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在路上救死扶伤的国际SOS医生们

他们拒绝以论文数量和职称作为人生坐标,试图在工作和生活、忙碌与享乐中获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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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对国际SOS最直接的想象是:只要你发出SOS求救信号,直升机将在半空悬停,高大的医生从绳索滑下如天降奇兵。这样的幻想完全隐蔽了国际SOS是一个高端商业医疗机构的事实。而这个机构中的医生们,全都拥有在中国最好的医科院校就读、在最好的体制内医疗机构工作的经历,某种程度上,他们是现存体制的叛逃者,拒绝以论文数量和职称作为人生坐标,试图在工作和生活、忙碌与享乐中获得平衡。

连通尼日利亚的电话信号呈现波状起伏,龙飞医生平静的声音显得跌宕起来,此时他在国际SOS位于拉格斯的国际诊所中,说起埃博拉肆虐期间,病人进入诊所前要先进行详细筛查,看是否有发烧、头痛、腹泻、呕吐等症状,还包括是否来自非洲其他三个埃博拉疫区,最近是否参加过葬礼,有没有接触过蝙蝠或者大蜻蜓……接诊疑似病例,龙飞必须穿上一体式防护服,塑胶材质,包括两层手套、橡胶靴子、口罩、眼罩,“穿脱都非常讲究”,“行动简直像个宇航员”。

7月20日,尼日利亚确诊第一例输入性埃博拉病例,20天里,这个人的助手和为他治疗的三个医务人员相继死去,那段时间所有人都在说,占据新闻头条的已经不再是博科圣地(尼日利亚极端伊斯兰教恐怖组织,曾绑架两百多名女学生),而是埃博拉。9月20日,回国休假完毕的龙飞启程返回尼日利亚,一直接送他的出租车司机拒绝再见他——他们互有微信,龙飞会在朋友圈中发布一些尼日利亚的疫情。

在一份关于“埃博拉恐慌”的问卷里,龙飞评分为4,相对较低,他并不那么担心病毒,“如果感染,我知道公司会通过自己的医疗资源把感染的雇员及时转运到可以治疗的国家”,只是不想自外于人群,但有时这是一个现场医生必须承受的寂寞。

龙飞是国际SOS在中国近六百名雇员中的一员,作为高端商业医疗机构,国际SOS于1989年进入中国,最初为在中国的国际公司服务,2000年起开始为中国企业和机构服务,在北京有一家24/7援助中心,在北京、天津、泰达经济区、深圳和南京设有诊所,还有一架专属的空中ICU救援专机停靠在天津国际机场,在全国范围有六百多家合作医院,每年处理超过十五万件案例。它在医疗方面的中国雇员多数拥有在地方医院工作的背景,跳槽到这里有点像对体制的叛逃——在一个没有来苏水味儿、脚步轻缓、不计发表论文数量的地方治病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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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已经有29个高端医疗品牌、近百家高端医疗机构。其中90%是合资、合作企业,有11 个品牌已经采用了连锁经营的方式,在多地设有诊所和医院。在这里你可以享受到最好的医疗服务,即使身处偏远地区——如国际SOS那样的机构会用民航包机或医疗专机的方式在最快时间把你转运到适当的医院,前提是你是他们的客户——或者是他们合作企业的员工,或者购买了一份包含相关业务的保险。

在现场

两年前的胡尔滨医生和龙飞类似,是国际SOS派驻客户项目地的现场医生,六年间他被派往七个国家,却从不觉得“早上醒来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是一项苦差,“哪里都是家,醒来就醒来了,还是要做我的事。”

他是迁徙的孩子,祖父和外祖父都做与勘探有关的行业,出生在哈尔滨,后来跟

随家庭南下,到记事时已在广西,大学又到了湖南,硕士则在北京,在一个地方医院工作三年之后,2006年他入职国际SOS,开始“动荡”生涯。

他曾跟着客户到西北驻扎,按规定他住单人帐篷,但夜晚温度降至零下20度,他只好去跟建筑工人一起住大通铺,工人们裹着太空棉睡袋把裹着羽绒睡袋的胡尔滨挤在中间——这是最暖的位置;沙漠中用水珍贵,但早上工人们会特意留出一点热水给胡尔滨洗脸。这些细节让他久难忘怀。所以当有人质疑工人们把煮熟的肉裹上保鲜膜埋在土里保鲜的方式不符合卫生规定时,胡尔滨用自己的专业证明这种土办法是可行的。

