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庙记事
作者: 小亚细亚
编辑: 韩见
2017-07-10
TAG: 文庙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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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至少在每个周日,时间丧失了令人事物改头换面的魔力,那些在井然有序的城市里先后消失的东西一一再现,仿佛旧时光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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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天,Mephisto 二手书店的老板鲁毅和旧书商王小学约好清晨五点在文庙门口见。王小学手里有两本鲁毅想要的书:1934年的初版《清式营造则例》和1947年版郭沫若翻译的《浮士德》。

 

四点半,鲁毅从绍兴路上家店合一的住所打车出发。出租车师傅通常只会把车开到中华路和文庙路的交叉口,乘客得迎着朝阳走一段,才能走到熙熙攘攘的旧书摊前。自从决定全职卖书,鲁毅几乎每周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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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蒙蒙亮,文庙“鬼市”已近尾声,早市书商陆续就位,把货从汽车后备箱里搬出来,在文庙路上的先摆一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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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点,文庙牌坊前还空空荡荡。

 

不过五点到的人,算是晚的了。行情好的时候,自发形成的鬼市在午夜时分就开张了,去晚了占不到位置。但有些来得早的摊主收摊也早,所以可以等“翻台”。到了天亮前后,剩下的大都是在文庙景区内的正规书市里买了固定摊位的人,里外都摆,多赚一份钱。

 

市容管理公司七点左右会来赶人,摊贩们于是慢悠悠地收拾起来,把书搬上三轮车、电瓶车,涌到文庙门口,里三层外三层堵成扇形,等待七点半早市正式开门,然后蜂拥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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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场后,第一件事就是支起遮阳棚。

 

有时候城管六点就来,老油条会冲他们喊:“今天早了啊。”“收了收了。”穿着制服的人面无表情地拿着手机拍照记录,他们也不躲,嘴里嘟囔着“不摆了不摆了,没生意”,可节奏丝毫不乱。

 

那两本书,王小学开价八千。鲁毅觉得太贵了,没要。不过上个礼拜,他在他那儿几百块一本收了一些民国史地小丛书,《两广猺山调查》、《西藏奇异志》等等,价钱还能接受。

 

起初王小学不知道鲁毅是开书店的——他不像他们认知里的那种传统的书店老板——只觉得他价钱出得蛮好。熟了之后,了解了他的偏好,有些书就会让他先看先挑。

 

和这里所有的书商交换联系方式,都不需要报上大名。“喜欢什么书?”他们会问。然后把你的回答填在姓名或备注栏,以便下次拿了货,可以精准定位买家。

 

鲁毅看好王小学将来能赚大钱,因为他混得开、懂行情,和圈子里每个人都熟,所以“手上常有好东西”。不过他有时也烦这个圈子的销售套路:“明明很便宜收来的书,上孔夫子旧书网一查,市场价一千五,他就跟你说,我是一千块收来的,只赚你两百。”

 

“我不喜欢这种套路,”鲁毅说,“有时候客人也会问我进货价,既然问了,我都说实话,他们质疑我,你怎么卖贵那么多,我就告诉他们,开书店不是做慈善,否则我活不下去。”

 

 

// 一

 

自八十年代末成为上海旧书市场的代名词以来,文庙似乎就停留在了那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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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被学宫街、梦花街、老道前街、文庙路合围的这一片老城厢,感官立刻被来自上个世纪的气息填满,低矮的平房、纠缠在空中的电线、斜靠在墙角的老式自行车、公共厕所的异味,还有“五块五块”、“十块三本么好来”的交谈声。

 

除了“天亮就消失”的鬼市随着市容整治力度的大小开开停停,三十一年来,一切都没什么变化。摊在台面上的,不止有成堆成堆的旧书,还有各种被用后回收的生活杂件:不成对的皮鞋,断了手柄的公文包,一号电池,摔裂了的镜子,带天线的老式收音机,前智能手机的时代的充电设备,雀巢咖啡最早期的大玻璃包装瓶……你想象不出有谁会花哪怕一两块钱购买这些与当下生活无法适配的便宜货。

 

但只要一看往来其间的人,就会意识到在这里,至少在每个周日,时间丧失了令人事物改头换面的魔力,那些在井然有序的城市里先后消失的东西,编织袋、大板车,抻直了脖子争抢的人群和比拼内功的面对面交易,一一再现,仿佛旧时光的投影。

