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风柔和 愿水甜美 愿鸟声婉转 13个中国人的环保命题

这是一组群像。在我们恣意向自然无止境地攫取的同时,却是他们以宗教般的精神在默默地救赎。他们是青海湖边经年累月清理垃圾的人,是在被重度污染的淮河上建立数个净水站的人,是“绿色家园”环保组织的发起人,是怒江的深度探险者和最坚定的保护者,或者是城市摩天大厦上的擦玻璃的清洁工,是通过商业奇迹来解决污染的公司董事长,甚至他们是前卫艺术家,希望以艺术的方式将环境问题直呈我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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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藏族)49岁 青海湖牧民

不放牛羊去捡垃圾

采访、撰文:马俊 摄影:肖南

15年前,成功的藏族饰品商人南加衣锦还乡,带着不小的一笔钱回到了自小长大的青海湖边。但睽违已久的第一眼,就直接决定了在今后的15年里,他带着全家人“不务正业”,守着那笔钱“坐吃山空”。

当时南加看到的青海湖是这样的:沙漠已经推进到了湖水边,牛羊还在啃着草根;游客丢下的垃圾堆成了山;湿地干涸,野物飞鸟不见踪影⋯⋯这里已经是一片死亡的草场。南加说他的眼泪当场就下来了,他明明记得小时候看到的青海湖,碧蓝的湖面在远处,跟前都是绿色的草地,真漂亮,像天堂一样。溪流汇成大大小小的湖泊,满地都是奇花异草。成群的水鸟来这里停歇,每年还有数量不少的黑颈鹤⋯⋯后来,南加就一再向别人讲述这些迷人的景象,并希望所有的人都爱上他记忆里的那个家乡。怎样才能让青海湖回到从前的样子呢?

1999年,并不十分清楚“环保”和“志愿者”为何意的南加,成了青海湖地区最早的环保志愿者。没有任何组织,没有任何资助,南加单枪匹马,像个誓愿医治自然的德鲁伊。今天回过头来梳理南加的环保之路,发现他所做的事情十分庞杂,无所不包。最先开始的是救助普氏原羚。这种动物曾广泛分布于青海湖畔的草场上。在南加小的时候,经常看见成群结队的普氏原羚在湖边奔跑,据说规模达上万只。后来疯狂的盗猎就开始了,用枪打都已经是一种仁慈,更有甚者在吉普车前装上一根六七米长的铁棍,夜间打开车灯行驶在草原上,原羚追光而至,动辄被撞死六七只。这样的屠杀持续了没几年,普氏原羚的数量就只剩下了三十多只。

“保护普氏原羚,功劳最大的其实是些藏族老人。”南加说。看见背了枪开着吉普车的人,他们就大声喊叫。那几年原羚特别怕人,听见喊声就朝沙漠跑。吉普车开不进沙漠,这个种群才没被打绝。而南加开始关注原羚已经是后来,哪里有原羚受了伤,就去接回来,养好伤再放回去,“谈不上多大功劳”。

也有例外,有只原羚后来怎么也不肯回野外了,和南加的儿子一起长大,至今还在家里。划分牧区的时候,南加承包到了一千多亩的草场。按照一般的放牧密度,这么大面积的草场可以放牧六百头羊。但南加没放牧,他留下了自家吃肉的二十多头羊和两头产奶的牛,一口气卖光了三百多头牛羊。因为草原生态脆弱,草皮之下十公分就是沙土,一旦破坏了植被就很难逆转。而那时候,“草场都退化成那样了,再放牧就变成沙漠了”,而且到处都是塑料垃圾,牛羊吃了就死,“损失还是自己的”。

南加首先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捡垃圾行动。先捡自家的草场。一千多亩地,积攒了十多年的垃圾,花费了南加好几年。刚开始,大家看他都像个怪人。好好的不养牛羊,整天和垃圾打交道。然后亲戚朋友都上门来了,“南加,别捡垃圾啦。现在出门我们都觉得脸上无光”。南加不管,自家草场上捡完了之后变本加厉,把范围扩大到了周边。后来也有人家的牛羊吃垃圾死了,大家也就明白了。到现在,南加打一通电话,最多的时候就有四五百号人跟着他一起捡垃圾,范围遍布青海湖周边的三个县。“没统计过,反正去年一年,捡出来的垃圾装了好几百皮卡车”。

在捡垃圾的过程中,南加发现自家草场上那些堵塞的泉眼又出水了。有了水源,草地沙化的事情就好办。南加决定治沙。湿地里种草籽容易生长,但沙漠里就很反复。有的草刚开始长得不错,到了夏天就全都晒死了。

“因为不懂技术,做了很多无用功”,毕竟那时候南加还没有现在出名,还没有环保组织和专家来给他们上如何治沙的专业课。

环保关乎愿望,却不是有愿望就能做好的事。它需要觉悟也需要技术,需要耐心也需要行动力,甚至还得懂法。南加讲了个保护鳇鱼的例子。这种冷水鱼每年只长一两,且只产于青海湖,黑市上价格不菲,青海湖上常年有人盗捕。有的牧民碰上了就去制止,对方振振有词,“这鱼是你家的?”牧民一听,的确不是我家的,我还真管不着。于是就悻悻地走了。但现在这样的场面不会再发生了,因为南加后来专门请法律专家来给牧民们上了课。

