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毕赣的凯里一夜

“酸汤鱼嘛,就很标签化,像‘长镜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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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多山湿润,那里的人发明了一道特别著名的菜——酸汤鱼。

但毕赣不喜欢,“酸汤鱼嘛,就很标签化,像‘长镜头’一样。”

他这么说的时候,眼神里闪过一丝狡黠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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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忠年轻时一直想去法国看看。

他很难说清这种情结来自哪里,只是念叨着法国很远,是浪漫之都。他的前半生像《路边野餐》的男主角陈升一样,以凯里为中心,混过帮派,坐过牢。在毕赣的幼年记忆里,家里这位小姑爹是个“社会上的人”,不爱说话,能摆平事儿;长大后,他才发现小姑爹也爱看电影,知道谁是“第五代导演”,知道“欧洲三大电影节”是哪三大。

拍完《路边野餐》,陈永忠接着回单位上班。有一天晚上,毕赣从北京回到凯里,带剧组的十来个人去吃麻辣烫。腾腾热气之间,他突然说,我们玩个游戏,你们每个人拿张餐巾纸,猜电影会在哪个地方首映,写在纸上。

陈永忠不记得他们打了什么赌,反正他没赌对。他写的是法国戛纳,而正确答案是瑞士洛迦诺,一个他从未耳闻过的地方。那天晚上他其实没拿戛纳当真。在想象中,那是个金光闪闪的地方。

《路边野餐》拍了好几个月。他没跟组,平时忙着上班。有时候毕赣会打电话来说,小姑爹,今天有你的戏,你过来吧。他请完假就骑着摩托车过去,拍完走人。

陈永忠那时只知道毕赣整天带着一帮年轻后生,背着器材,在凯里漫山遍野瞎转。他猜,那些孩子大概也不知道毕赣在干什么,和他一样,只不过是来帮忙的。他看过毕赣电脑里的一些素材,里面有他的面孔,有他熟悉的凯里,但总归不太像是那种“能放给别人看的电影”。

说这些的时候,他从副驾的位子扭过身来,普通话里带着一点贵州口音,“可惜我那时候没钱。要是有钱,我宁愿出钱帮他。既然没钱,那就出力吧。年轻人有梦想,那就让他玩,玩完几个月,等心愿了了,也许他就能听他奶奶的话,在凯里找份正经工作,结婚生孩子去了。”

毕赣在一旁开车,没插话。我们正行驶在凯里曲曲折折的山路上,冒着小雨,前往下一处拍摄杂志照片的外景地。

他们俩从戛纳回来快半年了,下个月要去台北参加金马奖颁奖礼。一周前,毕赣的第二部长片《地球最后的夜晚》拿了五个金马提名。

1.

陈永忠在车上讲的那个故事,毕赣成名后,以他的视角在媒体上讲过很多遍。为《路边野餐》打高分的文艺青年们喜欢这个故事,故事里有诗歌,有小镇,有怀才不遇,像是湿漉漉的,却有着光明结局版本的《立春》,结局通往亮闪闪的奖杯、侯孝贤的提携、投资方的合约,还有汤唯那身美丽的绿裙子。

毕赣大多数时间都呆在凯里。他第二部长片的取景地也在凯里。这个贵州小城成为了某种地标,承载着外部世界对一个小镇天才的想象,以及毕赣脑海中对某种美感的想象。

我们是坐高铁到凯里的。车窗外是典型的黔东南地貌,山峦和雾气连成一片,高低起伏。

毕赣和我们碰面后,一上来就问,你们对凯里的印象怎么样?有没有心理落差?心理落差是存在的。在市区内,我们所看到的凯里是一个典型的三四线城市,有着并不文艺的底色,以及城市化进程所留下的充满矛盾的遗迹。

可当出租车开进山间岔路后,真实的《路边野餐》便上演了——地貌是错落的,人的视点在其间不断跳跃。如果把行驶中的车前玻璃看作是取景框,镜头里的空间就会像电影里一样,跟随行进的方向在不同景别之间自然切换。我们忍不住猜测,毕赣的镜头语言和电影美学或许恰恰是在这样的地理空间中被塑造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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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最后的夜晚》开拍前,几乎每个来凯里体验生活的演员,像是黄觉,汤唯和李鸿其,都向毕赣发表过一番类似的“凯里初体验”。