“这些东西都来源于生活,如果不在那里生活过,不会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胡尔滨说,“他们对待我的方式让我懂得工作中也要有感情,这种感情并不以让工作更顺利为目的,而是一种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善意。”

后来,胡尔滨被派驻北非,正值动乱,他驱车巡查工区的时候会看到戈壁上成片的难民的埋尸地,白色的袍子盖在上面,鞋子脱掉放在一边,石块围成一圈,风沙起来,袍子招展着,极端干燥的空气中没有异味,那是“死”,但是很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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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尔滨

国际SOS大中华地区医疗培训经理,曾经伴随中国企业前往过南苏丹、利比亚、乍得等多个非洲国家,提供现场医疗。

有天在营地,他到室外检查急救包,迎面几辆军车载满士兵冲了过来,车上架着机关枪,他甚至没来得及紧张,一个戴着肩章、看起来级别较高的人下了车,触目所及,除了士兵就只剩胡尔滨自己。

这次紧急事件最终皆大欢喜:原来一位士兵高烧,因为长官的侄子是胡尔滨救护车的司机,他们来此看病。经过项目经理允许,胡尔滨诊治了士兵,还应邀去军营里参观,在那里他摸到了枪并兴致勃勃地合了影。

这些经历让胡尔滨对“武装”没有恐惧,在另一个动乱之中的非洲国家,他出营地都要有武装警察陪同,路上经过各种武装力量的检查,此时他要坐正、双手摊开放在腿上,“绝不要突然举起或者突然放下”;如果要下车检查证件,一定要把包打开让对方看到再去掏,他还专门学了一点阿拉伯语,“祝你平安”、“真主保佑”,“我相信如果你是友善的,别人也不会主动侵犯你。”

在遥远的非洲沙漠,他曾惊喜地偶遇绿洲,看到一片红色的湖泊,也曾因为黑暗中一缕方便面味道开始想家。这些戏剧化的故事只是他生活的边角,现场医生需要承担突如其来的压力,时刻识别风险,“很多医生遇到病人通常会本着医生的直觉,希望为病患多提供一点治疗,吸上氧、吃上药、扎上针;但是有些时候,特别是在医疗环境特别艰苦的地区,其实最好的方式是在维持病患的状态之下,尽快将病人转移至可以提供适当治疗的地点。”曾经有一位企业客户的员工在当地医院已经被下了病危通知,但胡尔滨评估认为只要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病人就可以康复。转运救护车来的时候病人心跳骤停,虽然事后证明那是一场虚惊,但“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压力有多大,如果没能抢救过来,即使他是在前一家医院被耽误,也可能引起很多纠纷。”

企业聘请现场医生部分出于HSE(健康、安全、环境一体化管理)考虑,这一指标在参与国际竞争时是参考标准之一。在石油、天然气产业中,HSE管理体系非常严格,所有的医疗事故都会被记载和评估。一个懂得HSE的现场医生的作用,譬如一个可缝针也可不缝的工伤,现场医生没有缝针而采用其他方式处理伤口,可以使事故等级下降,维持HSE分数。在工人健康和企业HSE之间存在选择,胡尔滨受到过客户压力,要他降级解决医疗事故,他拒绝了。

他不接受医疗方式向商业妥协——这个话题让他的语气立刻带上了点激愤,“老板问过我面对销售的压力甚至是他的压力怎么来平衡,我说如果影响到质量,不可能。如果一定要妥协,我宁愿走”,当然,这是个让老板满意的回答。

胡尔滨有种修行者般的气质,他随身携带深蓝色格子手帕,用白色笔袋,每天乘坐早上6:45的地铁用40分钟抵达东直门,再用20分钟走到公司;下班后健身到9点,11点前睡觉,生活规律数年如一。他有驾照,不买车不打车是为了环保。为了维持开车技能,他每月购买5到10小时的陪练业务。他像一个“旧人”,但同时热衷电子产品,拥有四台电脑,表达方式直接,易于兴奋。他的脸显现出难辨年纪的单纯感,大学外教给他起名Neil,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阿姆斯特朗的名字,以表明他的独特。