南加想做的事情越来越多,眼看就没钱了。但这么多事情缠在手上,又没有精力去赚钱。这就成了个死结。其实,就算现在南加再去做生意,也未必能像以前一样赚钱。因为市场变了,规则变了。以前在牧区里收天珠收

蜜蜡,想找假货根本不可能。现在遍地都是假货,走了眼就亏本。而生意场上的这些变化,和游客扔下的遍地垃圾、过度放牧造成的草场沙化,看似无关,其实有着根本的联系。“环境坏了,归根到底是人心坏了”。

南加开着车去巡湖,他得穿过一家一家的草场。每户人家都围住了自己的地盘,所以每过一段路,南加就得下车,打开铁丝网再关上铁丝网。青海湖还没开冻,他的草场上已经有了绿意。先期化开的溪流正在往湖里注水,再过几个月,大群水鸟和三十多只黑颈鹤就会到来。而紧邻的草场已经严重沙化,上面依然有熙熙攘攘的牛羊。而在今天看来,整个中国何尝不是一片过度放牧的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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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岱珊 60岁 原河南《周口日报》摄影记者。1998年辞去公职,独自考察淮河沿线县市乡镇,其有关“癌症村”的调查震惊全国。2003年,创办淮河水系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中心(淮河卫士)。

淮河的癌症村

采访、撰文:苏娅 摄影:孙彦初

十几年前,霍岱珊的梦境中总有“裸露着骨头的鱼,在那里游啊游啊”,霍岱珊说,当时为周遭极速变化的自然环境焦虑,但还没有真正投入行动,总睡不安稳。母亲死于癌症、朋友死于癌症,一连串的死亡令活着变得无力而拥堵。

他开始怀疑癌症高发的成因与生活方式、环境条件的关系,对淮河沿岸的癌症高发村进行调查之后,他确信疾病与环境恶化有因果关系。“癌症村”这一名词流传之后,地方保护观念开始冒头,许多村落设了关卡阻止环境调查者进入。霍岱珊说:“我看着村口站岗的人,觉得悲哀。一是他们的工作毫无意义,更让人难过的是,同为受害者,为什么有的人还会去捍卫一个制造威胁的系统。”

霍岱珊在其牵头的环保小组的工作室里接受采访,工作室曾是一家美容院,粉色的窗帘让一切变得魔幻。窗外雾霭浓重,迷雾中的河流笔直、阔远,是另一个逼真又失真的世界。

其专注于环保十多年,这个过程中所面对的具体问题,超出对自然生态认识的范畴,触发他对人的境况有更宽更深的思考。所遇到的阻力中,最让他吃惊的是来自人的思维方式上的障碍,起初,当他与人谈及环保,用调查的方式寻找自然环境中存在的真实危机、环境变化的征兆,人们会指责他“有政治企图”、“不爱国”。今天,他与1100多名志愿者同道在淮河沿岸26个村落建立起25个小型净水站,以水为纽带,村民们来净水站取水,会顺便谈谈对某项公共议题的意见,在乡村大队会这样的公共聚点渐渐淡出村民生活的今天,人们又有了公共生活的实在空间和信息的流通。村民的观念也在慢慢改变,以往因为环境压力而身患癌症的人,总怨怪自己命不好,一切归于运气,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对环境的监督管理,他们相信命运的因果关系可以解释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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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对治淮成效的官方宣传产生的怀疑,让霍岱珊开始更实际地关注淮河流域的污染问题。1998年,在一位因癌症死亡的好友的触动下,霍岱珊辞去公职,独自考察淮河沿线县市乡镇,拍摄了几万幅淮河流域水污染的图片。他关于淮河流域遍布四处的“癌症村”的调查震惊全国。霍岱珊说:“行动缓解了我的焦虑。”当他辞掉《周口日报》摄影记者的工作,专注于环保行动,那些梦里的鱼再也没有找过他。在霍岱珊的记忆中,环境的恶化早有征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青少年时代,淮河水还很清澈,经常在河边捉鱼,玩耍,出门一百多米便是河岸,后来慢慢闻到水有六六粉的味道,河水发黑发臭。

具体的工作有很多禁区。2004年,霍岱珊试图用事实求证生态恶化与癌症高发的关系,找到了很多数据,“癌症村”这一名词公布之后,环保行动陷入一个低潮。“进村调查受到阻拦,很多癌症村在村口设置人员关卡,不明身份的神秘的人在我身边蹭来蹭去的,如果不是有使命感,可能坚持不下来,也可能干得很莽撞,不可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团队。”霍岱珊说。

一名在日本大阪生活的华侨打电话给霍岱珊说:看到癌症村的报道,想帮助村民,希望提供设想共同实验。在这位从事净水系统研究和环境管理的热心人的邮件指导下,霍岱珊在自己家中做起试验。先是做了个小循环的水缸实验装置,装上净水材料和净水生物,用净化过的水养鸡,鸡群活蹦乱跳的。

