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被侵犯的阴影,需要几辈子才能抚平?
2018-07-03
TAG: 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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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年纪增长、事过境迁并没有让他们走出童年遭受性侵的阴影。

在玛丽还是个 10 岁小女孩的时候,她开始遭受到性侵犯,对象正是她的亲哥哥。这位英国女孩的哥哥声称:“这是兄长应该做的,教导你什么叫作性。”他频繁地强暴玛丽,直到后者在青少年时期逃离家庭,她已经怀有身孕。

 

离家后,玛丽搬去了另一座城市。她曾报过警,但哥哥并没有得到指控,理由是缺乏证据。当她知道童年的恶魔也将搬到她所在的城市时,她崩溃了。“我不要他靠近我和我的孩子。”她情绪混乱,脑海被始终未愈的创伤占据。尽管立即接受心理治疗,但她还是持续被噩梦困扰——此时离她摆脱性侵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这段透着无助的自述,来自英国政府从 2015 年起开展的儿童性侵调查。截止今年 4 月,调查小组在名为“真相计划”(The Truth Project)的项目中,收集到 1040 起童年性侵案例。讲述人均已经成年——最小的 21 岁,最年长的 95 岁。和他们相对理性的叙述逻辑形成对比的是,年纪增长、事过境迁并没有让他们走出童年遭受性侵的阴影。

 

相反,童年遭遇引发的生理、心理、人际交往、教育和事业层面的影响,随着受害者长大、工作、成家,才更引发出连锁反应。一次处置不及时、引导错位的性侵案件,对当事儿童的一生都是灾难。

 

图像 2018-7-3,下午5.30

 

 2012 年,轰动全英的“萨维尔丑闻”,主角是 BBC 非常受欢迎的主持人吉米·萨维尔,他一夜之间成为了人尽皆知的恋童癖,最终调查显示有 450 人(80% 是儿童和青少年,最小的 5 岁)被他有计划地实施性侵

 

遭受性侵 10 年、20 年后,

儿童会成长为怎样的人?

 

凯蒂从小在看护机构和集体宿舍间辗转长大。在其中一间集体宿舍,她被男看护强暴了。她立刻反抗,却直接被送上少年法庭。“法官说我是个暴力儿童,说就是因为这个我父母才不要我。”她说道,“这根本不是真的……我只是努力保护自己…...”

 

在凯蒂的描述下,集体宿舍“几乎是一所妓院。”也是在那里,年幼的凯蒂就被强制服用避孕药。她不断地逃跑,却一次又一次被抓回。“他们让我住单间,晚上值班的人会进来……我只能大声嘶吼、尖叫。”然而没有人帮她,有一次她逃跑被抓,甚至直接被警察扔进了狗笼。凯蒂感到她从不曾有能力对抗自己的遭遇,她直到现在都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对外隔绝的世界,“我一直工作,不给自己时间思考……我不觉得我算是活着。”


这样的心态,在受过性侵的儿童成年后并不少见,儿时的一次受害经历,心理影响可以持续数十年,直至伴随整个人生。具体表现有极低的自尊心和其他精神问题,包括最多发的抑郁症(33%)、对权威的不信任(32%)、自杀倾向(28%)、焦虑症(28%)、自残(22%)以及自杀行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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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邮报》2016 年报道,22 岁的英国诺丁汉大学学生在家上吊自杀,原因是无法忍受连续 7 年强奸自己的继父被无罪释放

 

调查人员发现,许多当事人会表达出对自己“恢复正常生活”的极度自豪。确实,一些人最终生活得相当富足——然而他们真的走出来了吗?答案可能是遗憾的。性侵过程中遭受的情绪——害怕、悲伤、气愤、自责和迷茫——都很容易被某个日期、地点,甚至随机事件触发。“你可能身处一个开心的场合,突然闻到什么味道,有人说了什么话,立刻能把你拉回被性侵的那一天。”调查还发现,受害者自己的孩子出生,是大部分人逃不掉的回忆高峰。

 

心理创伤还影响了受害者成年后的人际交往。三分之一(28%)的受害者承认,自己很难相信亲密的伴侣,很难开展亲密关系。一位年过七旬的男性受访者坦诚道,“我一辈子都没把这件事告诉过家里人,直到去年,我才跟妻子说了,此时事情已经过去 70 年了。刚结婚的前两年,我不愿意跟妻子进行性生活,我总是大醉一场,回家倒头就睡。性生活总会让我想起那个性侵我的女人,我一辈子的噩梦。”

 

更遗憾的是,本应提供支持的父母、兄弟姐妹,常常反而是最先产生隔阂的。一个原因是,加害者常常是家庭成员,或与家庭关系亲密的朋友。“从那时开始,这件事被刻意回避了。直到今天我哥还说,‘我们不会讨论你的病’。”这位受害者从潜意识里认为,是自己破坏了家庭合睦。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朋友圈子里,她常遭到同龄人的隔离或霸凌。

 

跟踪调查还显示,童年遭受过性侵的受害者,比其他人多了 2-4 倍的概率再次成为性、身体或精神虐待的受害者。

 

熟人下手、缜密计划、线上性侵…...