 

鲁毅说,他读大学的时候就来文庙买书,有些摊主至今仍在。就连买票入场的正规早市,票价也多年维持在一块钱人民币。

 

其实文庙书市的大宗交易多半发生在各级书商之间,在这里一掷千金的买家也大都是生意人,普通书虫和游客的零星购买行为,只占交易额的极小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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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位通常是书商和书虫一起在极短的时间里摆起来的,因为前者一开箱,后者就迫不及待地往外拿书了,拦也拦不住。

 

很容易将商人和散客区分开来。

 

那些其貌不扬,穿着汗衫裤衩,拎几个塑料袋,里面装着玻璃纸包好的民国或更老版本线装书的,是上游书商,旧书通常只是他们古董生意的一小部分。他们在孔网上开网店,有些也开个不起眼的实体旧货店,真正值钱的珍品则都通过拍卖行出售。他们对接的“上线”,往往就是那些走街窜巷、挂个扩音器循环播放“回收旧家电、旧冰箱、红木家具”的人了。

 

和王小学一样,这些人来之前通常都约好了老客户,人到了,打开袋子看一眼、摸一摸、闻闻味道以辨真假,谈得拢价格就出手,谈不拢就找下一个继续谈,效率极高。如果运气好,有人“打闷包”,他们早早就能撤了。而鬼市里吃下这些货的人,有的不等天全亮,转头便就地摆摊卖起来。

 

即便手里没货,他们也来。所有人招呼一圈,保持热度,在别人交易的时候凑上去瞄两眼,打听点情报。如今收书难,跟大家套套近乎,说不定以后谁有货就会想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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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摊位铺得特别大的,卖的多半是平价书。而在这些摊位间辗转,大量搜罗挑选建国后出版的文学、社科书的,则是普通二手书店的老板。他们眼疾手快,挑品类、挑品相但不细看内容,一两分钟之内,身边就能摞起高高一叠。

 

但凡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年代出版的苏俄文学,或者上海译文出版社八十年代引进的平装本西方文学之类,多半有几本收几本。结完账,他们把书装进带轮子的购物袋里拉走,一刻钟半个小时之内,不知道去哪儿卸了货,又提着空袋子回来继续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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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去上两三次,文庙所有常客的脸就都能认熟了,谁是新来的,一目了然。

 

“买书的人就是那些,都不变的。”王小学说。“也死掉几个。”他的朋友在一旁补充道。

 

 

// 二

 

王小学坐在文庙尊经阁前的石栏上,俯视着面前的图书市场。“你看着人很多,但交易并不好。交易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不知道的。”他像那些典型的生意人,喜欢对外行说些似是而非的概括性的话。

 

不过的确,虽然网络让书价变得日渐透明,无论商人还是读者、买新书还是二手书,大家都已经习惯掏出手机先查一查价格,但渠道仍然在暗处,懂书的人也未必摸得着。

 

王小学是文庙少有的年轻人,90后,但已经入行九年,老道得很。他扎个丸子头,走路特别快,蹿来蹿去的,在爷叔阿姨们之中很显眼。他没有固定摊位,一般四五点来,早市开市后进去看一眼就走。

 

这一行的规矩,有人介绍大批量的货,是要给红包的。上个月王小学收了十万块的书,给了中间人五万块红包。光靠卖书,他一个月好的时候能收入五六万,差的时候一两万。那批十五万的货,他赚了几万块,花几千块给老婆和自己买了一对天梭情侣表。不过按他的说法,大多数时候,是“钱没赚到,就赚了点书”。

 

在那之后,王小学已经一个月没收到东西了。那两本贵的书没卖成功,他正发愁:家里有两个孩子要养,而第三个也已经在肚子里了,他得换租一套大点的房子。

 

“现在生意不好做了。”他感叹。问他什么时候比较好,他却前后矛盾:“现在还可以吧,价钱还算高。”再追问,干脆来一句:“现在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差的时候。”

 

一位相熟的爷叔背着手走过,和他打招呼:“今天怎么样?”“还行吧,拿来两包,有个人两千六拿了六本。”

 

“我不买书了,书不能玩了,得改行,”对方自顾自发表起议论来,“书(价钱)人人都知道,怎么卖?孔网上一查,你知道它值一百,就不会五十卖给我,最少七八十。以前买书,现在买纸。”

