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存在的“黄条”

上世纪80年代,被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外国情报局招募的加布里埃莱·加斯特一度是联邦德国联邦情报局级别最高的女性情报人员,她在为“另外一个德国”提供的全部情报中,有一类被称为“黄条情报”,即联邦德国情报局通过窃听美国驻德大使馆及美国中情局在德国的地面站使用的连接欧洲与北非和拉美的通讯线路所获得的情报。这类情报被加上了一条黄线,以便在和西方同行分享情报时不至于泄露情报来源。毕竟,偷听盟友的谈话是不太光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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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是怎么知道这桩历史公案的呢?就是因为加布里埃莱·加斯特女士。她把这些情报提供给了联邦德国的兄弟兼敌人民主德国。而民主德国在1990年被联邦德国统一时,曾供职于民主德国外情报局的情报军官格罗斯曼上校向自己的敌人联邦情报局出卖了加斯特女士,同时也让“黄条情报”的存在成为人所尽知的事实。

真实的生活远比电影更精彩,这一点在情报斗争尤其如此。时代差别或许仅仅是,当年的间谍们,比如加斯特,需要在两个祖国之间苦苦追寻心理上的定位。而现在的间谍则至少有一部分需要在自己客观存在的祖国和想象中的祖国间作一抉择,比如爱德华·斯诺登。

毫无疑问,斯诺登是一个叛徒,他在事实上背叛了祖国美利坚合众国。但斯诺登自己说他不是叛徒,真正背叛美国的恰恰是美国无所不在的监听机构,他们背叛了美国赖以存在精神和原则。白宫对斯诺登的自我辩护嗤之以鼻,却找不到更坚强的理由将斯诺登驳倒,尤其是斯诺登通过德国媒体曝料美国国家安全局曾对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

领导人进行监听后,美国人用反恐来为自己的长耳朵辩护就更加困难了。

同样难以言之成理的是,美国情报部门所谓“大家都这么干”的辩护词。这世上的确有一类行为,是除了圣人以外几乎人人都会做,却不会有任何人对之感到自豪的。实际上,用“大家都这么干”来进行辩护本身就意味着辩护人的黔驴技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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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光明磊落的行为,不等于是无效的行为。美国国安局真正强有力的辩护词——同时也是威胁——就隐藏在“大家都这么干”的遁词背后。真正“大家都这么干”的肮脏事儿,指的是欧洲多个国家的情报机构和美国人一道蓄意监听自己国家公民的信息并互相分享。

对于德法西意等国的老百姓来说,有什么比自己和情人、律师、债主之间的隐私谈话被美国大耳朵听个一清二楚更令人不舒服的呢?有,就是在美国人的供放设备旁边,还站着来自德法西意的情报人员。他们也在乐此不疲地偷听同胞的秘密,甚至还翻译给美国人听!这才是最恶心的事情。

这实际上就是美国至今还如此镇定的重要原因,如果欧洲人抓住窃听丑闻不放的话,美国人很可能把欧洲情报机构和美国合伙干下的肮脏事儿捅出去。那时,欧洲人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丑闻。正是这一政治危险足以保证欧洲人不敢对美国穷追猛打——只要他们不想让老欧洲出现一连串政府倒台。实际上,欧洲人的愤怒很可能不是因为遭到了美国的监听,而在于情感上受到伤害——原来美国人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朋友和兄弟。

回到那个曾经出现过的话题,今天发生的这一切和加斯特乃至于鲁道夫·阿贝尔、乔治·布莱克的时代有什么区别?靠头脑的阿贝尔和靠技术的斯诺登,哪一个更值得纪念?为共产主义理想背叛英国祖国的布莱克和人类通讯自由信念而背叛祖国的斯诺登,哪一个更值得尊敬或受到责备?这些问题或许永远没有答案。真正令人感到无奈的是,这个行当的从业人员甚至不会去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正忙着整理自己的耳机线。

拿马克斯·沃尔夫中将在谈到东德情报部门常用的罗密欧手法(派东德男性情报人员勾引单身西德女性)时所说的话作为结尾:“西德人在这个问题上大肆谴责我多么不道德实在令人生厌。

只要世界上还有间谍这一行,就会有罗密欧去勾引接触机密的轻信的朱丽叶。毕竟我主管的是一个情报机构,不是寂寞男女俱乐部。”

是的,大家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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