建立一个利用生物循环原理建立的小型净水系统,能供应一千人的生活用水,这项试验成为霍岱珊的环保行动小组面向农村提供的清洁饮水的救助和医疗卫生救助两个公益项目的技术基础。之前净化水质的普遍的做法是,用药物对饮用水进行处理,应对已有污染的同时会产生新的污染,而霍岱珊的环保小组采用“道法自然”的方式——建立小型水厂对十几米到三十几米的地下水进行深层进化,培植净水植物和鱼群,形成生物链,通过生物把污染物“吃掉”一部分,一个村建一个可以供应一千多人,25个村庄里建了26个小水厂。环保小组逐步在淮河流域开展工作,在八百公里的河道建立八个生态保护站,对企业排污进行监控。具体作法是,在工厂门口出示环境信息公示牌,面对公众的监督,企业很难推诿。

事之因果总在万物的对照之中相互显现。霍岱珊讲述的一段亲历,或许能呈现人在不同的行动选择中给自己设定的实际境遇:做癌症村的环境调查时,面对站在村口的阻扰者,霍岱珊的感受很复杂——“既有愤怒又有恨”,“他们也是受害者,作为受害者,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选择站在威胁自身的一方,捍卫一个无形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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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做环保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超出你想象的是什么?

A人的思维方式,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我感觉很多人的思维还停留在文革后期,对于环境的恶化,他们不觉得是问题,而面对从事环境保护的人,他反而认为你是个问题,不安分、有政治企图,甚至说你不爱国,还有官员甚至在大会上讲“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如果到了今天,还把人的智力水平下降到狗的水平,还有什么希望?

Q:当时触发你以更积极的状态去做环保,有没有具体的事件?

A淮河水质污染的问题暴露得最早,中央决策实施治理也最早。1995年8月发布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当时中央决策到位,但地方行动不到位。每次检查都在造假,结论的欺骗性很大。“九七达标”之后,我看到的淮河水并没有大的改变,看到的不是清澈的河水,水色发黑,带着臭味,岸边漂浮着死鱼,触目惊心。于是决心首先进行淮河流域生态环境的考察。有一个事件很重要,当时在阜阳七里长沟,村民下河担水浇地,用水桶浮了一下水面,想把浮沫荡开,不料一股强烈的气体扑上来,村民瞬间窒息了,赶去救他的人也窒息了。后来人们才知道,水里的硫化氢能让人瞬间死亡。我不是一开始就对很多问题有很深的认识的,是做这件事的过程不断触发我的思考,比如,我们发展经济到底是为了什么?发展需要以人为本,如果人的基本生活条件都无法维系了,发展有什么意义?更深的问题是,他们也是受害者,作为受害者,不知道为什么可以选择站在威胁自身的一方,捍卫一个无形的系统。几个癌症高发村都阻止我们进入考察,我只能去了更远的“泥河村”继续调查。我看到村口站岗的人,感到心酸,觉得他们很可怜。一是觉得他们这么做没有意义,我可以改变调研的方法和地点,摆脱他们很容易,更主要的是,他们自身也是受害者,为什么还会这么做?我心里的感觉很复杂,既有愤怒又有恨。我曾经也想结束,其实结束很简单,但我站在河边想了想,觉得自己还是难以结束,我想看到一个结果。

Q:环保的议题通常是怎么产生的?跟村民是如何商议?这几年下来,人们诉求和抗议的方式是否有所改变?

A有变好的趋势,比如村民对环境保护的参与。水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是村民们热心维护和管理的事物,做了生物净水装置的村庄,过去谁得了癌症,就认为是自己命不好,烧香拜佛,情绪沮丧,清洁饮水的地方、供水点已经成为大家信息交流的地方,农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公共空间,现在很多没有大队部的,有的也没有人去;现在经常去供水点打水,进行信息交流,发表自己的意见。设立村民管理小组,具体管理这个设备,定规则、监督执行规则。所以,现在大家不会再认为环境问题是别人的问题,围绕水,村民们有明确的诉求和集中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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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璐 46岁 艺术家;前《中国国土资源报》编辑、记者;现任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摄影工作室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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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山秋霭图

昆明锦绣图

绿色防尘布的古典景观

数字影像是景观的重建。西方媒体评价姚璐“以今天的北京到处可见的由绿色防尘布所遮掩的建筑材料(或垃圾)为素材,添加少许亭台楼阁与小舟,拼凑成一个近乎完美的中国式古典风格的现代新景观。他的作品指向传统的人文中国正在遭受的城市化以及生态环境的威胁⋯⋯”无疑,如此关于全民发展和生存问题的创作,让姚璐冲出了艺术家“失落的自我”,形成了一种事关国情的“凄美的视域”。

作品自述

好的作品是有智慧的。我的作品是运用传统中国绘画的形式表现当代中国的面貌,中国在不断地发展着,在不断地建设过程中有许多东西产生,同时也有许多东西消失了,那些“防尘布”覆盖的土堆和垃圾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摄影可以理解为非常传统的,它可以记录很多以前的历史,让人们回到以前的某一个时代;摄影也是非常当代的,它可以非常清晰地把见到的东西重新组合再编辑整理,让人们在作品前产生时间和空间的错觉,可以看到既真实又不真实的影像。

我不奢望自己能够去构建什么,只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为大众、为社会提个醒,唤醒人们去思考那些在生活中熟视无睹的细节。我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使世界形成良性转变。我们必须保护环境,我们努力工作意味着,世界将变得更加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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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永晨 59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召集人。2003年以来关注中国的江河。1999年获中国环境“地球奖”,2004年获美国Conde Nast Traveler杂志世界环境人物奖,200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2008年9月当选美国《时代/CNN》环境英雄。