 

“纸”指的事信札和字画。书的价格太透明了,纸就不一样,真假难辨,谁看懂了别人没看懂的,就赚了。“现在孔夫子上最好卖的就是信,”他以过来人的姿态教导王小学,“你以后要往这个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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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出版的书是目前旧书交易中比较受买卖双方青睐的,但由于书价越来越透明,许多书商开始兼卖书信和字画。

 

“可是买纸要交学费啊!”爷叔走开后,王小学说。不过他确实有这个打算,因为他知道,这里真正厉害的都是搞字画的,“上海有房,身价几千万正常”。而他自己,房子不是他最终的梦想,他想要周游世界。“梦想很难实现的,但也不一定,我以前没想过能到布达拉宫,结果去年夏天就到了呀”。要看远一点,他指着西边说:“要不是这房子把视线挡住了,从这里能看到淮海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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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黑奋战到现在,已经很累了,坐在台阶上休息。

 

八点左右,眼前的人越来越多,游客也纷纷入场,王小学开始不耐烦起来。“那个人身价几个亿,现在来文庙,都是来买他家的书的,你应该去找他。”他指着左前方屋檐下被围得水泄不通的一个角落。

 

以前他也去挤,现在不挤了,因为单价高,不好出手,进十本只能卖掉三本。“那是什么人?”我问。“你怎么连文庙老大都不知道?你自己去问别人。”话还没讲完,他就一挥手,跳下栏杆跑了。 

 

 

// 三 

 

“文庙老大”的发家史,可谓进城务工大潮中集勤劳与运气于一身的励志典型。

 

坐在安西路沿街一间名为“鲁人堂”的古董店里,老板娘余森林把入沪25年来的奋斗历程悉数托出。起初她反反复复,“我不想接受采访,很多人采访过我了”。

 

“你就聊聊你的创业故事。”

 

“创业故事啊,那可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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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了,“文庙老大”毛大壮在点书款。

 

余森林和老公毛志刚1998年相识于顺昌路上的一间饭店,她是服务员,他是洗碗工。当时的毛志刚据说像瘦猴一样,“其貌……实在是太差了!”但她看上他每天收工后都在读书,主动接近,很快成了朋友。

 

过了一阵,毛志刚写了一封信,把家里的事情一一相告,算是想确定关系。“我都还没读,我一看那字,哎这个人字那么漂亮,文章我都不需要看,就OK了!”

 

2000年前后,因为有了孩子,饭店两点下班后,毛志刚会骑着凤凰自行车到废品站收旧书旧货,两毛钱一斤,再拿去红房子医院前面的陆家浜路摆地摊,余森林则做三家钟点工直到晚上九点,能多赚点就多赚点。两人的生活十分艰苦,就住在老房子底楼楼梯下面搭出来的单间里,一百块一个月,“狗洞一样,爬进爬出”。

 

摆地摊收入每月约一千,而饭店工资只有五百,慢慢地毛志刚一个人忙不过来了,他们就先后辞了工作。那时候两人只知道《知音》、《读者》之类的杂志和武侠言情小说好卖,而真正值钱的二手书,他们反而以为破旧,不拿出去,全留在家里当床垫。

 

直到遇到贵人“荀老师”。

 

那天毛志刚恰巧带了一本平装毛边本,荀老师路过,问多少钱,毛志刚看他穿得讲究,就开价十块,结果他给了二十,说不用找了。

 

第二天荀老师又来,问,还有没有昨天那种书。

 

第三天晚上,毛志刚就把他领回家了。两夫妻掀开床垫,再拿出两个装香蕉的纸箱子,“都在这儿了,你看给多少钱”。荀老师出价一千四,他们惊呆了,心想,这么多钱啊。余森林机灵,面不改色随口说,加点呗,心里想的是你不加也卖给你。荀老师就给了整数一千五,还很高兴地请他们吃晚饭,并且指点他们,不要一直在这儿摆摊,要去文庙。

 

一千五百块,成了“文庙老大”的第一桶金。

 

当然他们也交过学费。“不能提,最伤心的一件事。”即便现在已经在上经买了四套房,还把儿子送去了英国读书,余森林回忆起那次受骗的经历还是愤愤不已。

 