《路边野餐》问世以来,每当被人问起电影中的镜头语言,毕赣都乐于围绕凯里的地理环境去展开讨论,“就好像我把镜头放在副驾驶上拍长镜头,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拍,‘是因为侯导这么拍吗?’当然,侯导是这么拍的,我也确实受到了启发。但真实的情况是,我们在拍电影时之所以要切换镜头,是为了让空间更丰富,可当我坐上了副驾驶,开进山路后,镜头里的整个空间就已经很丰富了。”

他甚至想过,如果自己出生在北方,拍出来的电影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也许更广阔一些”。

但毕赣说,以上这一切解读都是非自觉的,是他在和外界的沟通中,在和一位位记者、一批批观众的对话中产生的。最开始拍摄电影时,他可能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些。那些隐喻或真或假,只存在于他模糊的潜意识里。

前一阵子,他在凯里的家中和母亲聊天,突然想起来,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还没有离婚,他们曾一起住在一间澡堂旁边的房子里。那间房子的空气特别潮湿,墙面是斑驳的。他还记得每天睁开眼睛时,屋子里的灯都是一闪一闪的。他以为那是接触不良导致的,后来才发现是电路受了潮。

他无法确定自己电影里潮湿的空气和闪烁的光线是否来自于那个澡堂旁边的房子,“我觉得那是一种气氛带来的记忆,而不是一个具体空间带来的记忆”。“荡麦”也许是凯里的影子,但它混杂了记忆与幻想,而他所感兴趣的也从来不是这座小城作为家乡的现实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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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毕赣在凯里最喜欢的馆子是一家名叫“胖阿姨”的火锅店。按照原先的拍摄计划,除了几处《地球最后的夜晚》的取景地,我们还希望能找一家餐厅,让毕赣在镜头面前吃一碗凯里最有名的酸汤鱼。毕赣推荐了几家餐厅,其中包括“胖阿姨”在内,但没有一家卖的是酸汤鱼。

拍摄的间隙,我们又向毕赣提起了“酸汤鱼计划”。他显得兴致寥寥。他不喜欢酸汤鱼,无论是作为一种食物,还是作为一种意象,他都不喜欢。“酸汤鱼嘛,就很标签化,像‘长镜头’一样。”

拍摄现场的风很大,湿气在风的助力下往衣缝里不停地钻。黔东南湿寒,无怪于本地人偏爱辛辣的食物。我们哆哆嗦嗦地站在一间废弃的露天厕所门前,听毕赣一本正经地解释为什么他觉得酸汤猪脚和酸汤牛肉都比酸汤鱼好吃。

那间露天厕所是《地球最后的夜晚》搭建的一处外景,附近是一座废弃的工厂,一间废弃的地下舞厅,还有一段废弃的铁轨,以及铁轨上废弃的火车头。铁轨间,有条白色的野狗嗅来嗅去。摄影师让毕赣和陈永忠沿着铁轨往前走,走到远处一个空旷的地方,站定,面对着面,抽烟,聊天。

四周很安静,山那边传来几声模糊的汽笛声,毕赣手里夹着根烟,和陈永忠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远远看过去,这个场景似乎很适合发生在一部他自己的电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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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车里,我问小姑爹,他和毕赣刚刚在聊什么。他说没什么,和平时一样,聊各自最近都在忙什么,聊电影的进度。

毕赣是一个多月前从北京回的凯里。回来后,他对小姑爹说,《地球最后的夜晚》剪完了,自己很满意,出品方也满意。而在那之前,陈永忠每次打电话到北京,都觉得侄子特别忙,说不了几句话,电话就得挂了。

在陈永忠的记忆里,毕赣这种紧绷的状态最起码持续了两年。

2016年10月,毕赣劝陈永忠把工作辞掉。他说他准备拍一部新电影,要去香港谈融资,有个角色想让小姑爹来演。陈永忠答应了,辞职后便跟毕赣的荡麦影业签了合约。

第二年春节,公司团队要一起去长白山见黄觉。陈永忠怕冷,没跟着一起去。从长白山回凯里没多久,毕赣又去香港见了汤唯。陈永忠清楚地意识到,侄子的新片将会是一部比《路边野餐》庞大数百倍的电影。

到了6月,一两百号人的拍摄团队浩浩荡荡地进驻了凯里。开机那天,他没去现场,后来才听说,拍第一场戏时,毕赣坐在监视器后面无所适从。黄觉问他怎么了,他说自己没用过监视器,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该就这么坐着,还是应该去现场站着。几天后,他才适应下来,找回了拍电影的感觉。