现场医生实施工作六周休六周的对班轮转。在假期,胡尔滨考到了进阶潜水证书、学习了成人钢琴和自由泳,并逐渐发现自己更热衷做培训。2012年,胡尔滨转职成为医疗服务培训经理,教客户员工应对突发状况。他培训过的一名司机在侧翻之后虽然手脚能动却仍然坐在车里静止等待救援:这种情况最怕伤到脊椎,随便一个转头也许让本可以痊愈的病情变成无法挽回的截瘫。这起事故在凌晨三点打断了胡尔滨的睡眠,但那位司机的做法让他十分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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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宇

国际SOS北京援助中心协调医生,2010年加入国际SOS,成为国际SOS空中ICU医疗团队的一员,过去四年,参与近100起空中转运案例,不是在空中,就是在去机场的路上。

在空中

并非所有病人的治疗都能够在救护车可达的范围内解决,加上在生病时几乎所有人都渴望回到熟悉的地方——国际SOS的“空中救护车”出动,可以把病人送到另一大洲合适的医院或者送回家,这也正是和宇作为转运医生的工作职责,他“不是在飞机上,就是在去往机场的路上”,曾在一个月内工作350小时,其中137小时是飞行。

在飞机上,各种意外都有可能发生。一次和宇从蒙古转运病人到首尔,离降落还有20分钟时首尔开始起雾,他们只好寻找国内最近的机场返航,“需要迅速搜集机场的信息再作出判断”,在停机坪上等到天亮,等首尔天气放晴了再飞过去,等他返航时,已经4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了。到西藏接病人,高海拔下,病人吸着氧,血氧饱和度100%,心率80;忙着抬担架的和宇血氧饱和度80%,心率超过100。“都不知道该救谁”,他笑道。转运的工作让和宇的旅行地图画满标记,巴塞罗那、巴黎、布鲁塞尔……但他见过的永远都是机场到医院的那条路,“只有把病人交出去之后,才会放松下来。”在进入国际SOS之前,和宇在北医三院ICU(重症监护病房)工作了四年,其中一年的工作频率是周一、三、五上24小时,加上两头的交班和查房,每个连续工作时段近28小时,休息时还要赶论文,“觉得生活太苦了”。

跳槽至国际SOS,对和宇而言是很大的职业转变:之前在ICU处理的都是重症,现在维持病情的平顺成了最重要的使命,他不再去细究国际医疗技术发展的最前沿,而把更多时间用以完成对病人作为“人”的体恤上。

每次转运,和宇都要从设备间里拖出已经装好的箱子,里面除了定时查验的药品,还有一些“零碎”:一块布,“好多ICU为了抢救病人都直接把衣服剪掉,病人身无寸缕”,这块布给病人裹上去系上带子就成了袍子;纸尿裤、湿纸巾,都是为病人途中排泄时使用;一次性弯头吸管便于病人躺着喝水;一张户外防雨膜,如果下雨,从飞机到室内的距离可以给病人盖上。转运途中还有许多规定:病床绑带必须交叉固定以免滑动时勒住病人脖子;长途飞行中会定时给病人翻身、按摩;乘坐民航转运,有时航空公司会忘了在担架位周围装帘子,和宇就会要来毯子给病人遮盖。

和宇承认,转运带来的成就感比不上此前在ICU看着病人大病初愈,但回想起ICU满是重症患者、进出都要穿防护服、小心刷手臂的沉重气氛,他还是认为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他喜欢人与人之间关怀的温度,喜欢工作和生活截然分开的爽利——上满每月工时,假期里他可以心无旁骛地做饭、钓鱼,享受一段类似少年时候在云南丽江老家那样闲散的时光;如果公司打开电话询问是否可以加班,答应带孩子去游乐园或者陪老婆过生日都是被尊重的理由;即使加班,“公司会很慎重,因为是要PAY的。”

2012年1月,在做过急诊、医疗包机及民航转运之后,和宇转岗至国际SOS援助中心担任协调医生。这一职位的使命就是不断地沟通与判断:与当地医院、接收医院、保险公司、航空公司以及海关沟通,判断病人需要如何诊治,是否派遣医生……

一次和宇夜班ON CALL,凌晨四点接到电话,一位政府官员在非洲重症昏迷,需要做转运,7点,转运方案包括协调医疗包机航线、飞行时间、地面时间、陪护团队、携带药品和氧气数量、报价都已安排妥当,最终,从电话打来到病人抵达巴黎的医院一共用了20个小时。

“我一直跟着,觉得紧锣密鼓,很刺激。”也有让他哭笑不得的:凌晨接到一个电话,有人在旅行大巴上哭嚎,“我肚子疼!怎么办?”和宇问了他症状,确定是腹泻,建议他两个小时抵达目的地之后去诊所看看,他话还没说完就听到电话那边传来兴奋的声音:“直升机马上就要来接我啦!”

