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青:我视死如归乡

有人问我故乡在哪里时,我一般会回答:西太平洋某小岛,叫玉环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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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楚门

有人问我故乡在哪里时,我一般会回答:西太平洋某小岛。其实它是浙江的第二大岛,叫玉环岛。1977年,人们通过一项工程浩大的填海方式,跟对面的楚门半岛连接。于是我的父亲带着老婆孩子搬到了楚门半岛的楚门镇上安家落户,我基本上是在楚门长大的。

岛东部讲闽南话,西部讲温州话,岛北部和中部则讲太平话。这几种方言差异极大,完全无法相互交流。我们操着各自的方言,互相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所以我们拒绝了交流。比如直到我外婆去世,我也没有听懂过她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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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门集合了江南古镇和海边渔村的感觉。我原来住的叫做南兴街,出门大概二十米就是一条河流,这条河流围绕着整个古镇,叫南门河。我能看到的景象是妇女在河岸洗衣服,男人就带着孩子游泳。我是2004年第一次去丽江,那时候丽江还很美,但我没被震撼到,因为我小时候家乡就是这样的,差不多嘛。

我的童年过得非常幸福——如果不算上我爸打我的那部分——几乎臻于完美。我每天在小镇里快乐地奔跑,阳光和风。我还去爬山,因为我的幼儿园和小学就在一坐叫西青山的山上。

我妈说我在三四岁的时候就完全自己(哭着)去上幼儿园了,根本没有人接送——如果我不去的话会被打。事实上,我在四岁的时候已经学会了逃学,这一点他们并不知道。我还经常去海边抓螃蟹,或者在河里游泳——其实我不会游泳,但是我有一个拖拉机轮胎内胎,可以当作完美的游泳圈使用,这是我最初的奢侈品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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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楚门这样的地方,想买什么书根本买不到,因为那里就是一个农耕社会,自然环境优越,物产丰富,需要什么文化呢?我整个小学就一个朋友,就是我的诗里的张建华。因为我唯一能接触到摇滚乐的磁带就在他家里,比如最初国内的一些摇滚乐,唐朝和崔健什么的。

我喜欢写作嘛,觉得当作家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但是在楚门,没有人觉得当作家是一件很酷的事,因为他们没有表达欲,觉得作家就是一种工具,为领导人歌功颂德的。只有我一个人表达,写故事,这他妈怎么写呢?后来我就觉得待不下去了,太孤独了。

后来,南门河变成臭水沟了,树也砍得差不多了,还有很多垃圾。楚门的发展以工业为主,做机械、阀门和家具,还有汽车配件。海就别提了,原来这片海域很富饶,现在都受到污染,没有鱼了。原来一艘小船开出去打鱼,现在是整个村子买一艘巨大无比的船,开出去他妈的就捞个把鱼,还开得很远,开到日本,开到钓鱼岛,钓鱼岛他妈的全都是我们那边的人。

从高中毕业后,我不断逃离家乡,四处流浪。2009年是我混得最惨的时候,一个人在杭州,身上只有几十块钱。冬天到了,我白天躲进商场,晚上睡在透风的群租房里。有一天我在睡觉,突然间脚冰冰的,一看房子漏雨了,半个睡袋都湿了。我感到特别绝望,然后就坐在那里写了首诗。

实在没办法,我不得不回了楚门。等到一个赚钱的活找上门,是一个出版社要找人写书,有两千块钱预付款。拿到钱,我立刻跑了。中国人说视死如归,对我来说,回家就是死。

二、爸和妈

我爸跟我话很少,这辈子说的话不超过一百句。如果我从远方回家,喊他一声“爸”,他回一句“嗯”,就完了。他在银行上了一辈子的班,后来因为资格太老不得不当上了领导。

他最大的爱好就是钓鱼。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一个月拿几百块钱工资,他会攒很久去买一根上千块钱的鱼竿。我觉得我爸有暴力倾向,永远是命令我做一件事情,我一旦没达到,就要被打。他总是从家里一排二十多根鱼竿里选一根打我,就跟用刑一样,想对我狠一点就用最尖锐的鱼竿。有一次用了一根很贵的鱼竿,结果打断了很心疼。我靠!我已经被打成什么样,快死了,他在那里心疼他的鱼竿。我小时候几乎每天都挨打并恐惧挨打。这种恐惧不是怕疼,而是恐惧未知,比如我闯了一个祸,不知道我爸什么时候会发现,也不知道他发现以后什么时候会告诉我,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酝酿一个突袭。这就跟战斗一样,比如说我睡在床上,他会突然把被子掀开一顿暴打,那种心理上的惊恐是毫无准备的。所以我变得非常敏感,每次见到他的时候就看着他的目光,一旦他的目光有丝毫变化,我马上分泌大量肾上腺素,准备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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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分析,我爸应该是个非常自卑的人,但自卑与自负就像一个摆钟,你越自卑,自负起来又极度自负。我爸可能觉得他不如别人,所有朋友都混得比他好,他同时还会有一种变态的感觉,认为我必然不如任何人。如果我考好了,他会嘲笑我,说谁谁比你考得好多了,我钓上了鱼,他就说你钓的是死鱼,我说明明活蹦乱跳着嘛!他是睁着眼鄙视我。

