摩根带来的那位女性可以算是她某种意义上 的养母,照顾了她一段时间。

“她一直不停地哭,我想,我完全不像她以前见过的任何人,她怎么能不哭呢。她不停地哭,我喂她牛奶、果汁都没用,后来我给她吃了甜麦圈,忽然她就不哭了,睡着了。那时候是晚上8点,她睡得很香,一直睡到早上。我自己从来没有过孩子,我听说婴儿什么时候都可能醒,但她一直一动不动。我想,她还在呼吸吗?我走到摇篮边上,看着她,发现她醒了,还笑了。那一刻我意识到,一 切都会好的。我想,我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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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前技巧运动员斯拉瓦 · 格拉佐诺夫是摩根的教练,也是第一州体操俱乐部的老板。他和摩根一样一丝不苟、兴趣很不广泛、渴望成功,很可能没有比他更适合摩根的教练。

 

如果说克里奥是第一州体操俱乐部里的“好警察”,老板斯拉瓦·格拉佐诺夫就是相对而言的“坏警察 ”。他是一个来自俄罗斯的前技巧运动员。

像很多此类故事一样,斯拉瓦在上世纪90年代初跟着个沙特阿拉伯出资的前苏联国营杂技团进行世界巡演,到美国的时候发现组织者卷款逃跑,所有杂技演员都被困在了美国。选择只有两个,要么打道回府,要么在美国找到谋生的方法。那是竞技体操在美国最红火的年代, 金·兹梅茨卡尔——摩根的队友瑞根·史密斯的教练在1991年拿到了世锦赛全能冠军,1996年的亚特兰大 奥运会近在眼前,美国取代苏联成为女子体操第一大国的进程正在萌芽。斯拉瓦从没接触过女子竞技体操,但他很有自信。技巧,体操,差得不太远,他这么想,何况他还是叶卡特琳堡乌拉尔国立大学运动训练系毕业的。很快他在宾夕法尼亚州与特拉华交界的地方找到了一份体操教练的工作,从此再没离开过这里,也已有十年没回过俄罗斯。

在当地各个体操馆换了几份工作以后,像很多美国第一代移民一样,斯拉瓦捋起袖管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美国梦。他在特拉华纽瓦克靠一己之力建起了这家全新的体操馆——第一州体操俱乐部。美国妻子在前台忙碌,前学生克里奥是他的助教,晚间高峰时段有上百个孩子在这里训练。

美国体操系统分为“团队”与“精英”两条轨道,前者当中的10级选手通常能拿到大学奖学金,代表大学比NCAA联赛,而后一条轨道则通向世锦赛与奥运会。

一般而言只有比过一个赛季10级的选手才会转向“精英”,但斯拉瓦的方法有所不同。他已经从最小6岁的孩子当中挑出了一部分进行“精英”训练,说服她们的家长让她们像摩根一样放弃普通学校,在这个巨大的白盒子度过一天12个小时。如果真要比较,斯拉瓦的学生比中国专业队队员每天在体操馆待的时间还要长,哪怕其中大部分并非天赋秉异,资质平庸都很难算得上,且完全是自费训练。克里奥悄悄说,有个女孩已经卡了快一年没练出新动作 了,她仍然在弹簧跑道上一次接一 次努力。体操俱乐部是个盈利机构, 教练没理由不让她练。到了学校放学的时间,精英选手还要跟低级别的“团队”选手争抢器械。每个付钱的学生都是客户,没有高低之分。

“我们与其它俱乐部的区别是我们这里练得很猛,训练时间长、强度大,我们不让她们偷懒,她们不是这度过休闲时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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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体操馆同样是台自我管理效率极高的机器。斯拉瓦是个像外科医生一般一丝不苟的人。不夸张地说,第一州体操俱乐部是我见过最为一尘不染的体操馆,连垫子上通常成年淤积的镁粉也很难见到踪影。下午精英班文化课结束的时候, 有个不到10岁的小女孩把书包和午饭盒留在体操馆休息区的桌子上,斯拉瓦对此不能容忍,要求其他人把她找回来收拾干净。

很可能没有比斯拉瓦更适合摩根的教练,斯拉瓦同样兴趣并不广泛,对情感表达同样不甚感冒,在工作之外,斯拉瓦想了一分钟也想不出自己有何业余爱好。“我以前喜欢健身,与体操无关的那种练肌肉,但现在也完全没时间了。”

斯拉瓦喜欢打扫整理,摩根也一样。“我第一次认识到她这种性格还是我们有一年去迪斯尼旅行,”摩根的母亲雪莉说,“她那时候才五六岁吧,她说,我要自己理行李。我说,好吧,我想5岁的孩子最多会把衣服玩具堆在一起,结果我发现她把所有要带的衣服按照周一到周日的顺序一套一套在小床上排好,甚至都贴上了标签。我当时太吃惊了。这还不够,那一整个礼拜她真的按照她决定的顺序一套一套穿,一点都没变。”

“她比我更想要成功,这是她最大的优点,” 斯拉瓦说,“我从来不用要求她做什么,她早就自己做好了。她也从来不哭,不叫累。”5岁那年第一次接手摩根的时候,斯拉瓦并没有从她身上看到惊人的“天赋”。柔韧性确实出众,身材也很合适。但体操房里多的是天赋不错的5岁小孩,只是通往真正成功的道路上路障太多:其中有多少很快厌倦不练,又有多少家庭无法负担训练费用,更不用说伤病的影响。

“打比方,如果不是她先天手肘内弯,”斯拉瓦看着体操馆墙上挂着的一张摩根早年高低杠比赛的照片,表情略有遗憾,“ 她在高低杠上肯定能大有作为。”

