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拐弯:人口政策变革民间推动者
作者: 赵孟
编辑: 韦尔斯
2016-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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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他们与政策角力,与主流观点辩争。

他们一直是中国人口风险的观察者与研究者,也一直是“全面二孩”政策的幕后推动力,三十年来,他们与政策角力,与主流观点辩争。他们之中有最初的“不合作者”,有紧跟决策的政府智囊专家,有国内心系国家经济发展的企业家,也有身在海外的独立学者。事实证明,他们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推动了中国的人口政策的改写。



 

2015年12月初,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人口与未来研讨会上,梁中堂应邀发言。这次会议本来是为即将修改的人口与计划 生育法提供建言,但在最后的闭门讨论阶段,梁中堂坐了片刻,将他带来的《计划生育:一部恶法》给会上每位学者派发后,就离开了。

 

 

“我的观点是直接废除计划生育法,没有修改的必要。”他事后这样解释自己离开的原因。

 

 

梁中堂是为数不多见证并亲历计划生育政策三十年历史的健在学者。作为政策实施之初就提出疑议的体制内学者,三十 年前,梁中堂还是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时,就与这项基本政策开始了拉锯持久战。当年,在他的建言和斡旋之下,在一刀切的“一胎化”政策下得以保留一个可以生育二孩的“人口特区”。在他的研究中,这项影响14亿人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从一开始就充满了随意和草率。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起于上世纪70年代,但那时只是和风细雨般的“晚、稀、少”政策,对人口控制的效果并不明显。到1980年《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下称公开信)的发表,则标志着“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确立,各地掀起轰轰烈烈的“只生一个好”的动员。

 

 

北京大学人口学者李建新的研究表明,上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建设屡屡受挫的现实,让领导层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相对庞大的人口基数。一些学者投其所好,认为吃不饱饭乃是人口过多所致,“资源有限论”甚嚣尘上。这其实是竭泽而渔。

 

 

梁中堂认为,作为生物界与生俱来、自己掌控的权利,历史上鲜有被国家机器明令鼓励或限制的情况。传统中国也只是在道德层面笃信“无后为大”、“多子多福”,国家并未对生育行为发号施令。在上世纪五六十年,相信“人多力量大”的领导人鼓励人们放开肚皮多生孩子,带来了1963年后的生育高峰。

 

 

1980年,一帮并非科班出生的学者搞了个“百年人口预测报告”,认为如果中国人口不加以控制,到2050年将突破40亿。梁中堂说,这些学者并无人口学背景,不过是花了几个月时间从数学规律做出的所谓预测,但在那个迷信科学的年代,这个报告被奉为圭臬,成为控制人口的有力理论支持。

 

 

梁中堂批评这些所谓的学者和江湖术士并无区别,他们忘了人毕竟不是鼹鼠,即使国家不限制也不可能无休止的生育。当经济水平和妇女地位逐渐提高后,生育率下降是必然。现在看来,这实在是危言耸听,但那时却极有市场,获得从学界到政府层面的一致肯定。

 

 

百年人口预测报告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公开信的发表。人口学界限制普遍认为,公开信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分水岭,标志着决策层对人口的认识从“人多力量大”转变为“人是包袱”。

 

 

原国家计生委宣传处处长陈剑回忆,在1993年国家计生委召开的一次关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生育的会议上,他对时任国家计生委主任彭佩云说,“这个生育政策似乎有点问题,是否应当做些调整,即调整到两胎加间隔”,他接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彭对他说,“我也同意你的观点,但是这个政策是中央定的,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只能执行”。

 

 



公开信发表时,年轻的梁中堂刚刚调入山西省委党校经济教研室工作,他原本想先搞几年哲学研究,然后再反过头来 研究政治经济学。但时不待人,恰逢中央要求在党校开人口理论课,这个差事落到了梁身上。

 

 

当时,全国已经十五年未进行人口普查,梁中堂形容中国对如此重要的问题的认识“像个文盲一样”。梁中堂开始在晋中 和运城地区进行调查,并为1979年12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人口学会议准备论文。

 

 

那段时期,梁中堂对国家对控制人口的紧迫性已有所感知,担心一刀切的独生子女政策会给农村劳动力造成可怕的后果。他根据自己的调研建议,在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的基础上,将两胎的间隔控制在八至十年,亦可完成国家的人口控制目标。

 

 

