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陪我去安乐死,我要放过我自己」

前不久傅达仁在家人陪伴下安乐死的新闻还在我们记忆里,本月日本NHK电视台又播出了一部纪录片,第一次全程记录了一位女性前往瑞士进行安乐死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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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傅达仁在家人陪伴下安乐死的新闻还在我们记忆里,本月日本NHK电视台又播出了一部纪录片,第一次全程记录了一位女性前往瑞士进行安乐死的全过程。

故事的主人公叫米娜,来自日本新潟县,今年52岁。

平时,她只能坐在轮椅或者躺在床上,她身上的痛不是身体的一处地方,而是到处疼,疼到无法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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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得的病叫多系统萎缩症,这种病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十分罕见。病因不确定,也没有很有效的治疗方法。

通常情况下,患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体大部分功能会加剧衰弱,最后只能靠人工呼吸设备来维持生命,直至死亡。

“得这个病最恐怖的一件事是,很多时候你已经不是你自己。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吃个饭、换个尿布,没有力气笑和说话,感觉不到自己在活着。”

米娜说,活着的意义在这种痛苦的日常消磨中难以把控,甚至渐渐失去。

她是姐妹四人中的老三,两个姐姐经常来医院照顾她,最小的妹妹住在外地,经常电话联系。

米娜的父母很早就离婚了,两位姐姐就是患病中的米娜最亲近的人。小时候米娜性格就很独立,和姐妹们不一样,她高中毕业后就去了韩国首尔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韩语翻译。

但在人生中途的48岁,她被诊断出多系统萎缩症。独自一人住在大城市的她在姐姐们的劝说下,回到老家和姐姐们住在一起,她在博客上曾描述过自己的病情:

平时无故就会摔倒,拿东西会不知不觉拿不住,每天感觉越来越没有力气。

她说一次自己趴在床上准备起身,姐姐就在旁边,但因为实在没有力气,连头都抬不起来。姐姐看在眼中,心里很不是滋味。

即便如此,米娜内心还是有继续和疾病搏斗的勇气。她想坚持治病,每次去医院两个姐姐都在身边陪同,米娜心里也充满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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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在去年3月,随着病情的恶化,她的想法发生了变化。

在医生的介绍下,米娜去了一家专业治疗机构,当她看到病床边和她一样病症的人使用呼吸机挣扎的样子时,她内心受到了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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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里没有人说话,感觉一片死寂,就连身体健康的姐姐们,都招架不住这里的气氛。

不久后,姐姐们就在米娜的枕头下发现了一串用手绢绑起来的绳子,姐姐猜到她是想自杀,而最后之所以没自杀成功,是因为她连下床搬椅子的力气也没有了。

米娜坦白自己完全失去了活着的勇气,因为害怕下半生给家人添麻烦,最后连句谢谢可能都说不出来。

想安乐死,也很不容易

自杀和活着都没有出路。一次她从网上知道了“安乐死”,一直备受病痛折磨的她感觉到这是唯一的出路,但这在她居住的日本难以实现。

迄今为止,在全世界能实行“安乐死”的国家屈指可数,向外国人开放安乐死的国家更少。目前,只有瑞士的几家民间机构可以接待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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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的安乐死机构”尊严“(图片来自官网)

即便是选择了安乐死,因为其本身的伦理争议和复杂性,整个过程也需要经历一番严格认真的准备过程。

首先,申请者必须成为实施“安乐死”机构的会员,才会正式进入实施程序。

根据瑞士一家安乐死实施机构网站的资料。这个程序包括:投递个人资料,包括安乐死书面申请、病例、生平简介。机构在审核资料后与会员联系,并将会员资料递交给一位有合作关系的医生,做出评判是否符合安乐死条件,如果符合,会员会得到一个“暂时通过”的通知,有了这个通知意味着可以随时赴瑞士实行安乐死。费用大概在200-500元人民币左右,依据情况,也可以免除费用。

安乐死不是一项可以盈利商业化的活动,费用只包括各种手续成本。

在整个过程中,当事人如果突然改变想法或发生犹豫,都可以随时中止这一过程。

在安乐死机构工作人员的桌子上,有一长串文件夹。已经封上的文件夹和贴有标签的文件夹占据两边。前者是已经去世的人,后者是已经有预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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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娜申请的这家名叫“Life Circle”的机构,目前在排队预约安乐死的会员,有将近1600多人。

早在1941年,瑞士就将“协助自杀”进行了合法化,不过那时仅限于“消极安乐死”,即去除病人的生命维持系统或停止服药,后来扩展到“主动安乐死”,并通过法律修正案的形式合法化。

2011年前后,瑞士对安乐死进行过深入的社会讨论。大多数瑞士人认为,作为人,生和死都是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在一项全民公决投票后,瑞士的安乐死机构开始接收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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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businesstoday.com.tw

自此,风光秀丽的瑞士旅游业中又增添了一项“自杀观光业”。单单在苏黎世一个地方,每年就有大概200人咨询“安乐死”,其中有很大比例是外国人,大部分年龄都超过55岁。

去年11月,米娜给瑞士的“安乐死”机构发了邮件,开始了申请程序。米娜说,这都得趁着自己还能按得动电脑键盘时候,不然程序都无法继续。

同时,她开始节省体力,连不必要的日常说话都省下来了,毕竟坐飞机长途旅行是一件耗费体力的事情,不想说话的时候,她就举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不好意思,现在不想说话。”