到了拍摄后期,问题层出不穷,时间一拖再拖,年轻人偶尔会向他嘀咕,自己压力特别大。投资方很宽容,但他心里过意不去,总惦记着要给所有人一个交代。毕竟,每停拍一天,他浪费的就是一部《路边野餐》的成本。

有一阵子,毕赣的毛囊炎犯了,满头的肿块,偶尔会流脓。拍一段夜戏时,接连几条没过,他对陈永忠说,我头好疼啊,可不可以好好表现,别让我再熬了。

毕赣原本以为,拍摄《地球最后的夜晚》会很轻松,因为它本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路边野餐》里的长镜头末尾被剪掉的二十分钟讲述的是一条关于陈升母亲的支线,毕赣总觉得那个故事没有讲完,便从这条线索出发,试图用一个梦去寻找一个男人失踪的母亲。

他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一个黑色电影的故事,里面有一个天真而乏力的男人,有情欲,有起飞的老鹰。在那个黑色的成人童话和谜底之间,他想构筑起一个今 敏式的梦,而它的形态就像每个人在回想一段梦境时脑海里所浮现的画面那样——快速的,连续的,没有全貌,像是一个漫长的3D长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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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直到春节前一天,开机七个多月后,电影里呈现的那段一小时的3D长镜头才最终拍摄完成。

3.

片子杀青后,陈永忠问毕赣还来不来得及去戛纳。毕赣说,时间太紧了,做不出来的话,就不参加了。但《地球最后的夜晚》最终还是报了名,入围今年戛纳的“一种关注”单元。

“电影变得更庞大以后,有一些时间我要遵守。投资方很尊重我们,如果我不参赛,他们是愿意和我一起去得罪人的,但我也不能真的那么做”。

去法国前,没有人知道毕赣究竟哪一天能剪完成片。以防万一,出品方制定了一个紧急作战方案,名曰“葫芦娃计划”,“就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每天订一班飞机。哪一天我们剪完了,就让当天去法国的人把DCP带过去。到了最后一天,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几天几夜没合眼,昏天黑地,都不知道DCP在哪里。”(编者注:DCP,数字电影包是一种数字文件集,用于存储和转换数字影像的音频、图像和数据流。)

最后一天,作为“葫芦娃计划”的最后一棒,他把《地球最后的夜晚》成片的DCP 带到了戛纳。

戛纳首映那天,《地球最后的夜晚》得到了满堂彩。几位主演也是第一次看成片,看完后都兴奋不已,毕赣却仍是懵的。

几年前,从洛迦诺回国时,他在很多媒体的采访中都聊到过一件小事。在瑞士参赛的那些天,他每晚都会去戏院隔壁的赌场玩一盘轮盘赌,天天赢,只有最后一天输了。输的那天,《路边野餐》为他赢得了“最佳新导演奖”。

但在戛纳的那些天,毕赣完全是另一个状态。他想不起来自己在戛纳都干了些什么。“虽然说我没觉得自己交上去的是一个拿不出手的东西,它有它动人的地方。但我也知道自己没做完,它还需要时间。每天都有很多人来问我问题,都是关于电影的。我不想回答,因为我的脾气又还挺好,就还是不断地跟人聊,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一位业内的朋友问他,你看,你这次也没拿奖,可大家对你的期待都好像是你参加了一个电影节,就该把奖全虏回来似的,那你自己是什么感觉?会担忧吗?会慌张吗?他回答说,所有的情绪都很简单,你们看完电影就会了解我是怎么想的。

回国后,他先回了趟凯里,给自己放了一个星期的假。连轴转了两年,他想喘息一下,与电影的世界暂时切断,于是每天都在家躺着,到了饭点就带着老婆孩子出门下馆子,把附近的饭店吃了个遍,人也胖了一圈。

凯里人习惯傍晚五六点钟吃晚饭。拍完所有的外景,毕赣提议去附近一家鹅肉火锅店。

凯里的鹅肉火锅用的是骨架熬的汤。鹅肉是卤好的,配上佐料下锅,鲜美且驱寒。包厢里很暖,毕赣脱下外套,露出“胖了一圈”的成果,很自若地摆出了地头蛇的架势。他分享的第一个本地餐桌礼仪是:“凯里的规矩,垃圾可以扔地上”。