这是普通人对国际SOS最直接的想象——直升机在半空悬停,高大的医生从绳索滑下如天降奇兵,和宇对这种幻想笑笑,但面对病人,他的声音永远冷静、温和、值得倚靠。当然这有前提:你是国际SOS的客户,这个身份不一定要花费巨资,曾经有人在国外被车撞了,在当地初步治疗、状况稳定之后,和宇把他用民航包机转运回来,几十万的费用无需这位病人支付,仅仅源于他在出发前买了一份45元的旅行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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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伟

国际SOS医疗咨询和职业健康高级经理,任职期间,拜访了大中华地区26个省份、中国92%的土地、上过海拔4,500米以上的青海高原、进过中国最穷苦的贵州农村、为云南一家厂房在监狱原址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在反差中

职业健康咨询顾问岳伟医生的职责是向国际SOS的企业客户提供职业健康上的意见,这份工作让他的时间总是穿梭于当日中国最具现实意味的反差:和企业客户在豪华会所开过会,触目富丽,也下到500米深井,在一片隆隆作响的挖掘声和荡漾的煤灰中采访挖矿工人。他住过的酒店从一百元到两千元到数百美元,一天之内,他的交通工具从飞机、绿皮火车、出租车、公交车到越野车——漫长的山路只能依靠它颠簸通行。他总是西装笔挺,穿深色系带皮鞋,不失礼又便于行走;包里永远放一条领带,打上,变身光鲜正式,摘下再松开衬衫第一个纽扣,就进入平民。他说这也是“包装自己”,“要穿西装显得很高雅,穿劳保服也显得很专业”。

岳伟拥有良好的沟通技巧,对客户管理层,他会将医学术语“翻译”成平实之物,譬如用“牙刷”形容耳朵里一个生理构造,如果一直使用,它就会像牙刷毛一样倒掉、再也不能用,以此让企业主解决噪音;跟现场工人谈防艾滋,他会把所有工人围在身边,不时跟他们拉拉手、拍拍肩,言必称“在座的同事们”,以融入对方。

“这个职业最重要的技能是快速进入客户心理,就像心理医生迅速找到心结。”他曾去往柬埔寨调查一家知名运动品牌的供应商,这是一家台资企业,工人多来自当地,在一个传统节日前后大量晕倒,送回家后就再也没有出现,生产进度因此大受影响。岳伟去约员工访谈,但当地的人事和资方代表也要在旁,他忍耐了几回,最后以“医疗细节属于隐私”为由让那两个人回避。

“其实真正的原因厂方知道,但在我调查的时候工厂会试图遮盖事实,他有很多想法和推测,想让你按照他主导的思维去写报告——是天气太热了,工厂发了早餐补助但是工人不吃,是当地人想要拿到钱就回去过节……而要避开另一些问题:工人在有化学气体弥散的密闭环境里工作又没有午餐。我必须要找到途径把真正的东西挖出来。”

“当你要坚持真实的东西,你会得罪他。健康咨询顾问有两个秤砣,一个是工厂员工,一个管理层,你需要平衡。如果全批评,厂方会失去订单,也需要听听他们的声音,找到他合理的那部分。”

岳伟是安徽人,公共卫生专业毕业后,他进入安徽省卫生厅下属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因为不想过“可以清楚地看到未来”的生活,三年半后他辞职考研,来到北京。博士毕业之后,他有机会进入国家级卫生部门,因为和之前一样的理由,他又放弃了。他不求安稳,但适应国际SOS的一个月平均十二天在出差的变动频率依然不易:他曾“出现短暂失忆”,忘带笔记本电源,把行李箱丢在火车站,后来他把这些事迹分类写在Excel表格里——这个极具理工科色彩的解决方法果然有效,“现在我5分钟就能把出差的东西搞定”。在严肃之外,他“有时候非常放纵”,在三里屯喝酒到凌晨三点或者跳DISCO到脱衣半裸,但不管多晚回家,第二天早上又是一个职业人。

在变动与保守、放纵性情与职业要求中栖身,岳伟试图求得一种健康的平衡。他讲起2003年,他在小汤山医院做志愿者,一位同学在接触病人中被感染,大家穿着几层防护服无法跟他说话,就把一只橡胶手套装上水写上字挂在吊瓶杆上,“风雨过后必有彩虹”,几天之后,他亲眼看着这位同学因为呼吸衰竭不堪忍受痛苦,自己摘下了呼吸机面罩。

