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听死亡的人
作者: 梁珂
2017-04-24
TAG: 死亡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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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动了求死之念的人向一个陌生的号码伸出手时,他想听到的不是怜悯劝阻,而是“有人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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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我们采访的那天早晨,高杨刚值了一夜班。在上海的“希望24热线”做了 4 年接线员,他习惯将值班时间安排在周末夜间,因为 “晚上碰到需要自杀危机干预的人会比较多” 

 

“希望24热线” 是中国第一条 7×24 小时心理危机干预与自杀防治热线,2012 年在上海成立。高杨是这里招募的第一批志愿接线员,也是迄今为止在线服务时间最久的一位。

 

出于保护志愿者安全的目的,“希望24热线”未能向我们透露有关办公地点的任何信息。涉及死亡,自然有诸多的讳莫如深,在中国社会尤甚。

 

因此,我们对高杨的采访是在他所熟悉的一处大学园区完成的。四五年前,他在这里接受了心理咨询专业的培训,并认识了台湾自杀防治专家林昆辉先生,在其引导下走入了接线室。

 

“技术”

 

所谓“自杀干预”,是指通过专业心理学技术,对有自杀意念的人进行诊断和疏导。在外界眼中,这样的工作悲悯、猎奇,有着强烈的戏剧化色彩。

 

但在和高杨坐下来深聊后,这些浓烈的假想都被冲淡了,淡到让我产生了短暂的隔膜和犹疑。他说话时语速很慢,语调和缓,用词审慎,伴随着时常的停顿。如果要让我班门弄斧,对初识的高杨做一个粗浅的心理评估,我会认为,他是一个理性、坚韧,且逻辑缜密的人。

 

这大约是一个心理咨询工作者应有的素养,但高杨更愿意用“技术”,而不是“素养”来为我们解释他的工作。

 

几个月前,一次夜班,他接到这样一个电话:“老师,您说,从二十六楼跳下去,人会不会死?” 这个问题来自一个身患抑郁症的女孩,她被病情折磨多年,了无生趣。

 

按照培训,“希望24热线”的接线员在每收到一次求助时,要做三件事:建立联系,评估危机等级,再依照等级实施相应的疏导流程,以及后续电话跟踪。

 

在回忆那次将近一个小时的通话时,高杨使用的是一种接近理科生的表述方式:“我用‘希望热线’所教的危机干预技术、咨询技术,和其他流派的心理咨询技术整合在一起,让她明白,她自己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想自杀”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也不妨用理科生的方式来设想一下。

 

事实上,所有心理学流派对自杀的定义都不尽相同,而每个个体自杀前的心理路径也千差万别;而“希望热线”所践行的理念是,一个人走向自我毁灭,是一个做排除法的过程,“他能走的路都已经走过了,发现走不通,最后,走到自杀这一步”

 

那么,当一个“走不通”的人决定用死亡结束一切,却又求助于一个死亡对立面的热线电话时,他究竟是想走还是不想走?

 

在高杨看来,当一个动了求死之念的人向一个陌生的号码伸出手时,在绝望、迷茫的话语背后,他所表达的并不是求死欲,而是求生的本能;他想听到的不是怜悯和劝阻,而是“有人懂我”。

 

“求生欲是人的本能,在本能的层面上,我们都会希望自己尽力的活下去。所以告知别人自己的死亡意图有一个自救的目的,只不过有人目的性稍强一点,有的人稍弱一点。这样的人,我们知道以后,会尽全力去拉住他。”

 

“话术”

 

如何才能“拉住他”?在这个问题上,高杨强调的是“话术”。“危机干预最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告诉他们死亡是不对的,这是在否定他这个人,没有一个人希望被别人否认。如果我们把他们的死看作是真的,他们的死就会变成假的,他们就不会去死;如果我们把他们的死看成是假的,最后他可能就会去死。”

 

那通近一个小时的电话进行到最后,女孩问高杨,他是如何看待她的。“我告诉她,我知道一个女孩不容易,我看见她在一个没有人理解的环境中,依然坚强,为自己命运抗争。说完这话,她停了三秒钟,放声大哭。”

 

这大概便是高杨所说的“话术”,话术背后,是对生命价值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珍视。“只有正面地去面对最终的归宿时,我们才会知道人该如何活着。”

 

在中国,关于死亡的话术常常伴随着修辞和隐晦。与常年触目惊心的自杀人数相对照,中国传统伦理中的死亡教育常常是缺位的,而社会主流对自杀行为也更倾向于保持缄默,直到 2010 年的富士康连环跳把这道伤口明晃晃地撕开,“中国式自杀”才被纳入媒体和大众的语汇。

 

这样的大环境下,高杨深刻地体会到,“生命教育应该是全民普及的”。而作为一个公益组织,除了线上的一对一疏导,“生命24热线”的志愿者还会定期在上海各个社区中组织关于生命教育的宣讲,他们的热线服务也逐步扩展到了全国的数十个城市。这种禁忌话题在普通大众中的接受程度还需要被时间评估,但只要有人在行动,便是善事。

 

“督导”

 

高杨并不是天生如此冷静。除了求生,畏死也是凡人的本能。“其实我以前特别怕死。小时候我会去想象,人死之后会是怎样的一个状态,那种害怕、焦虑的情绪会瞬间爆发出来,很强烈。”

 

而长期在电话的一头接收来自陌生人的负能量,对一个凡人来说,不可能不引发情绪波动,这在高杨刚刚入行的阶段带来了一些困扰。

 

在他接手的第一批个案中,有一位发生过自残行为的求助者,“在电话里一直在说,他想死,他真的想死,已经想好计划了,但一直没有去实施”

 

第一次面对重度危机个案,高杨有点忐忑,忐忑到中午交班,离开接线室以后,还忍不住打电话给下午的接线员,询问这一个案的最新状况。这便犯了大忌,“你进了接线室的时候,是要把生活的状态全部放下的;当你出了接线室,接线室里所有的一切你都要放下”

 

这样的机制是对接线员心理防线的一种保护。在“生命24热线”,每位接线员都有对应的督导人员,“凡是接到重度的案例,我们必须接受督导”。每周值班之余,与同辈的交谈和述说也是疏导压力的一种方式。

 

但外力毕竟只是一层防御机制,真正的督导存在于每一位接线员的内心。迈过了新手阶段,逐渐成熟后,高杨也学会了自我疏导,“放下电话以后,自我的一个分析和成长立刻就会启动,我自己会去审视,去体验当下的情绪状态,然后慢慢地消化”

 

而在自我审视这个命题上,一位亲人的离世给高杨上了最切肤的一刻。去年的一个凌晨,送走了病重的表兄后,他一路步行回家,边走边哭,哭了两个多小时,也思考了两个多小时。

 

他给这两个小时的切肤之痛做了这样的总结:“无论医术如何发达,我们每一个人单个的生命依然是脆弱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一份脆弱,我们看到了这一份脆弱,认可了这一份脆弱,我们在生命中又该怎样做,才能更有质量地活着。

 

“我们,很脆弱的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明天的生活是怎样的,但我们能选择的就是当下的生活。”

 

与死亡对话,反而让一个从小畏死的男人学会了向死而生。


生死命题上,我们东方人常说“舍生取义”,却往往忘了,活着,并实现自己的价值,便是人世间最大的“义”。既然如此,“当你想死的时候,千万别忘记一个号码,400-1619-995。”

 

(应受访人要求,“高杨”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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