在当时的氛围下,他的发言显得曲高和寡,被作为一个反对角色遭冷处理,直到1984年春节前后,此时计划生育已经作为基本国策写入《宪法》,梁中堂绕过当时的计生主管部门,直接给胡耀邦上书。

 

 

这份名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报告被中央转到了国家计生委,被否决了。幸运的是,梁的观点得到了时任国家计生委政策研究处工作的张晓彤和中国人口情报中心的马瀛通的肯定。

 

 

他们给国务院写了题为《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的研究报告。随后,赵紫阳和胡耀邦做了批示,“请有关部门测算并代中央起草一份新的文件,经书记处政治局讨论后发出。”

 

 

1985年春节,梁中堂再次上书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郝建秀,提出三条建议,一是组织人口学专家及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参与人口测算工作,二是准许研究人员下农村调查,三是希望同意让梁用“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在一二个县里进行试验。

 

 

这次,中央把梁的报告转到国家计生委,国家计生委又将报告批转到山西省计生委,事情终于有了转机。1985年7月,经山西省委、省政府同意,最终确定在山西省南部一个盛产小麦的传统农业县——翼城作为“晚婚晚育加间隔两孩”的试点地。

 

 

梁中堂说,翼城县的试验从一开始就是“偷来的锣鼓——敲不得”,在极为封闭的状态下运行了二十多年。2006年以后,鉴于国家开放的大形势,他有意带领或者安排一些媒体到翼城县实地采访,它才逐渐浮出水面。

 

 

2005-2006年期间,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教授顾宝昌等牵头的课题组,对这包括翼城在内的四个覆盖840万人口的二 孩试点地进行走访调研,并将调研报告结集为《800万人的实践》出版。

 

 

调研结果显示,这些地区在比较宽松的生育政策下,多年来人口保持低增长,总和生育率低于2,并没有因政策较宽松而引发生育反弹,也没有发现多孩生育增多问 题。由此表明,“允许生育二孩,人们就会生育三孩”的推断并不符合事实。

 

 

顾宝昌说,二十年前起步的这些试点结果,让人口学家对全国范围内的生育政策调整更有信心,在更广大地区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必将有利于中国人口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

 

 



在公开信发表三十五年后,严苛的生育政策终于开始松绑,但也仅仅是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回顾计划生育政策三十五年的历史,多次调整政策的机会不断被错失。

 

 

1992年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开始,就有学者提出风险警告,但那个时代控制生育才是政府到学界的主流。总和生育率即一对夫妇平均生育的子女数,一般认为应为更替水平达到2.2才能维持代际平衡。

 

 

1994年夏天,李建新结识了梁中堂,并在他的“二孩试验地”山西翼城做了调研。次年,李建新在博士毕业论文中,论证了生育政策调整的可行性,并主张2000年将独生子女政策平稳过渡到二孩政策上。

 

 

此后,李建新又从多个方面论证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与不同学者进行学术观点争论,是第三代年轻人口学者中呼吁政策调整的旗手。

 

 

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为1.22,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为1.18,按照学界标准,中国已经进入超低生育水平。但计生部门认为存在漏报,并在很长一段时期认为修正后的生育率为1.8,但这个数字亦足以令人担忧。

 

 

令学界遗憾的是,2000年不仅没有成为最佳调整政策的契机,甚至国务院于当年初发布《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为此后十多年的生育政策定调。

 

 

但这并没有影响学界和民间对这生育政策的关心,从2000年后,呼吁放开生育限制的声音不断高涨。

 

 

从2000年至今,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特聘教授王丰等人牵头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建言行动。这些学者在体制内和社会上都具有较高知名度,具有一定话语权,三次建言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政策调整步伐。

 

 

2014年12月,由顾宝昌、王丰和彭希哲等人发起的“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暨第三次生育政策座谈会在复旦大学召开。在人口学者左学金看来,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全面放开两孩前的“临门一脚”,学者们都积极发挥各自所长,为最后的建言贡献自己的研究成果。

 

 

学者们在会后历时一个月,九易其稿,最终形成了一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 取消对公民的生育限制》的建议书。建议书呼吁,我国生育政策的转变已经长期滞后于客观形势变化,应尽快在全国放开二孩生育,不再争 议、不再拖延,并及时修改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全面取消对城乡家庭生育数量的限制。

 

 