摩根在2017年全美锦标赛前不久进行了手肘手术,哪怕绑着石膏她还是每天出现在体操馆里,甚至练出了一套几乎不需要用手的平衡木套路。网上的体操迷对她表现出的“心理素质问题”颇有微词,但伤病可能才是她表现不佳的主因。与她的眼镜一样属于摩根的标志的,是她膝盖上总是绑着的一条细细的绷带,这是她的“吉祥物”,有一次她的膝盖差点受大伤,靠着这条绷带躲过一劫,从此她再也不愿意取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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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州体操俱乐部外观像个仓库或暖房,室内一尘不染,连一般体操馆垫子上成年淤积的镁粉也很难见到踪影。“精英”选手和低级别选手一起,共有上百个孩子在这里训练。

 

在斯拉瓦眼里,或者说,在整个美国体操训练系统当中,“自己想要成功”才是真正的天赋。摩根5岁具备了这种天赋。她几乎每隔几天就对她妈妈说,我要参加奥运会。她 最喜欢的体操选手是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第一个拿到满分10分且连拿了7个10分的罗马尼亚运动员纳迪亚·科马内奇。

我问摩根,你的性格与母亲有多大的关系。一旁雪莉·赫德笑了起来:“一点 都没关系。她比我要像个大人。我有时候早上会爬不起来,她可从来没有起不来过。”

自打摩根会说话,雪莉就把她们之间的收养关系坦诚相告。“我觉得她是个中国孩子这一事实让一切变得简单,没有任何隐瞒的必要。” 雪莉没有任何摩根亲生父母的信息,但她们会在一起看那位短暂养母的照片,她坦白告诉摩根:“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的亲生父母没有把你留下,也许他们没有足够的钱,也许他们身体不好,我不知道。”

摩根对此没有太大的反应,没有大哭大闹,也没有一些被收养的孩子会出现的受伤害或者“分离焦虑症”——这是收养孩子的父母经常谈到的话题。“ 如果仔细想的话,这也正是摩根的性格,她不是一个喜欢哭哭啼啼的孩子,不爱表达自己的情感。”收养成功后一直到三四年前,雪莉都会带着摩根与当年一同前往南宁的另外11对父母进行一年一度的聚会。孩子们在一起玩耍,大人们则探讨育儿经验,直到最近几年,因为摩根比赛日程变得十分紧凑,她们才不再出席。雪莉认为自己很幸运,因为在其他11个中国女孩以及另一些家庭收养的孩子中,有人曾出现过遗传性的健康问题和心理问题,但摩根身上从没出现过。

雪莉对为什么中国的收养库里只有女孩有她自己的想法。“我尊重你们的文化,” 她说,“我知道所有的文化都有它存在的逻辑,也许使得很多家庭有难处,我一直对摩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她父母会离开她,但我有时候会想,那么多女孩被遗弃,那必然有很多男孩将来会找不到另一半,这些遗弃女孩的家庭岂不是自造孽?”

“所以我一直告诉摩根,”雪莉说,“女孩可以做到任何男孩能做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不要让任何人对你说你是个女孩,你装不好一个书架。其实我很高兴,刚才我听到她对你说我很坚强。我们平时不太评价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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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的体操生涯对雪莉来说一样不轻松。钱是最大的问题。作为单身母亲。雪莉几年前不得不在网上发起众筹以继续支付摩根一年2万美金上下的训练费用。能在这项运动上取得成绩的美国选手大多来自较为富裕的家庭。2016年的奥运冠军西蒙·拜尔斯同样有段曲折的童年,她的亲生母亲染上毒瘾,最终和妹妹一起被经济富裕的祖父母收养,拜尔斯的父母甚至为她开了一家体操馆。摩根15岁进入国家队前,所有训练费用都来自雪莉一人的收入。就是现在,国家队提供的津贴也并不丰厚,但雪莉能得到一些个人所得税减免,勉强付得起体操服、去参加比赛的旅行费用等国家队津贴不包含的部分。

雪莉不喜欢让摩根知道这些。“她有的是需要操心的事情。”拿到世界冠军以后,雪莉也并没有让摩根参加能够获得金钱回报的商业活动。美国大学体育联盟( NCAA )对接受商业赞助有明确禁令,不允许未来的奖学金学生运动员在体育生涯任何一个节点获得金钱报酬。不管她是否能被选上参加三年后的奥运会,不管她未来的体操成绩是否能为她带来可观的收入,雪莉都更希望摩根以后能高高兴兴去上大学, 过一下正常年轻人的生活。“她在某些方面非常成熟,但在另一些方面,怎么说,又很幼稚。她过着一种受保护的生活,每天都在体操馆,还没学会同龄人那种为人处世的智慧。”

她同样不想让女儿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2017年的5月雪莉查出乳腺癌早期。在女儿面前她对此轻描淡写,用的是开玩笑的语气,“我可能有癌症哦”,摩根同样开着玩笑,“那可真太好了!”没有一滴眼泪,也没有过多与此相关的对话。在蒙特利尔世锦赛的看台上雪莉戴着一顶假发,平时她如果出现在体操馆, 则会戴顶鸭舌帽。到最近雪莉才有意无意问摩根:“你在意我的样子吗?”摩根说,我完全不在意,一直都不在意。雪莉天生乐观,她从不怀疑自己会康复,如果说她有那么一丝忧虑,是因为不想给女儿添麻烦。

“她已经有的是需要操心的事情了,” 雪莉不断重复这句话,“不需要再多我这一个。我觉得作为母亲这是我的义务。”

雪莉开玩笑说,摩根去上大学以后,自己就要成为空巢老人。“但父母都会适应的,不是吗?所有的父母都必须适应孩子离开,那我也一定可以。”

 

 

编辑:韩见

摄影:米小戈

采访、撰文:俞冰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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