当时也是经熟人介绍,毛志刚拿出几乎全部家当,九万块,收了一批古画,满心以为要赚大钱了。结果才买两天,古玩界就炸开了锅,是假的。谁的画余森林已经忘了,但她记得看到老公那么难过,决定把钱要回来。

 

一般来说,做古玩生意是没有退钱这回事的,买了假货,是自己眼光不好,活该,下次就要看准了。可是余森林不这么想:“我是女人,可以跟别人搞,反正坏事我出面就是了,一哭二闹三上吊都是我”。她打了十几个电话,威胁对方要去告他,语气强硬,对方怕赖不掉,退了两万。

 

2012年,真正的大生意找上门了。那时候毛志刚做古籍善本已经做出点名气,长宁区跑通子的人都认识他。

 

有一天,一个姓周的找到他,说有一批东西,你过来看,做好心理准备,把手里现金全带上。余森林从银行取了十八万带去,换回来十箱书。那人说,接下来天天都有,说不定一天好几次,你们备好钱,等通知。

 

可是当时他们刚在定西路买了房子,那十八万花出去,就只剩二十万现金了,远远不够。于是不得不辗转联系到北京的一个大老板,对方连夜坐飞机赶来看货,和他们搭上了线。后来的两个月里,这批货源源不断地流出来,毛志刚和余森林一次不落,一拿到就转手,赚个差价,一共赚了上百万。

 

“你要讲幸福,拼命打工那时候是最幸福的,努力生活所以得了老天保佑吧,”余森林一脸认真地说,“现在有钱堕落了,整天不是在店里守着,就是打麻将、做保养。”

 

 

// 四

 

在文庙,所有人都知道毛志刚、余森林夫妇财富故事的核心:徐家汇藏书楼流出的那批库存,被他们收到了。

 

曾在思南路的上海文史馆开书店的老许多少有点眼红:“任何东西要看缘分的,那批书是他们的缘分,有的书就是一本万利。我买书一般是读书的朋友介绍的,总要给个公道价格,靠这个吃饭不行。”

 

除去转手了的大部分,毛志刚自己也留下了几十箱,这几十箱一直卖到现在。不过在文庙他们只出单价五万块以下的书,再贵的就卖不掉了。

 

老大通常出场晚,这对夫妇每次都是七点半之后才来,不过出场方式极其低调。毛志刚已经从瘦猴变成了大壮,得了外号毛大壮,他骑个电瓶车,后面坐着余森林,面前踏脚处放几个纸箱子,把车停在边门,再把箱子搬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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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货量不大,电瓶车和小摩托是书商们最喜欢的代步工具,走街窜巷灵活方便。

 

电瓶车也是他们收货时的主要代步工具,上海路堵,汽车不如电瓶车快,每当有人出货,毛大壮就打电话给老婆,她也还像以往一样赶紧筹备现金,跟着他去看货。

 

余森林身材瘦小但浓眉立目,十分强势,每次出摊,她都站在长桌排成的“柜台”后面,两手抱胸,监工一般看着眼前埋头淘书的人。“不要乱哄哄!”“不要进来出去出去!”“最低一百没有低于一百的!”毛大壮则矮胖温和,负责议价和收钱。

 

多年来,他们的买家自发形成了某种圈层格局。长期稳定的客户有资格站到“柜台”里面,直接从纸箱里挑书。有一对苏州的夫妇,家里是书香门第,父亲会修补古籍,几乎每周都来。余森林对这样的文化人有敬畏之心,说话也客客气气。

 

但面对那些喜欢开荤素玩笑有意套近乎的滑头,她就毫不留情:“公众场合,不要说这些乱七八糟的!”相熟的书店老板也可以先挑,他们习惯先粗选一道,再抱着这一叠书站到一旁细看、询价,也为其他买家腾出些许空间。

 

鲁毅曾在这样的缝隙中挑到过两件不起眼的便宜东西,一本建国初期出版的家禽饲养指南,底价一百块拿的,后来一查,买贵了;还有一套的19世纪发行的里约热内卢明信片,一百五,网上没找到同款。之后他就不再凑热闹了。“这不是我的策略。”他说。

 

他更喜欢凭直觉结交一些不那么起眼的人,慢慢建立互信的关系。这些人偶尔也能收到尖货,而且有可能专门为他去找特定的书。比如当天和他单独碰面的另一个书商三和。

 

