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库斯图里卡
作者: AG
编辑: 韩见
2018-03-20
TAG: 库斯图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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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斯图里卡回忆录《我身在历史何处》


巴尔干朋克,狄奥尼索斯之子

以及在戛纳沙滩上参与群殴的金棕榈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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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法国电视一台,新闻开头女主播字正腔圆地播报出这样一句话:“南斯拉夫已不复存在了。”同一年,库斯图里卡的父亲穆拉 · 库斯图里卡去世,第二天,他取消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课程,公告栏上写着:No class today, Emir’s father passed away.”他回到萨拉热窝诺尔维斯卡大街8号,他知道,从今就只有他母亲一个人住在那儿了。1994年,费里尼离世,另一个“父亲”,他说:“虽然推倒柏林墙对西方文明意义非凡——虽然德国统一意味着南斯拉夫的毁灭,可这如何能与费里尼的去世对我的影响相比呢?”1995年,《地下》摘得金棕榈奖,在戛纳影节宫里,安哲罗普洛斯,被库斯图里卡称为“一株自恋的水仙”,眼中充满了不屑与恨意,接着是另一场你争我夺大打出手的沙滩群殴丑剧晚会,贾木许看呆了,他想不通,人类还能以这种方式庆祝金棕榈奖。但一切就这样过去了,以战火开始,以战火结束。

 

在一篇字数限定在两三千字的图书荐文中,我得在身体里装多少个压力锅才能 喷压出这样一杯浓缩咖啡炸弹,以此掀起一层皮毛,为读者预先窥见这本厚厚四百页传记里流过的眼泪、喝空的酒瓶和死而复生不断轮回的土地?根本没有可能。


全书以一种看似线性的方式从库斯图里卡的儿时开始记述:“1961年,尤里·加加林飞上了太空,而我踏上了去学校的路”......一直写到他如何第一次不真实地遇见铁托、如何陷入恋爱、如何考上布拉格电影学院、如何三次着魔般在《阿玛柯德》的放映上睡过去、如何一步步拍摄了那些我们不会忘记的电影、如何离开家乡去到纽约、如何回归欧洲住到法国、又如何一次一次回到故土。一直写到了上世纪90年代,那时,世界时局已天翻地覆,在我们已经失去布努埃尔或费里尼太久之后,他的出现燃起了评审团的全新希望,他已然化身为当今世界电影界的狄奥尼索斯再世。但在书的最后,借用母亲桑卡的一句“你属于谁,我的孩子”,库斯图里卡一把捏碎了这如梦般能轻而易举被遗忘的历史,在自己的手心,一切回到了父亲在他少年时迸出的那句话,也是本书的原书名——死亡是未经证实的谣言。他还曾说:“铁托的故事应该到此为止,我们该开始讲我们自己的故事。重要的不再是知道铁托是谁或者他来自哪里,而是我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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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出差时》电影在戛纳获奖时,库斯图里卡没有出席颁奖仪式,他随便找了个理由是“去帮他的朋友姆拉登·马特里奇装木地板了”。当时,电影拍摄中断,是拉德米诺·约瓦诺维奇,库斯图里卡的老乡,一名精神科医生,把他从抑郁中拯救出来的。当库斯图里卡去找他,并说是因为这部电影时,精神科医生失常地呜呜哭起来,库斯图里卡甚至怀疑过这是不是一种全新的治疗方法, 但他忽然意识到焦虑的情绪竟然消失了,他走过去安慰老乡,得知这位医生曾经被流放到格利奥托克岛上。“他们打断了我们的脊椎骨,在那儿,在格利奥托克岛”,他边擦眼泪边继续对库斯图里卡说道,“你知道人类经历了几百万年才能直立行走啊。可在那儿,一个人能将自己兄弟的脊柱折成两截。 我们只能爬着走,就像达尔马提亚蜥蜴一 样。”格利奥托克岛曾是前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它的名字意为不毛之岛。1949年,在铁托与前苏联分道扬镳之后,国家对斯大林追随者进行了一次猝不及防的全新迫害,这座无人岛被改造成一所秘密监狱,主要关押政治犯。在那里,共有大约四千名囚犯死于其他囚犯或者警卫之手,又或者被处以死刑。库斯图里卡拍完《爸爸出差时》之后写道:“约瓦诺维奇他用自己的眼泪治好了我的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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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斯图里卡导演的部分作品:《地下》、《爸爸出差时》、《生命是个奇迹 》 、《亚利桑那之梦》。