危险有多无处不在?

 

根据 2015-16 年度《英格兰与威尔士犯罪调查》,16 至 59 岁公民中,有 7% 曾在童年遭受过性侵或性骚扰。即便这一数据没有囊括如今 16 岁以下的当事人,但已经约等于 2 百万名受害者,占英国总人口比例之高,令人难以置信。

 

究竟是谁在向儿童伸出魔爪?看了性侵发生地点的统计数据,答案就呼之欲出了。排名前两位的高发地是学校(包括私立和公立、全日制和寄宿制)以及儿童家里——加害者是谁显而易见。超过五分之一(22%)的受害者曾被老师或教育机构人员性侵,其次是家庭成员(21%)——这些儿童最亲近的人,也是最容易将邪念付诸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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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侵发生地点的统计结果

 

然而,这些嫌烦中真正得到定罪的,只有极小一部分。截至 2018 年 3 月,78% 受访者经历的案件都处于“无进一步行动”(no further action)状态,原因包括:缺乏证据、无法追踪到嫌犯、嫌犯已故,或者当事人失去了继续追踪的意愿。

 

为了创造性侵机会,施害者计划之缜密,有时超乎普通人的想象。他们会挑选心态较脆弱的儿童,例如正在经历失去双亲或家暴痛苦的,或是瞄准身处复杂环境(如看护机构)的孩子。一旦锁定,加害人会通过送礼物、提供酒精和毒品,或纯粹赞美儿童来获得信任,让儿童感到自己是独特的、被认可和需要的。

 

蒂娜告诉调查人员,她曾被已婚男老师罗伊所骗。在对方唆使下,她感到自己爱上了老师。不久后罗伊就开始带蒂娜开车出去(对她父母谎称是辅导功课),最终在一次返程中,罗伊停下车,开始摸她,并要求她也摸自己——最终变成了强奸。“我以为我是独特的,直到后来我发现了一本笔记本,上面记满了他和其他女学生干的事。”

 

通过给予儿童物质和他们缺乏的关注,加害人反而会让儿童产生自己“亏欠”对方的病态心理。像蒂娜这样把图谋不轨误人为爱的孩子不在少数,原因正是他们缺乏被爱的经验。悲剧的是,一些受害者至今仍认为遭到性侵是自己的错。

 

性侵者还会骗取孩子身边人和家庭成员的信任,只为持续创造接近的机会。在这过程中,性侵者的体面职业和较高地位常常帮助他们掩盖自己,例如前面提到的教师,以及医护人员、社工、警察。一位当事人回忆了被男护士性侵的经历,“我只知道自己被注射了什么东西,然后清晰的记忆就是从在他床上醒来开始的,他正压在我的身上强暴我。”跟她一样被医护人员、社工或警察性侵的儿童占调查对象的 12%,教师则高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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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曾在 80 年代遭受性虐待的史蒂夫·梅思安发声指认了一整个高层圈子,一年后 84 人被指控,其中包括前警察局长戈登(上图),他因性虐待多名男童而被判处 12 年有期徒刑 

 

即便能够远离这些人群(这并不现实),危险依然无处不在,原因是网络使用的低龄化。2014 年 2 月,14 岁的布雷克·贝德纳遭到谋杀,凶手是一位在网上“勾搭上”他的男子戴恩斯,也只有 18 岁。两人在同一个游戏社区认识,最终在一次瞒住父母的夜宿中,布雷克被杀害了。法庭判决显示,谋杀前被害者经历了性侵与虐待。

 

由线上引发的儿童性侵数量正在疯狂增长。与英国国家犯罪调查局在 2012-13 年度收到的案件数量(平均每月 3500 件)相比,截至 2016 年 4 月,同类案件增长了惊人的 700%。而那些本就承受家庭矛盾或虐待的孩子,就更在网上表现得脆弱易侵犯。

 

那么,到底问题出在哪?