沿着北京的水在风中走

采访、撰文:ZENO 摄影:王晓东 化妆:梁漫

春寒料峭,汪永晨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北京鼓楼烟袋斜街的牌坊下,运动鞋,牛仔裤,运动外衣,还有大印花的丝巾。这是自2007年以来,汪永晨只要在北京就一定会参加的“乐水行”活动。昨天天气预报是“沙尘暴”,她给参加乐水周末行的人们挨个发了短信:我们要来一次“风中行走”。早春,北京的清晨从淡淡的雾里透出些许阳光,上午的天气并没有预料的那样糟,沙尘暴还没有到达京城,参加乐水行的人们沿着后海出发了。“大家都知道我的外号叫做‘死磕’,”汪永晨边走边说。一旦发起了一件事情,她的原则就是坚持做下去,“我们都很忙,可把这个事情当成事,一定会安排出时间。”乐水行迄今为止已经持续六年,2007年的一个问题把汪永晨在外奔跑了十几年的心拉回了家乡北京:有人问她,你关注全国的环境和水资源问题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不更多地为家乡的水做点事情?

替自然发声

自从汪永晨还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的时候,她就一发不可收拾地投入到了环保事业中。上世纪90年代初,她在采访时被大美青藏高原打动,随后见到了各种触目惊心的环境问题——开矿对土地的破坏对水的污染、气候变化给脆弱的高原环境带来的恶劣影响;冰川退化水源干涸;偷猎者疯狂地猎杀让土地上飘散着血腥与绝望的气息⋯⋯同时,偏远而贫穷的村子里,她发现了赤诚与爱的力量:1994年汪永晨制作的广播特写《这也是一项希望工程》获得了中国环境新闻一等奖,节目介绍了江苏一所农村小学的师生在艰苦环境中爱护环境保护小鸟的事迹。

能够成为一名记者,可能是汪永晨事业最幸运的一件事情。她可以最快来到第一线,亲身经历大自然的方方面面。媒体生涯中的见闻开启了另一项终身事业: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替自然发声,把自然的美丽与哀愁告诉更多的人们。

1996年,汪永晨与中国环境科学院的金嘉满共同发起了“绿家园志愿者”,成为中国最早的环境NGO之一。此后,汪永晨开始活跃在中国神州大地的各个地方。2006年开始的“江河十年行”每年都记录着中国西南部河流的变化,以及河流旁边居民的变化;“黄河十年行”更专注于母亲黄河的问题,每年一次由媒体记者、专家以及环保志愿者参与,是一项长达十年的黄河考察计划,关注从青海的黄河源头至入海口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环境记者调查”每年召集著名媒体的调查报道记者,就年度环境重大事件进行深度调查和跟踪,反映中国整体环境状况、现实问题以及相关的政策探讨、出路、对策等。

认识故乡的水

在众多环境议题中,汪永晨投入精力最多的还是水的问题。年过半百的汪永晨依然像孩子一样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自然给予她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力量,让她能够在环保的领域中走得更宽更远。长江与黄河被中华儿女称作母亲河,记录了几千年来这片土地上对于水的尊重与感恩。而汪永晨在多年行走中看到的,却是脆弱的三江源头那些正在消融的冰川和干涸的溪流;西南山河被“高山出平湖”的豪情壮志所支配着竖起一座座水电站和一个个水库;东边水乡被各种化工厂排放染成五颜六色、地下水与井水都飘荡着异味⋯⋯

“我见到的,不仅仅是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被破坏,当地的百姓同样苦不堪言,”汪永晨谈起“水”带来的问题时言语中透着伤心。“在西南,老百姓们与山川河流有着传承了几千年的情感和纽带,他们和谐共存,友好对话。可是水电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环境、气候,让他们无法谋生,财产归零,最后被政府安置到别的地方,他们有着一个没有归属感的名字:‘水电移民’。”因为怒江水电站项目而奔走呼号,2004年温家宝总理批示的对大型水电工程的“慎重研究,科学决策”暂停了这个项目,汪永晨就是这样持久地展开了中国“水的保卫战”。

对自己的家乡,汪永晨采取了另外一种更温和的姿态——温和却没有丝毫妥协。北京的地名许多都和水相关:积水潭、三里河、王府井、二道沟⋯⋯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北京逐渐成为了世界上最缺水的城市之一呢?又从什么时候开始,水源成为了城市的敏感话题之一呢?汪永晨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用媒体的视角来关注北京的水——乐水行,行走,行动,认识故乡的水。沿着北京的河流行走,每周都有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志愿者。行走中,汪永晨指着一位正在给参与者们讲解北京五大水系的男孩,“这位小伙子来自咨询公司,他在业余时间关注和钻研环保,成为了乐水行的‘专家’之一”;另一位微笑着分享用水经验的姑娘是保护健康协会健康饮用水专业委员会会长赵飞虹,汪永晨把她介绍给《南方周末》,一场关于自来水饮用的讨论在不久前引起了轩然大波。

了解,见证,写作,记录⋯⋯乐水行活动还设有专门的“小警察”,水的问题被真实地拍摄和记录下来,写成文章、做成节目、放在微博上,让更多的人知道。现在,汪永晨想邀请政府的官员们也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让高层能与市民交流,能够共同面对和解决这些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环境问题。

