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岛渚:死与爱,你我灵魂的祭司

“我之所以拍电影,就是因为这么做能抚慰生者与死者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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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节选自大岛渚文集《我被封杀的抒情》,雅众文化/新星出版社

我的长子现在七岁,今年三月小学一年级毕业。毕业典礼那天是我悄悄给自己定下的一个责任期限——我下了决心一定要活到这一天。我的父亲就是如此。我六岁时,小学一年级毕业典礼的那天,父亲去世了。

幼时,死亡对我来说不是一件遥远的事。三岁时,祖母去世;六岁时,父亲去世;七岁时,母亲的祖父去世——父亲去世后,我和母亲一道寄居在母亲的祖父家。除了母亲,我的父辈、祖辈直系亲属都不在人世了。接二连三的死亡给了我巨大的冲击,使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我将悲伤这种情感完全封存在内心深处。六岁时,写有我名字的牌子就挂在了我家门口。

这种事显然使我成了一个反常的孩子。我不仅克制着悲伤,还要压抑其他所有情感,只对公共性的是非做出反应。这无疑是可笑的。因为家人接二连三地去世,我受到了巨大的私人性伤害,而这种伤害过于巨大,以至于我感觉到像是受到了公共伤害。因此,对我来说,围绕我的世界一开始就是邪恶的。但将这种事说出口,就好像是出于私情——我对此十分讨厌。我应该是不带任何感情地面对这个世界的。现在我的电影中的少年们也常是不带任何感情的,原因就在这里。

世界打一开始就是邪恶的。为了将我从这种想法中拯救出来,就必须有人证明有什么东西不是邪恶的——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爱”。因此,一般来说我不认可人的存在本身,只认可爱我的人或我爱的人。所以,我的爱常常是热爱。这种爱的方式也许既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其他许多人。但是,或许只有通过与其他人进行爱的交流,我才能活到今天。

在死亡接踵而至的少年时期,我感到自己就像背负了极重的担子一样对生存下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我认为这种恐惧至今还遗留在我的内心里。我当时还没有发现:那不仅仅是对生存下去感到痛苦,还蕴含着融入这个世界生存下去的痛苦。当发现这一点时,我已经融入这个世界并结婚、生子、安家了。

从1966、1967年左右开始,日本年轻人中拒绝传统社会的现象也日趋显著。我不了解其发源地美国——也是嬉皮士的大本营——的情况,但在莫斯科、布拉格,我遇见了这样的年轻人,他们与新宿的“疯癫族”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也拍了几部关于他们之间关系的电影。随着国家全面管理日本人生活的倾向越发严重,像这样出现拒绝传统社会的年轻人就是必然。我赞美他们,也十分羡慕。

但我却无法做到拒绝传统社会。我无法抛弃家庭,抛弃妻子。对此,我已感到十分地绝望。我设定孩子一年级毕业后的期限是想此后自由地生存下去,但毫无疑问这只是个无法实现的愿望。

我无疑正走向死亡。超过常人酒量地喝酒可能是一种慢性自杀。无法拒绝传统社会的我也许只能通过死来寻求解脱。尽管如此,促使我继续生存的是对诸多死者的回忆。从青年时代开始直到今天,幼时起就对死亡有着深切感受的我遇见许多人的死亡。我想尽可能地不流露感情,然而对死者们的记忆却一直鲜活地浮现在我心头。难道我只爱死者吗?

与生者交流爱,恐怕会极大地伤害彼此,因此我将所爱的人当作死者封存。我之所以拍电影,就是因为这么做能抚慰生者与死者的灵魂。同时,通过发现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寻找着能抚慰自己灵魂的方法。到死之前,我还能拍几部电影呢?心里并非没有日暮西山、路途遥远的感觉,但我无论如何都会走向担当你我灵魂的祭司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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