我妈特别聪明,年轻的时候自己设计衣服,但是都被我爸扼杀了。现在我妈问我在外面怎么样啊,我如实描述,她就会觉得我好惨,为什么不回家,然后就会哭。我说我宁愿待在外面,我妈就觉得这孩子怎么了,就继续哭。我小时候特别依赖我妈,现在她一哭我就受不了了。

我爸和我妈知道我是乌青,但不知道乌青有没有名。我的诗集我爸也没怎么关注过,我也不会给他看,觉得他肯定接受不了。现在我结婚了,又要生孩子,我和他的关系比以前健康了,他觉得要介入到我的生活里来。

我是我自己认识的最抵抗社会的人了。首先我不工作,我他妈不纳税了,也没有医疗保险,然后我也基本上没有社交,也不会社交,出去参加活动不知道怎么给领导敬酒,因为我他妈记不住他的名字。我这样就是为了和社会保持一个独立的关系。但我最终还是被道德绑架了,比如我父母这层关系。

2015年,我一时心软,回楚门举办了婚礼。我结婚也是屈服于父母,先决定结婚,再去找结婚的人。我老婆是个比较叛逆的女孩,对她爸妈先斩后奏,结婚的时候都怀了孕。我为了逃避父母而结婚,结果我又得到了另外一对父母。

三、离家

其实,离家出走这件事,我从高中就开始干了。高中在另一个小镇坎门,要住校。虽然坐车去学校只要个把小时,但是使用的方言截然不同,老师讲课我听不懂,考试就考零分,后来我就很酷地拒绝考试了,每次都交白卷。再后来老师干脆不给我发试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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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我读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对逃学和离家十分认同。我周末从学校回家,经常在中间一个镇下车,在那里晃一天,晚上睡觉前才踏进家门。后来我发现,在美国文学里,逃跑是一个非常主流的主题,比如说《白鲸》,有句话大概是说,我在陆地上实在混不下去了,我就到海洋去了。

无意中,我还在学校图书馆发现了第三代诗歌。原来全世界不是就我一个人这样写作的。后来我认识了这帮诗人,把我的诗给他们看,得到了认可。当你得到了你希望被认可的人的认可,就相当于得到全世界的认可。

我第一次离家出走是在王飞死后。王飞是学校里一个小帮派的头目,这个帮派有二十几个人,都来自一个偏远的小岛,只有他们的方言和我接近。刚到学校没多久,王飞就在食堂抢了我五十块钱。一个礼拜后,他又把钱还给了我,我就融入了他们。

那个年代受到港台文化的影响,他妈全都是古惑仔。在这个帮派里,我负责给王飞买烟。他买的烟叫HERO,是一个他妈的洋烟,有时候发我几根,我就学会了抽烟。

有一回,街上突然冲出几个人把王飞摁住暴打。我他妈挣脱以后撒腿就跑,跑到一半我想不对,跑了以后还怎么混啊?就赶紧去喊人。找到王飞的时候,他已经躺在血泊中了。血泊中的他抬起头说:“你的表现非常好,就该去叫人。”我就坐了第二把交椅!

一天傍晚,王飞搞了辆本田王摩托车,跟我说:“走!去兜风,因为只有你有资格和我兜风。”但是那天是周末,我妈让我回家,我就没去。周一我回了学校,听说王飞骑摩托车出了车祸,撞死了。我哈哈大笑,说你们开什么玩笑。后来全校开会,在广播里面宣布了这事,我才知道是真的。我打听到那条公路在哪里,买了一包HERO,烧给了他。

第一次逃学离家,我去了杭州,住在同学宿舍。被逮到的过程很尴尬,早上一醒来,我爸妈就坐在床边。后来我又跑了,我妈就追,我看她哭了,就回去了。我妈的眼泪对我杀伤力很大。

那时候我已经非常厌世了,觉得不逃离的话就活不下去了。这日子我他妈的重复干什么呢?我不想重复,变得很抑郁。后来的一年里,我又逃过四五次,最远是到西安。逃离的过程充满恐惧,但恐惧也是一种刺激。到了西安,我只剩下回杭州的火车票钱。我宁愿捡垃圾吃也不回家。我还是一个讲卫生的人,我找不容易被污染的垃圾,比如水果,把坏的部分去掉。不过我的肠胃还是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我瘦得皮包骨头,经常胃痛得满地打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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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我逃离家乡,最主要是对我爸的恐惧,还有就是家乡的变化。说得邪恶一点,如果我父亲去世了,我可能挺愿意回家待着。我喜欢在路上,有一种很自由的感觉。我理解的自由首先在生活状态和方式上不受约束,可以去任何地方;其次,能和大自然接触,这对我来说挺重要。

2000年,我坐了四十小时的绿皮火车硬座,从上海来到成都。当年的成都真是一个特别休闲的地方,两块钱一杯茶可以坐一天。我在成都待了下来,度过了童年少年之后的第二个幸福快乐的阶段——实现了小时候对作家生活的大多数幻想——大概有四五年吧,我几乎把成都当成了第二个家乡。现在,我兜了一圈,还是住在了成都。我的孩子即将出生了,我一定是个非常好的父亲,非常尊重孩子,给他最大的自由。将来,他无论成为什么人都好,我不害怕他成为和我一样的人。

自述:乌青 采访、编辑:赵颖

摄影:肖南 录音整理:邵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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