这份建议书可谓人口学界的一次宣言,与会的大多数学者都参与了签名,共计签名学者39位。这封联名建议书在2015年2月上递后,获得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并于2015年3月相继做出批示。

 

 

据学者们转述,批示意见称:这些问题事关长远,事关千家万户,要作战略谋划;对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的形势做很好的研判,准确把握形势,更好服务中央决策;要充分听取相关方面的意见,形成方案。

 

 



在体制内学者意识到需要在大众中推动公共政策讨论之前,民间的“反计”之声以网络为阵地,已经颇具影响。其中的 旗帜性人物,当属身在美国的华人易富贤。

 

 

易富贤毕业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并获得博士学位,他原本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但1999年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经历,逐渐将他的人生引向另一条道路。

 

 

2000年,易富贤开始将自己的一些思考发在北美的网站上,但反响寥寥。2003年,他登陆国内论坛,掀起民间反思计生政策的思潮。

 

 

易富贤说,这些年他在多种内参、智库报告上发表了数十万文字。他在网友们的帮助下,还给大学教授发送人口学资料和《大国空巢》幻灯片,这些教授们也通过他们的渠道继续建言。他还给很多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省部级官员邮寄了彩色印刷的《大国空巢》简易版连环画。

 

 

这些工作比思考和写文章更需要金钱支持。因为研究人口问题,易富贤无暇去考从医执照,现在的他只是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系的一名Senior scientist,收入有限,生活不算富足。

 

 

我与易富贤有过多次交流,他为人谦逊,但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执着。印刷和邮寄这些资料是一笔不菲的开支,他只能寻求亲戚和社会人士帮助。不久前我与他通话,他感慨这些年义务研究人口问题,并无多少积蓄,女儿即将读大学,他还在为学费发愁。

 

 

现实虽然不尽理想,但易富贤相信,这项基本国策靠单纯的学术建议很难改变,独生子女政策也已经三十多年了,包括决策层在内的许多人的观念已经固化,只有掀起社会思潮,经过社会大讨论才能推动政策有效调整。

 

 

这样的反思在2000年以后逐渐成为互联网主流,许多非体制内学者们出于不同的初衷开始关注计划生育政策,或从经济维度、或从权利视角、或关心民族未来、或捍卫传统文化,他们开始以个人之力呐喊,并逐渐汇聚成合力,有计划地推动政策调整。

 

 



2010年前后,携程旅行网掌门人梁建章加入到了这场反思潮流中。以其明星企业家的身份,梁建章影响了更多经济学人士人口观念的转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说,他也曾受困于人多是经济发展包袱的观念,但近些年与梁建 章的讨论,让他最终明白了中国人口形势的严峻和放开二孩的必要。

 

 

2007年梁建章在斯坦福大学读博士时研究创业问题,他发现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老化,创业和创新都会受到波及。做博士论文时,他专门去日本调研,注意到人口与创业存在强相关性。

 

 

后来他得到一些数据发现,经济学界并不知道中国的人口数据如此糟糕,而人口学界只知道人口数字,并不知道人口下降对经济的巨大伤害。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也有资源更深一步去研究。

 

 

2010年,他投资拍摄了一部全方位介绍人口形势的纪录片,并亲自撰写纪录片脚本,提出中国人可以多生。这部纪录片被放到新浪、土豆等视频网站,点击率很快飙升到几十万,但没过几天就被撤下。

 

 

梁建章也逐渐意识到,公众未必能看 懂这部纪录片,而且人口问题不能公开讨论是件很危险的事,他酝酿要写一本书。

 

 

2012年梁建章回国任职北京大学光华 管理学院,当时新浪微博正火热,梁建章联系了陈志武、许小年、任志强、潘石屹、薛蛮子等传播自己的观点。他甚至将自己的微博名改为“梁建章—关注人口问题”,以醒目的标签提醒人口问题的重要性。如今,这个微博拥有64万粉丝。所发言论极少涉及公司,多是与人口问题相关的内容。

 

 

梁建章在人口问题上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当许多人提到人口问题时,往往聚焦人口结构,这表现在性别比及青年占比失调等问题上,进而认为处理好结构的均衡,人口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但梁建章提醒,不要忘记了人口规模的“集中效应”——某些新的需求、新的创新总是出现在人口规模超过10亿的国家,因此国家经济的发展应该有与之匹配的人口规模。2012年4月,梁建章与李建新合著《中国人太多了吗?》。这本“大陆第一本正面批评计划生育政策的书”(梁建章语)标志着,对人口政策的讨论不再是一个禁区。2014年7月,此书又联合黄文政再版,书名改回更为直接的《中国人可以多生》。