《地球最后的夜晚》开机前,主演们来凯里体验角色的时候,毕赣除了要求他们学凯里方言,还会带他们下馆子,并指示他们把垃圾扔在地上。我们无从求证这是否是凯里的某种“规矩”,姑且把它理解为毕赣的一种语境上的仪式——真正的凯里人怎么做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故事里,或者说,在“荡麦”,生活在这个空间里的人吃饭时会把垃圾扔在餐桌下面。

摄影师没让毕赣摆拍,只是坐在他对面,吃着火锅聊着天,偶尔拿出相机抓拍几个瞬间,拍他吃肉,拍他喝汤,拍他和陈永忠用凯里话交谈,拍他面无表情地给桌上的人讲段子、八卦和社会新闻。

很多和毕赣打过交道的人在谈起他时,除了创作本身,都无法忽视他的沉稳和早熟。与一部分国内艺术片创作者不同的是,毕赣在和外部世界相处时,无论面对资本、媒体还是观众,他的姿态都是放松且自如的。似乎不管他是否身处凯里,他都有足够的自信支撑自己在一桌火锅面前摆出一个“地头蛇”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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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戛纳,男主角黄觉说他像一个传销头子,而凯里就是个传销组织。在黄觉眼中,这个28岁的年轻人总有办法骗大家心甘情愿地跟着他漫山遍野兜圈子。

陈永忠想起来,拍《路边野餐》的时候,有一天,毕赣突然对片场所剩无几的人说,也许你们理解不了我们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可等片子出来以后,大家就会知道,我们在做的是一件伟大的事情。那时,《路边野餐》已经拍到最后阶段了。剧组里没剩几个人,也没什么钱了。每个人都很疲倦,甚至崩溃。陈永忠认真回想了一下,毕赣那天用的确实是“伟大”这个词。

我试图去探究毕赣在创作上绝对自信的来源,但他谈起这个话题,聊到的依然是早年讲述过的那个像段子一样的场面——拍《路边野餐》之前,他住在一个加油站附近,每天早上半梦半醒,都会听到门外有人在喊“加油!加油!”于是,他开始相信自己会是一个很会拍电影的人。

毕赣说,他明白这样的解释听起来很荒诞,但他越是反思,那段荒诞的记忆就越清晰。

“尤其是这段时间,很多迷茫的青年创作者来问我怎么办,自己还该不该坚持创作,我其实特别能感同身受。我明白,他们有的时候也分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在坚持艺术,还是在逃避世俗责任。但在那个时候,每天早上来一堆人气势汹汹地砸门,哐哐哐,手劲儿很大,喊‘加油加油’,你就会莫名其妙地被感染到。我觉得自己就是需要一个理由去面对,而那个理由越荒诞越好。”

那顿鹅肉火锅吃到尾声,我们的摄影师提到自己最近刚从一个剧组回来,观摩了某部商业电影声势浩大的拍摄现场。他问毕赣,你想不想拍大片?毕赣回答得很快,“《地球》对我来说,就是大片”。

他仔细确认了一下日期。那是今年的9月1日,他在北京剪辑完《地球最后的夜晚》最终版的最后一刀,突然觉得好满足,“好舒服,像吃饱了一样”。有一瞬间,他甚至觉得,就这样吧,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电影了,够了,我不想再拍电影了,可以去试试别的工作了。

私心里,他把这部作品界定为一部“通俗的商业电影”。当然,每次当他抛出这样的说法时,都会被身边的同事哭笑不得地制止,“导演,真的不是这样的”。他没想争辩,也不在乎自己的电影会被以怎样的方式解读,“我是拍电影的,我不负责教大家怎么看电影”。

他甚至希望人们可以过一阵子,或者过几个月,甚至几年再回头看《地球最后的夜晚》。也许经过了时间的冲刷,观众就不会对那些“很毕赣”的东西津津乐道了,“大家现在来看,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美感是充足的,但是太个人,甚至太技术了。”

“拍《路边野餐》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既然你选择做这样的电影,既然你希望别人给你时间,你就要多给别人一点时间。有时候,我总觉得大家打开一部电影的方式不太对,也许只有时间能解决这个问题。它不应该是一个被描述出来的伟大时刻,它本该是一件甜蜜的事。”

摄影 庄严

视觉 董江威

采访、撰文 梁珂

编辑 谭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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