      在美国拍摄《亚利桑那之梦》时,拍摄又频繁中断,这一次,库斯图里卡干脆逃跑了。为了逮到他,整个好莱坞出动了保险公司、制片人,还有精神病专家。幸好在这期间,强尼·德普毫不动摇地放弃几百万美元的片酬说一心等他回来,为了帮助库斯图里卡,德普甚至还谎称自己得了急性肠胃炎。后来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库斯图里卡带德普回到萨拉热窝,带他去了塞塔利斯特咖啡馆,他亲眼见到为了保卫自己的咖啡馆而引来萨拉热窝电视台的那些人,库斯图里卡的这些朋友们,塞塔利斯特咖啡馆的老巴尔干客人,试图阻止当过警察 的蔬菜批发商买下这间曾经“属于”他们的破产咖啡馆。“多骄傲的人啊!”德普感叹道,“他们为自己的酒吧而战,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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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斯图里卡和德普

 

      这些糗事之后,拍摄电影对于库斯图里卡来说变得非常艰难,各大制片和金融公司都像躲鬼一样躲他。但世界上居然还有一位名叫弗朗西斯 · 布伊格的法国亿万富翁,令《地下》绝地逢生。影史上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将一只脚在柏油路一只脚在泥沼里的巴尔干人和复杂的共产主义人性表现得如此深刻、残酷又美丽。这部电影甚至挑战了整个西方曾经为他划分的政治动物立场。看看导演本人对《地下》的一段解读:“在电影《地下》中,一小群被关在地窖里的人受尽命运的嘲弄。为了剥削他们,外面的人没有告诉他们二战已经结束了。甚至还创造出一种宣传机制,让这个密闭的空间完美地运作着。被蒙骗的人们深信外面还是战火不断,但终有一天自由会到来。只要思考一下某些既得利益者惯常的手段,你就能明白电影中的情形其实并未脱离现实。唯一的差别就是,在现实中,人们活动范围的边界会更模糊一些。战火重新出现在哪里了呢?是在生活着一群深信战争仍在继续的人的地下,还是在地上?如果谎言还未像抗体一样在体内循环,那么这种谎言人类是绝不会接受的。自从有了真话,人们就开始撒谎。要是不说谎话,他们可能很难知道什么才是真相......如果我真的想摇晃我肩上的脑袋,清空里面所有的记忆,就像农民在酿李子酒之前用长竿把李子树上所有的果实都打落下来,就算将我的全部记忆都拿去煮酒,恐怕最后也难以将关于道德的经验教训端上来,正是因为这样才会有《地下》这部电影,而这也回答了 ‘究竟是什么促使人类活在谎言之中’ 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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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当晓得库斯图里卡要走上电影求学之路时,那个遗传基因强大的、洞察力惊人的父亲穆拉 · 库斯图里卡曾对他说过这样严肃的玩笑话:“如果你成不了费里尼,至少也要成为德 · 西卡。”这在现在看来,似乎已经成了不争的现实,然而对于库斯图里卡本人而言,真正的目标很简单。他从历史的深处爬了出来,他随时回望深渊,从巴尔干开裂的土地、泪水、欢笑、父亲、母亲、铁托、美国、死亡、戛纳、费里尼、伊安·安德里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扭作一团的灰烬中不断复生而出,他真正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进入一种抵抗所有虚伪的更高政治——“不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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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斯图里卡回忆我身在处》,浦睿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11月出版


 

 

撰文 AG

编辑 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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