 

 

禁区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被突破。2013年2月,易富贤的《大国空巢》出版,4月,何亚福的《人口危局》出版。这些书籍的言论尺度更大,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批评更为激烈。

 

 

2012年,易富贤回国,第一次见到黄文政、李建新、梁建章和“和平英语”创始人洪秀平等人。虽然他们各自推动人口政 策调整的初衷不同,但目标一致,于是商议形成更大合力,进一步推动政策调整。

 

 



这个集合了体制内和体制外、包含了人口、经济和法学界的松散团队,做出的一个成果是,于2012年7月在北京召开研 讨会,并起草了一份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呼吁修改计划生育法。

 

 

这封公开信由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和李建新牵头。湛中乐是李建新多年的朋友,曾参与200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起草工作,随着人口形势的变化,湛中乐对待生育问题的态度也在发生转变。

 

 

不久,洪秀平又说服了远在湛江的何亚福加入其中。何亚福在2004年前后就活跃于网络,他擅于用形象的事例和浅显易懂的语言,带人们走出对人口问题的认识误区,在网上拥有大量拥趸。

 

 

何亚福很早就意识到,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国家政策决策制定上具有更大话语权,从2006年开始,他着手搜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系方式。每年两会前,何亚福给他们发去邮件,希望他们能提放开二胎的建议,并为他们提供必要协助。2012年以后,这项工作得以固定下来。

 

 

包括全国政协委员李崴、王名、祝连庆,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江源波等,都在“两会”上提出调整人口政策、修改计划生育法的建议。

 

 

2013年5月,洪秀平筹备了上海人口研讨会,不久后他与黄文政、梁建章等联合创办了人口与未来网,何亚福负责网站的日常维护。这群独立学者终于有了一个固定的发声平台。他们随后还创建了人口与未来微信群,将所有关心和热心人口问题的人士汇聚到一起。人口与未来微信群现有两百三十多人,讨论氛围热烈,其中有包括许多政策的受害者和志愿者。他们义务为媒体提供各种线索,为学者们搜集整理资料。

 

 

不仅如此,梁建章还在财新网开设了专栏,与黄文政合作撰写文章,传播人口常识,解读热点人口问题。去年“两会”期间黄文政最忙,他经常写到凌晨四五点。

 

 

最近几年,特别是两会期间,黄文政、何亚福等人联系了更多社会知名人士。莫言以《娃》等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们曾邮件寄去人口学文章和长信,莫言的女儿回复收到,称会转给父亲。黄文政还以同样的方式联系过某位演艺界明星,对方回电向他表示感谢和敬意。

 

 

这样的努力越来越密集。2013年3月,李建新又召集不同领域学者为生育政策调整凝聚共识。与会者不仅有梁中堂、顾宝昌、王丰、湛中乐、梁建章、黄文政等体制内和体制外学者,还有人大代表王名、叶廷芳等。

 

 

2015年3月22日,湛中乐和李建新再次发起签名致信全国人大,呼吁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全面修改,废除生育审批,取消社会抚养费,还权与民。这次公开信得到了全国50位法学教授的支持,包括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在内、原《中国法学》总编郭道晖和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教授李步云等。

 

 

2015年10月29日,在数十年翘首以盼的等待和煎熬中,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中国将全面启动允许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李建新说,那是一个不眠之夜,即使不能说举国欢腾,但说举国刷屏大抵是合适的。从此,“儿女双全”的观念不至于违法,孩子们也终于可拥有一个兄弟或姐妹。

 

 

但与民间反响不同,学界对此却反响冷淡是共识。当晚顾宝昌正在浙江调研,他也没有对新政策流露太多喜悦。他说,当前人口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扭转人们对人口形势和工作方向的认识依旧任重道远,“全面两孩”并非政策调整的终点。

 

 

南京大学社会学人口学系教授陈友华认为,中国人口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人口政策必然经历独生子、“单独两孩”、“全面两孩”、自主生育再到鼓励生育五个步骤。

 

 

原国家计生委新闻处处长陈剑则预言,最迟不超过2020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将彻底取消。

 

撰文:赵孟

编辑:韦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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