情感派,理性派,进步派

在中国的环保界,汪永晨是出了名的“情感派”。这大概源于她身上北方人的强韧执拗和质朴直率,也大概出于一个人对自然更厚重的情感与热血。事实上,汪永晨这么多年学到的绝不仅仅是“一腔热血”。“所有的人都会在工作中出问题,”她说,“但问题是如何从错误和问题中汲取教训,进一步成长。”2005年的世界环境记者年会上曾有人质疑她:你怎么能既是一名记者,又同时是一个环保人士?作为一名记者,会不会因为环保活动而影响到“公平公正”的新闻原则?作为一名环保人士,会不会因为媒体的限制而影响到专业性?汪永晨以自己多年的实践来一一回应了这些质疑。

她回忆起经由曾子墨的采访与方舟子的对话。方舟子称怒江70%接受采访的老百姓愿意修建水坝;“而我告诉曾子墨,我所采访的老百姓有100%愿意修水坝,因为政府说要修,所以百姓们都答应了。但当我问百姓,知道什么是水坝吗?知道修建之后对环境的影响和你们生活的影响吗?他们都说不知道——你要打假,要从根源打起。”作为媒体人接触到方方面面的声音,汪永晨早就学会了站在不同人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她当然理

解许多地方官员们希望发展和摆脱贫穷的心愿,但是她同样也会坚持站在更高更远的地方,为环境、百姓与今后考虑更多。

“有大学生利用学校里的实验室做了一项检测38条河流水质的毕业设计,我们没有花钱做测试。在许多活动中专家的帮助也都是大家自愿的。”在环保众多的喧嚣声中,汪永晨最遗憾的是跟企业打交道比较少,这也是她希望有所突破的瓶颈。“好多企业都有社会责任部,可能也在做着很多事情,比如捐助教育等,可我看到真正支持环境的企业却比较少。”绿家园的“绿色扶贫”项目通过图书义卖方式来帮助贫困地区的小学建立阅览室,为了更好地开展这个项目,环境出版社每出版一千册汪永晨的书,她都会扛着书到处跑,与企业谈合作和义卖问题,让更多的企业真正关注起环境问题是她的另一个心愿。企业之外,她对未来还有新的规划。“我们正在与环保部探讨二手商店的合作方式。是否能到各个小区做二手物资的回收收购与处理,让义卖的资金到西部或者农村发挥作用?”历年去贫穷地区看到受捐地区的电脑、摩托车等物资只要有小小的损坏就无法被再次利用,她兴起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造血”想法:二手物资义卖资金能给贫困地区带来相应的简单科学培训,学电脑、修摩托和更有活力的长期“公益”项目。这正是汪永晨环保历程的特色:身体力行带动更多的人。“绿家园”的宗旨是“没有口号,没有说教,没有功利,有的只是对自然的一片赤诚”,与她聚在一起的人们拥有的是走进自然的快乐、志同道合的快乐、自我价值实现的快乐。即使头顶一系列光环,依然可以见到她的身影永远与众多志愿者活跃在环保第一线上——“从1988年第一次做关于环境的广播开始,坚持为我所奋斗的事业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环保于我,没有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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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 54岁 独立地质探险家;攀枝花横断山研究会。发起第一次长江漂流,有28年地质独立考察经验。

横断山脉的忧伤

采访:黑塞 摄影:王晓东

Q:一年你大概有多少天在“世界屋脊”上为中国找水?最近几年考察的重点是什么?

A每年大概有四个月在青藏高原考察,另外大约有四个月在横断山区,主要是围绕冰川、河流水系、湖泊湿地、荒漠化以及气候变化、资源开发对青藏高原基本自然元素的影响进行地毯式追踪考察研究,同时也针对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水源地、工程规划区、受水区以及西北干旱区进行独立调查研究,探究中国水资源问题,寻求破解途径,这些年的足迹遍及青藏高原各个角落。

Q:在青藏高原和横断山区的考察过程中,你们很多时候都选择在冬天,甚至有一年大年三十都在通天河,为什么?

A为了获得具有代表性的资料,我们选择水文丰枯季节进入江河源区、冰川腹地进行观测,主要是获得那里水文的峰值数据,2007年大年三十,考察队沿着封冻的通天河、雅砻江冰河驱车上千公里,直逼冰川。2010年8月到12月,我们深入藏北内陆,车陷盐湖,身困冰谷,大难不死,但获得了巨大收获。

Q:横断山区的生态情况,近几年通过你们的关注而引起了外界关注?那里的情况如何?

A2012年12月和2013年春节期间,我们进入怒江、澜沧江、雅砻江和金沙江,进一步看到了我国河流最密集、水资源最丰富的横断山地区在水电、矿业大开发中面临的诸多严峻问题,从西南四年连旱到频繁的地震活动,从无序矿山开采到没有监管的肆意排放,从满目疮痍的地质灾害到烟尘四起的水电站工地,以发展的名义,在利益驱动下,人类对大自然的无知无情,在这个区域已经达到极致,这是在自掘坟墓。

Q:据称,攀枝花的一个煤焦油项目就选址在城市上游的金沙江畔,具体情况怎样?