因为排队的人太多,她得等将近3-4个月才能前往瑞士,而她的姐姐们对此心情复杂,尊重病人选择的同时,也不想看到自己最心爱的人离开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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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米娜知道自己将来会是什么样,等待亲人的是无尽的痛苦和麻烦,即便她们内心底里是愿意一直在旁照顾。

她最小的妹妹希望她能够改变主意,她写信说:“希望你能够卸下这些防备,即便是依靠家人照顾和药物支撑,也要坚持活下去。”

那些选择活下来的人

并不是所有和米娜得同样病症的人,都选择了安乐死或自杀这一条路。

50岁的另一位病人铃木就是如此,铃木的现在就是米娜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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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同样患多系统萎缩症,目前瘫痪在床

铃木已经卧床不起,身体只有手指能动。凭着手指尖的移动,她可以在电脑上打出几个单词,然后用眨眼来回应他人的问题。

她原来是名出租车司机,得病时,她已将女儿抚养长大,开始准备用后半生来孝敬年迈的母亲,没想到自己却先倒下了。

已经瘫痪在床的她再过一段时间,就需要呼吸设备来维持生命,但这个选择需要她本人决定,因为话题太敏感,亲人还没有和她商量过。

在母亲的询问下,她眨了眨眼睛,意思是想在人工呼吸设备的维持下继续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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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女儿内心很感激。

面对同样的病症,米娜和铃木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去年11月,米娜终于来到瑞士,到酒店后不久,负责的医生就来看望她,向本人确认她是否满足安乐死的几个基本条件:

1. 有难以忍受的痛苦

2. 本人能够明确表达自己的意志

3. 没有治愈的可能性

4. 病情发展的后果只有死亡

医生很直接地问她:Do you want to die?

米娜的回答很坚定:I want to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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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医生并没有立即答应她的请求,她希望米娜能够在瑞士多考虑两天,米娜答应了。

医生说:“如果你的想法改变了,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家。”

最后的晚餐

即便是痛苦了多年的病人,面对真正到来的死亡也会犹豫。米娜也不例外,她思考了很久。

两位陪同的姐姐的内心也有了动摇,“如果最终实施安乐死,会不会我们在做一件完全错误的事?但如果中途返回,可能米娜又会重返尝试自杀的道路。”

死亡是一条单行道,这两天的时间里,申请者和家人都得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申请者也必须在最后的日子里,和家人认真地告别。

第二天,又有一批医生来到米娜的酒店,他们要确保病人没有受到他人的误导和要挟,两位姐姐此时只能在门外的走廊里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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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医生认为米娜都符合条件,米娜也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安乐死将在来瑞士的第三天实施。

当晚,三人吃了一顿“最后的晚餐”。在饭桌上她们没有谈论即将到来的事,而是聊了很多儿时的快乐时光,一直到清晨。

安乐死的施行地点在离城区车程30分钟的郊外,和姐姐们凝重的表情不同,米娜似乎更淡然,静静地看着车窗外略过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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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屋设置的很朴素,两扇明亮的窗户、几盆花草、一排沙发、一张床。在几张手续文件上签完字后,米娜躺到了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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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采用输液形式,医生在点滴中加入致死剂。米娜手中握有一个橘红色的开关,医生在实施前会反复向病人确认开关的使用方法(只需要简单按压就可以),输液的过程完全由病人掌控,开关打开后,只需要几分钟就会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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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前,医生会大声询问病人的姓名和出生日期,死亡全过程由床尾架着的一台摄像机记录,作为证据供警方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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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姐姐此时就陪在米娜身旁,在医生的一句“你准备好了吗?”之后,米娜满脸笑容地打开了开关。

两位姐姐,这辈子谢谢你们啦,没想到在最后的时刻,你们还能陪在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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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打开开关啦”

米娜向她们挥了挥手,姐姐们也在病床前握着她的手,在哭声中向她喊了一句:“对不起,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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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娜的最后一句话是:“这辈子,我真的很幸福。”

说完她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旁边的医生在确认死亡后,她走完了自己52年的人生路程。

为了家人想活下去

在日本,安乐死尚未合法化,家人也无法将米娜的遗体带回。在火化后,两位姐姐将她的骨灰抛洒在了瑞士一条清澈的小河里。

而那位选择活下来的铃木女士,今年4月则回到了家中。女儿和母亲亲自迎接她,将她抬到许久没有睡过的床上,帮她吸痰、擦汗,之后还开车带她去看樱花。

在母亲和女儿的陪伴下,看着自己最喜欢的樱花,铃木留下了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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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曾用拼字板询问她:“是什么支撑你继续活下去的?”

铃木在家人的帮助下,慢慢地在拼字板上拼出了两个字:“家人”。

而此时此刻,米娜的两位姐姐也在樱花树下赏花,身旁放着妹妹的照片,虽然距离妹妹去世已经有好几个月了,但意识到她已经不在,也才是最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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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说:“以后就要守着妹妹的那句‘我真的很幸福’,认认真真地活下去。

4月的樱花下,两个生命,一个在天国,一个还在人间。

参考来源

杨煦冬:如果有那么一天,你会来瑞士安乐死吗?

NHK Special: 她选择了安乐死

编辑:Sebastian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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