三和戴着使眼球看起来变形的厚片眼镜,自嘲喜欢读鸡汤类的书和武侠小说,在山阴路上开一家门面很小的租书店。五月初鲁毅从他那里买到十二册1918年上海南园刻本竹纸线装的《上海县续志》,并托他再找一套《上海县志》。他很快找到了,约鲁毅来看货。由于手头紧,鲁毅只先付了两千块定金,讲好余款等7月拍卖了Mephisto的一部分库存再结。

 

那天回到家,鲁毅有点后悔现场没有看得再仔细一点,担心是假的。因为不久前刚交了一笔学费,买到一套假的木刻版画,他有点后怕。但想了两天,还是决定收了。“我们以前建立的信用基础都还不错的,哪怕是假的,我相信他也是被骗的,”他十分珍视商人之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而且他基本上是为我收的这套书,我愿意和他共同承担风险”。

 

 

// 五

 

在上海读书时,鲁毅每次都坐43路公交车去淘书,因为它的起终点站刚好是文庙和他的母校上海师范大学。“当时只是读者,只买自己喜欢读的书,现在回想起来,有很多便宜的线装书都被错过了。”而他现在要以一个书商的角度,重新判断每本书的价值,重新审视自己能用得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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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毅,主动辞职的前公务员,被迫“下岗”的杂志编辑,店龄近两年的 Mephisto 二手书店老板。 

 

无论从哪方面看,鲁毅在文庙的整体氛围中都算是个异类。

 

书商分两类,懂书的,和懂书的价值的。懂书的老一辈书商老许对现状持悲观态度,“生意做得大的往往不懂书,而真懂的人,讲体面,赚不到钱,仅仅是凭兴趣玩玩”。

 

鲁毅和老许也不同。他穿着时髦,衬衫、牛仔裤配球鞋,背一个法国莎士比亚书店的帆布袋,是这个极其本土化的圈子之中少数了解国外书情的人。他不是单纯的书商,早年是主动辞职的前公务员,现在是被迫“下岗”的杂志编辑,同时还写小说和诗。

 

刚工作时,他常坐夜车从老家阳江上广州逛书店,尤其是博尔赫斯书店,“差不多从那时候起就跟书和印刷品拧巴上了”。后来觉得,与其等别人在阳江开书店,不如自己来,于是有了“世界书店”。再后来,他把自己的书店并入博尔赫斯,并和博尔赫斯的创始人陈侗一起引进出版过数位法国新小说作家的作品,印过许多文学小册子。

 

如今他算是兜兜转转、重操旧业,但要真正靠卖书吃饭,他又是半个新人。

 

Mephisto 书店,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是个“买手店”。店址位于老法租界洋房内,店内是考究的复古风格,每本书都精挑细选、精心陈列。有时候推门而入,会恍惚进入了鲁迅的书房——鲁毅从去年开始留起了胡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操心书店,比以往瘦了些,长相也变得和鲁迅有几分相似了。

 

摸索了将近两年,鲁毅决定少做淘书圈的生意,因为那些人对价格太敏感,或者说,只对价格敏感,把书当成增值货币。他的强项是自己大量阅读,知道真正的读者会被什么吸引,所以在朋友圈里晒每一本书时,都从中摘录有趣的段落。他的客户大部分是作家、艺术家、文艺青年,也就是那些为书的内容而不是它的增值潜力买单的人,他们看中了就买,只要品相好,贵一点没关系。

 

“有些书卖不出去,是因为你不了解它的内容,或者根本不知它他的存在。”Mephisto书店曾经有过一本“爆款”,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首版首印的布脊精装插图本《研究自己的乡土》。

 

他当时的合伙人在豆瓣小站上发帖介绍了这本无人知晓的书,结果很快就有人专程登门来买。最近卖得不错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首版的《橡皮》,新小说鼻祖阿兰·罗伯-格里耶的作品,这对一般读者来说也算冷门。但是鲁毅摘抄了一段“作者对《马塞尔·普鲁斯特》一书调查表的回答”,一天之内就卖掉四本。

 

“就像民国文人开书店,卖书销售肯定不是最终目的。”对鲁毅来说,开书店就像写小说一样,有了动机,写下了第一个句子,“那个句子肯定和你的过去相关,但你不知道它未来会发展成什么”。

 

 

 

 

采访、撰文 | 小亚细亚

编辑 | 韩见

摄影 | 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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