A这个项目为年产四十万吨煤焦油精细化工及年产十二万吨特种炭黑项目。主要生产酚类、萘、改质沥青、粗苯、炭黑油、燃料油等产品。该项目一期投资七亿元,二期投资十亿元,项目落户位于攀枝花市金沙江上游西区格里坪镇。

Q:环保组织调查后发现,如这个项目实施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尤其是在生态方面。

A通过调查,该项目存在以下问题值得政府环保部门重视:1.攀枝花煤焦油化工项目在市区金沙江水源地上游和城镇居民聚居地,下游市区分布着十个取水点,该项目违反国家和地方水源保护法,对市区和长江上游水环境构成威胁;2.该项目在环评还未评审通过的情况下,冒然征用农民耕地、强行拆迁农民房屋,进场平地,引起百姓不满;3.目前完成的项目环评演变为12万吨/年,40万吨/年煤焦油精细化工项目整体环评不见踪影,这是为了避重就轻,掩人耳目,不能反映项目整体的环境影响和危害;4.该项目环评公众参与部分涉嫌造假,瞒天过海,欺骗公众。

Q:金沙江作为整个长江水生态的作用是什么,遭受如此巨大的破坏,会有什么后果?

A作为我国众多江河发源地和众多江河奔流的横断山区,巨大山系发祥地的青藏高原,它的自然环境状况直接维系着我国的生态平衡和安危,甚至它是地球环境的神经枢纽。它不断加剧的环境演变、地质活动、无序开发是金沙江、怒江、澜沧江、黄河等江河生态退化、地质灾害频发的重要因素,这一趋势如果继续发展下去,这些河流的自然功能将会消失怠尽,水资源矛盾更加突出。

Q: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水塔”,世界水资源“中枢系统”,目前它遭遇的危机是什么?

A亚洲、欧洲大陆东部的主要内外流河和内流区均发源于青藏高原上的山系冰川,它们共同构成了地球上一系列江河发源高地。青藏高原是世界上多条大河源头汇聚的地方,如喜马拉雅山脉发源的雅鲁藏布江、恒河、印度河等,唐古拉山脉发源的长江、澜沧江、怒江、扎加臧布等,昆仑山脉发源的黄河、柴达木河、那陵格勒河、塔里木河等,喀喇昆仑山脉发源的锡尔河、喷赤河、巴颜喀拉山脉发源的雅砻江、大渡河等。这种大河共源现象在地球上极为罕见。这些河流集水来自于青藏高原山脉的冰川和湿地,同时这里又是极其脆弱的自然环境区域,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尤为敏感。青藏高原一般海拔高度为4000—5000米,岭谷高差为110米(雅鲁藏布江峡谷出口)—8843米(珠穆朗玛峰)。正因如此,青藏高原是地球上重要的储水和分水高地,它直接维系着地球上一千多万平方公里陆地和十多亿人口的生息安危,其大气环流形成的季风气候对全球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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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恺 34岁 利乐中国资深环境工程师。2006年加入利乐,2010年开始投入垃圾分类项目。

牛奶包装盒的生命缅怀

采访、撰文:文晶 摄影:王晓东

鑫宏鹏造纸厂位于北京房山区周口店,由于刚引进了铝塑分离的技术、工厂扩建,回收来的牛奶包装盒,一大摞一大摞的堆积着,把整个厂区搞成了垃圾场,如果没人回收这些牛奶盒,它们就和普通垃圾一样被填埋,谁会在乎呢?

的确,多数人都不会在乎。事实上,由75%纸浆、25%塑料和5%铝构成的无菌复合牛奶盒,经过水力碎浆和铝塑分离的技术,不仅可以重新提炼出纸浆,用于纸张生产,还可以将里面的铝和塑料完全分离出来,再次用于工业生产。作为利乐中国的资深环境工程师,任恺和其所在团队的责任就是推动牛奶纸盒的再生利用。

十年前,这支环保团队主要是单线推动牛奶盒的回收,通过向回收业者和再生业者提供信息和技术支持来拉动形成这个链条,显然这样的做法成本高、效率低。只有引入垃圾分类和管理的概念,在垃圾回收和运输这些链条前端下功夫,才能水涨船高,提高效率。从2010年开始,任恺的工作重心就转到了垃圾分类项目,包括和政府部门合作,推动垃圾管理体系的建立;进入社区、学校,向大众传输垃圾分类的知识;联系回收公司设置分拣中心;寻找合作伙伴,对废弃牛奶包装进行最后的再生利用。这并不容易,因为中国没有垃圾管理体系,每个城市又使用不同的分类标准。即使居民自觉将垃圾分类,最后运输时,所有垃圾又混在了一起。这几年任恺摸索出来的经验是,找人做专一经营很困难,最重要的还是垃圾分类的观念培养和整个体系的建设,这完全超出了企业的能力范围。任恺说,“公司并不做再生利用的业务,也完全不参与这方面的经营,我们信奉产品生命周期的概念,只要是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就要尽最大努力减少它的碳足迹。”

2012年,利乐中国的环保团队共回收11万3千多吨,约113亿个牛奶饮料包装盒,占废弃牛奶饮料盒的20-25%。目前,像鑫宏鹏纸业这样的合作伙伴,在全国范围内有11家。任恺相信,“一个事物的再生利用,可以形成一个产业链,产业链成型之前会非常困难,我们希望做一些典型案例,让其他企业、政府和民众一起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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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利飞和他的团队 上海爱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左四)

城市环境变化的见证人

撰文:张淑芳 摄影:肖南

“蜘蛛人”不仅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变迁,让现代化的玻璃墙建筑更加洁净节能,还切身体会到了:10年间,夏日作业时的补水从每小时一次增加为半小时一次,一年清洗两次玻璃外墙变成了半年两次,这些城市环境恶化的讯号,让林利飞不知该喜该忧。

林利飞指着上海体育馆玻璃幕墙外吊绳清洁的几个工人说:“现在在上海,这样的‘蜘蛛人’已经有几万!如果算上家装行业的玻璃清洗工,就超过十万了!”