五年之后,汶川地震的第二天,岳伟跟着北京红十字会的一辆车在开了三十多小时后于15号凌晨2点抵达汶川,四个小时后开始工作,他“一点悲伤也没有”,和其他人一起搜寻幸存者,用救护车把伤员送到城市,一路上保证病情不要恶化;其他时间就在人群聚集处查看卫生状况、挖厕所、消毒,踩着尸体间的缝隙走过。五天后,他被公司勒令回到成都休息并返回北京,在酒店,有电视了,有报纸了,他哭了一夜,“人的情感又回来了”。

“这两件事情之后,我就觉得生命中没有不能再承受之重。”岳伟说,他此时的成就感,来自于让别人、也让自己得到健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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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k Robert

龙飞

国际SOS尼日利亚拉格斯诊所医生,是长期在尼日利亚拉格斯派驻的中国籍医生,为在尼日利亚的中国人提供临床医疗。

在尼日利亚

龙飞所在的国际诊所位于连通大西洋的一个湖中的小岛上,客户多是驻尼日利亚的国际公司,在2012年2月他抵达之前,这家诊所没有中国医生,但随着中国公司的增加,根据国际SOS“海外人士在身体有恙时更需要熟悉自己的文化背景、操同一种语言的医生和护士来提供医疗和救援服务”的理念,龙飞被派来负责这里所有中国病人的治疗。

2007年之前,龙飞在北京一家大型医院急诊科工作,“我遇到过一个病人说自己头痛,但询问病史发现他以前得过白血病,我很快带他去坐头颅CT,一查就是脑出血,我们称为‘脑白血病’,送进抢救室,尽管已经很及时,两个小时之后他还是死了。如果当时没有详细询问,他可能就死在医院外面,成为一个重大医疗事故。而我每天都会面临类似的事情。”

来到国际SOS,他也曾被派驻到海上平台,及至到尼日利亚,除了病人,诊所里只有他一个中国人,寂寞思乡在所难免。他要应对高温高湿,要防止疟疾,主要办法是防止蚊子叮咬——永远长袖长裤,反复在皮肤上擦防蚊药品,睡觉时把蚊帐拾掇严丝合缝,“被蚊子咬了之后心里会很不舒服,因为会假定所有的蚊子都带疟原虫。”恐怖袭击时有发生,如果晚上六点之后救护车出动,必须有武装警察陪同。每次从尼日利亚回北京他要花两个星期来倒7小时的时差,女儿刚上小学,他也无法每天见到她。

但他更愿意讲述治病救人的故事,去年11月他收治的一个病人在路上被抢匪用AK47打到头部,装死才逃过一劫,在当地医院他的头疼一直治不好,到了龙飞这儿才发现是颅骨骨折,慢慢康复。因为感染疟疾而高烧昏迷乃至死亡的状况时有发生,但送到这里之后的病人都康复了。

“觉得自己在这边工作更有用一些。如果我在北京,作为一名医生,病人到这家医院能看好、另一家也能看好;但在尼日利亚,可能在当地医院被判死刑的病人到我这里来就可以被救活,会有一种成就感。”

今年2月,他在午夜抢救一名心梗病人,第二天早晨,转运飞机到了,把病人送到巴黎得到恰当的治疗,这次救助令当地华人社区轰动——此前有人因同样的病况去世。“他们知道了自己可以享受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服务,哪怕是在尼日利亚”。

和平时期的医生最易被蒙上英雄主义色彩,但国际SOS医生更希望通过琐碎工作建立一个完备的体系,让每个人在遇到病痛时都能得到良好而正确的对待。他们全都拥有在中国最好的医科院校就读、在最好的体制内医疗机构工作的经历,某种程度上,他们是现存体制的叛逃者,拒绝以论文数量和职称作为人生坐标,都试图在工作和生活、忙碌与享乐中获得平衡。

这让他们呈现沉静。胡尔滨说起自己在非洲任现场医生时,深夜躺在百多米高的沙丘上,营地已经陷入黑暗,他望着如扣在眼前的圆穹星空。“星星离你非常非常近。觉得天地之间,只有你小小一粒在这里存在,你会思考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那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为更多病人服务,并得到自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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