 

“社会直至今日依然在抵触对儿童性侵的讨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调查负责人亚历克西斯教授表示,“如果我们想更好地保护儿童,就不能遮遮掩掩。”

 

社会有多不愿讨论儿童性侵?在一次面向 2040 位英国成年人的问卷中,结果显示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感到“讨论儿童性侵使自己不适”——即便交谈对象是亲近、信任的人也一样。与之对比的是,大部分人表示自己更愿意讨论不治之症、药物滥用和亲人去世。

 

不止个人抗拒讨论,义工进行科普工作时常被机构领导人要求“这页 ppt 能去掉吗?对我们的员工讲这个不会太沉重了吗?”The Truth Project 的电台广告也屡遭挫折,原因是电台管理者担心被孩子听到。在接到一次投诉后,广告很快被撤下。

 

图像 2018-7-3,下午5.40

 

■ 香港电影《雏妓》

 

而现在已有的社会讨论,又存在什么问题?一个最普遍的问题就是,人们对儿童性侵事件的关注,常常偏离了最应承担责任的当事人和事发机构——尤其是后者。

 

无论在哪个国家,得到曝光的儿童性侵案,受关注程度都是相当高的,然而由于受害者的心智成熟程度,甚少能自己站出来表达。与嫌犯有牵连的事发机构,总是占据话语主导,也在媒体报道中首先出声。因此,当你能听到来自当事人周边、媒体、法律机构和政府针对一件儿童性侵案的不同说法,那些基本没有发声能力的受害者,总是时不时会被贴上“儿童卖淫”、“危险性行为”、“乱交”等标签,从而使得受害儿童极易被自责的情感所占据。这显然只会进一步撕裂受害者已经十分严重的心理创伤。

 

如上面的数据所示,学校、医院、看护中心等都是儿童性侵最高发的机构。为儿童在正确的时间提供正确的帮助,才是机构最应该做的。

 

然而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学校等机构的权威人士(21%)是仅次于父母(26%)的儿童求助对象,但仅在 14% 的案例中,儿童所描述的经历才被相信,采取相应行动的就更是少之又少。

 

图像 2018-7-3,下午5.41

 

■ 事发机构对受害者的处理

 

“他们说我在梦游,说我自己打了自己,说我尿了床......总之告诉我一切都没发生......”这样的处置在事发机构中并不鲜见。“学校说我是个聪明的孩子,但‘好吧,她有行为问题’。可那明明是因为那件事啊......到 10 岁的时候我变得非常叛逆,他们就直接把我送去了问题少女待的学校。”

 

在 3 成的儿童性侵案例中,受害人所在机构中有人员知晓性侵,却未发一声。36% 的案例中,儿童表示知道其他受害人的存在,也知道他们并未被合理对待。

 

“最可怕的是,当时除了我之外,已经有另两个女孩指控他性侵,结果......她们俩都被带走了。几天后她们回到家,我们其他人只被告知‘这件事结束了’。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到的只是两个无助的女孩被带走,谁也不知道去了哪......”案发机构对性侵事实的掩盖,几乎已经成为普遍对策。

 

正因为机构的职责缺失,受害者只好自行寻求治疗,但从调查小组接触的当事人来看,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一位受害者这样描述自己与心理医生的接触:“你知道,这种事要我主动说的话其实......当时医生问我‘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我说,‘啊?你要我说什么?’......我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该说什么。就这样,我的心理治疗结束了。”

 

其他案例还显示,警方等环节常常因为缺乏与儿童沟通的经验,容易触及受害者的敏感雷区。“警察告诉我,我不应该申请补助。”另一位受害者回忆道,“因为会被怀疑......被怀疑我是为了赚钱才来报案的......他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太侮辱人了!”缺少儿童所在机构的第一手调查和对儿童的引导,“正确时间提供正确帮助”几乎是不可能的。

 

参考资料:

[1] Interim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Inquiry in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8).

[2] The impacts of child sexual abuse: a rapid evidence assessment. Independent Inquiry in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3] Crime survey for England and Wales.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2016).

[4] Truth Project - Experiences shared: victims and survivors speak out (2016).

[5] Victim and survivor voices from The Truth Project (2017).

[6] Leeners B, Gorres G, Block E, et al. (2016) Birth experiences in adult women with a history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7] Deflection, denial and disbelief: social and political discourses about child sexual abuse and their influence on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Independent Inquiry in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8).

 

编辑 Da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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