林利飞入行已有十二年,他不仅见证了这个城市现代化足迹的变迁,更见证了这个城市环境的变化。早年间,玻璃一般一年洗两次,现在一个季度就会觉得玻璃外观没有光泽,室内怎么擦也擦不干净。

每天需要在室外作业达八小时的“蜘蛛人”对温度体会更深。十年前的上海,夏天的灼热还能忍受。只要不在正午太阳直射下,并不影响“蜘蛛人”干活。现在的夏天,他们需要休息的时间越来越多,即使没有直射也像蒸桑拿一般,有种难以忍受的灼热感。夏日作业需要补充水分的时间也由当初的每小时一次变为现在的半小时一次。

常年的暴晒让“蜘蛛人”的皮肤黝黑,对温度的感受也更为敏锐。膜放到玻璃上瞬间的阴凉,都会让他们的感觉略微好些。而这就是贴膜的重要意义——阻隔室外温度,提高室内空调使用率。据测算,同样条件的两个房间,由贴膜降低的室温达5-8度。

除了环保之外,贴膜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安全。玻璃幕墙是一种危险的建筑方式,随着地壳运动,建筑结构会有沉降。而玻璃没有延伸性,在某个点受力过大,就会掉落。玻璃幕墙使用越久,掉落的危险也就越大。贴上“安全防爆膜”可使玻璃即使碎裂,也不会掉落玻璃渣。

目前,玻璃贴膜很少用在家装领域,尽管在国外很流行,但国内普通家庭环保意识的薄弱,使得家装玻璃贴膜多以外籍人士为主。与工装市场一样,贴膜可以减少家庭能耗,是一种环保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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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青 39岁 中国抗菌协会副会长,康纶纤维董事长。

口罩的必要性

采访、撰文:小渔 摄影:王晓东

也许当你再见到PM2.5,它已经改名为“细颗粒物”。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对此命名研究并广泛征求意见,但不论改不改名,PM2.5总在那里。两会期间,沙尘雾霾天气再一次侵袭全国大范围地区,“你认为雾霾天怎么治?”几乎成为每位代表委员都会被问及的问题,PM2.5已然成为中国全民热议的公敌之一。

也正是在两会期间,天安门的部分警察戴上绿盾口罩执行公务。负责研发这一口罩的康纶纤维企业董事长赵丹青,看到央视新闻官微发的这一“向雾霾天戴口罩坚持岗位的首都警察致敬”的微博时,转发截图道:“央视新闻都报道了,今天我终于可以解密了:北京市公安局从市场所有口罩产品中筛选,最终选中绿盾,向康纶纤维采购十万多只绿盾口罩,装备首都警察,首批供天安门地区保卫两会的一线干警。”末了,来了句“致敬!”

采访当天,赵丹青不断接到订单的电话,放下电话,他却说,“这是顺便就做了的生意。公司最初并不是生产口罩的,抗菌纤维技术才是我们主要的研发成果,微滤也是近几年我们的研发团队开发的新技术。去年的环境问题让我们看到了口罩市场的空白,发现把我们擅长的两样技术结合起来刚好就能做成一款口罩。”

据他介绍,绿盾PM2.5口罩采用两项专利技术:微滤过滤技术和康纶抗菌技术,可有效抵御细菌和细微颗粒物。绿盾PM2.5口罩在中间层放入微滤滤片,滤片经美国NELSON实验室检测,能够有效过滤PM2.5空气颗粒,过滤效果高达99%。并且这种滤材使过滤器的压差比传统过滤器降低20至40倍。另外,口罩的面料采用能够同时有效抵抗三大“超级细菌”的康纶面料。

一聊到技术,赵丹青口若悬河。实际上,他并非技术出身,1994年从公务员的岗位辞职后就进入外贸纺织公司,没隔几年来到上海,“2000年那时候正好英特网经济盛行,特别是股市上面英特网的概念非常火爆,当时我就想可以把中国纺织品出口跟英特网联系起来,就注册了一个域名,请朋友兼职做了一个网站。”依靠这个“很简陋的网站”,赵丹青把当时中国能出口的纺织品布料的规格全部整理成表格放到上面,“国外的客户看到这个网站和域名还以为是个很大的公司,上面品种齐全,第二天就收到客户询问。”赵丹青很兴奋,便跟老板提出辞职,开始了自己通过英特网接单做外贸的历程。这个网站算是赵丹青创业的起点,而后才慢慢在商海里摸索出自己的核心科技技术——“抗菌纤维技术”以及其他专利。

如今,绿盾PM2.5随着PM2.5“火”了,赵丹青却说,“我希望这是一个尽早消失的品牌。目前是中国经济的转型期,什么都可以等,但是老百姓的呼吸不能等。”

赵丹青除了与口罩经销商、代理商谈合作,还将自己的产品捐献给自然之友等公益组织,将绿盾口罩能够传递到在户外工作需要对抗恶劣空气的人身上。他以英国伦敦1952年烟雾事件和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为例,希望历史悲剧不要重演,因为,呼吸健康的空气不应成为一种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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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学军 45岁 河北永益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长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污水处理

撰文:许婧 摄影:肖南 感谢:儒星工作室

黄学军原本的身份其实和环保并没有太大关系:作为上海长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他并购位于河北省的这家生态企业也才仅仅两年。这一跨行业的投资举动在旁人眼里或许具有玩票的性质,但在黄学军心中却有着不一样的分量。

“这里面并没有太多刻意的因素。”黄学军坦言,“一直以来我都特别关注环保,现在正式进入这个行业也算是水到渠成。”他曾经在西门子工作过十年,常常有机会到世界各地出差,国外先进的环保理念和蓝天碧日的生活环境深深触动了他。后来他进入复旦大学攻读MBA,就是在那时萌生了创业的念头——没想到以信息技术起家、却如命中注定般步入了环保这个行业。

黄学军接手的河北永益生态环境工程公司是2001年成立的,在污水处理的技术设备领域堪称“领头羊”。但细心的黄学军在刚接触永益时却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如此领先的行业技术,却没有为公司带来相应的效益回报?经过长达一年的全面考察,他终于找到了答案:“企业在运营管理上存在巨大漏洞,只是投入成本和卖出设备,但却缺乏后期的维护跟进,因此也不能帮助客户真正实现可持续的污水处理。”

虽然进入这个行业的时间并不长,但黄学军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也成为他发展永益的重要策略:“国家对污水治理已经投入了足够的资金、硬件设施,但效果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就在于后期的服务运营不到位,而这正是永益未来的优势所在。”

就这样,黄学军收购永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产业转移:当然不是摒弃污水治理这个他热爱并看好的行业,而是发挥公司原有的技术和硬件优势、将重心放到后期的管理运营上。

两年来,最让黄学军欣慰的并不是企业利润的增长,而是更多的公司、更多的地方因为他们的努力变得更环保。“我们曾经以这样的方式帮助过一家山西的企业。”黄学军回忆道,“它本来有大量的生产污水得不到及时处理,在我们对其进行恰当的技术投入、同时协助其有效运营之后,这家企业不仅自己变得非常‘生态’,与周边环境的关系也更和谐了。”

黄学军自己就是一个很热爱大自然的人,他的办公室里总少不了几盆花花草草。看上去文质彬彬的他,每每谈及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总会痛心疾首,言辞中充满了“痛定思痛”这样激烈的字眼。或许正是这份对环保的热情也在不知不觉中感染了家人,他五岁的儿子早已养成了把喝完的矿泉水瓶带回家的习惯。“就算仅仅是为了孩子,让他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美好的世界,我也会在这个行业坚持到底。”黄学军说。

Q:如今的永益已实现了成功转型,今后还有怎样的发展目标?

A转型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专业化”会成为我们的发展方向,持续性的战略是寻求到更多合作伙伴,实现互惠互赢。

Q:你如何看污水处理领域的发展前景?

A污水治理行业完全可以被单独看待,它本身就是一个产业链,具有完善的发展潜力与空间。比如我们以后可能会主攻“中水回用”领域,精耕细作,把更多空白留给后来者。

Q:环保企业和其他企业相比有什么共性和个性?

A二者的共性就在于尽一切努力实现企业的长远有序发展;而环保企业的个性则在于它背负了更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和个人是一样的:在成为一名企业家之前,每个人都有社会人的角色;而一旦你拥有了资源和能力,就要担负起相应的责任。

Q:目前环保企业还存在哪些困难?

A首先,部分地方政府的监管力度不够,导致企业有空子可钻;其次,环保市场的无序、不规范也是一大瓶颈。还有很多环保企业为了节省成本,只是将硬件设备作为摆设,并不投入运营;当然,专业的运营人才欠缺也是困难之一。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必须污染企业、环保企业和国家三方共同治理,同时还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摄影:小宇、徐晓林、王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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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创意传播:张宁,公益领域创新研发机构创艺家创办人。在城市中,为环保做研发创意,将低碳环保知识蕴含到桌游、漫画、书籍等内容中,再通过学校、环保组织等传播给更多人。在自然中,修复湖泊湿地的动植物,保护生物多样性;推广有机农业技术,促使渔民村民接受更为友好生态的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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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自测:方军杰,34岁,公司小业主,2000年5月来京。从2011年冬天开始,方军杰成为民间组织“我为祖国测空气”的一名志愿者,使用ld-6s仪器检测PM2.5指数,以真正了解现实空气污染的程度。有了两年的检测经验,他现在已经可以不依靠仪器就能估摸出PM2.5数值,但作为一个科学爱好者,他表示会继续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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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奔跑:钟峪,绿色和平(东亚)资深行动统筹。39岁,在京生活九年。在2012年11月北京马拉松比赛中,她背着PM2.5个体采样器“机器肺”跑完全程,成为空气质量检测的先锋。“少悲情,多积极。少抱怨,多行动。少指责,多合作”,冲在环保第一线的她永远有自己的奔跑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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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水器:瞿建国,开能集团董事长。在我们面临的三大环境问题中,只有水资源问题是可以依靠自己力量进行改善的。仅关注水安全的重大事件是不够的,水源问题是健康之本,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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