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会喜欢Wolfgang Tillmans?
2018-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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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总是在镜头前面说谎,但镜头后面的却从来不说谎 。”


无论是面对战争时,他说,“推动我们走向战争的,是我们对证据的刻意无知。”还是他在一幅照片前,指着它断言,“这就是生活的事实。”作为欧洲最炙手可热的艺术新锐,Wolfgang以其激进而又感性的自我风格正在革除当代艺术的诸多装神弄鬼,他的目的是将盐溶于水。某种程度上,他已开始着手修正当代艺术的某些内涵。日前,他的展览正在香港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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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gang Tillmans portrait by Kuohao Chung

 

我会说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艺术家Wolfgang Tillmans在回顾过去一年半以来的艺术项目时说道。“我确实会有一种‘就是这样了’的感觉。但并不是‘就这样结束了’的意思,而是很棒很满足了。”

 

Tillmans留着利落的平头,板着脸,穿着醒目的红黑卫衣,他在人群里明显比平常人高出一颗头。访谈开始的几个小时前,我们在香港的一条熙熙攘攘的街道上与他擦身而过,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之后远离了楼下吵杂的人群,我们再次在这栋以展示世界各地,炙手可热的艺术家所新盖的艺廊大厦的六楼相见,这里也是DavidZwirner最新的第四间画廊所在地。我们在门口简单地寒暄了几句,并挤到了狭长的阳台上,看着夕阳慢慢坠入天际线。

 

Tillmans有绝对足够的理由雀跃。从今年位于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大受好评的个展,瑞士巴塞尔的贝耶勒基金会美术馆(Fondation Beyeler)长达五个月的大型展览,以及他的原创EP收录在年度热门专辑FrankOcean的Endless里。过去的18个月,Tillmans终于打进主流市场。他现在所面对的是,下 一步该怎么走?

 

“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很难承认你已经到顶端了,”他坦诚道,“因为你总是希望自己可以持续地达成某个目标或是探索新事物,而站在顶端继续发展则是......” 他停顿了一下,思考该用什么 词比较合适,然后笑道 ,“ 很有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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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hands in hair),1989


按他自己的说法,他一路走向成功的道路并不轻松。1968年,Tillmans生于德 国小镇雷姆沙依徳( Remscheid ),直到1987年搬到汉堡之后他才开始拿起相机。作为 ( 出于人道或宗教原因 ) 拒服兵役者,19岁的他拒绝加入军队,选择了20个月的社区服务。在他当接线员的时候,他想尽一切办法筹备了他的首次展览——展出他一系列在当地打印店粗糙打印的照片。之后几年,他搬去了英国,念了艺术学院,最终停留在伦敦。

 

“我觉得我注视的东西大多数不体现在摄影中,”Tillmans回忆道。“年轻人的照片通常是广角镜头下的,那是些奇怪的效果,又或者是他们在镜头前搞怪和疯狂。所体现的更多是不确定性的 、放肆的他们,而不是平静的他们 。”这些照片展现的是真实的人们,他们真实的生活,凭 此Tillmans逐渐得到认可,也被英国青年杂志i-D相中。

 

那是Acid house的年代。伦敦夜店充满着摇头丸所带来的享乐主义,在135bpm节奏 ( house音乐风格 ) 的助燃下呈现出教堂般的安详。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黑暗躁动的夜店里,Tillmans捕捉到了他最著名的照片 。身体交融,甩动四肢,这正是那时年轻人所共同经历的。

 

Tillmans 从一开始的野心就是他的作品能在i-D上刊登,并且能够在画廊里展出。他解释 道,这个目标是向层次价值挑战的渴望。他挑战观看者对于事物价值的判断。直至现在,在他的展览中他也不懈地呈现这种对比,把杂志及报纸页面和昂贵的印刷品摆放在 一 起,并把 精 美 的 印 刷 品用胶带粗暴地贴在画廊墙上 。早期,有些人对这样的作品处理感到很不解。 有些人则因为Tillmans照片中的直率而受到冒犯。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 时尚”摄影师的作品不应该被挂在享有盛名的艺术画廊墙上。 但这些同时也是让作品出彩的特质 。他跟我说道,第一眼看到他的作品也许会觉得“缺乏艺术性、不够艺术”,但他致力于追求一种单一和纯粹。 在艺术史中,这向来是最难把握的。

 

我好奇他现在如何看待一些评论家认为他的作品不该 和“真正的”、“严肃的”艺术家的作品出现在同一间画廊里。

 

“人们总是很难改变固有观念。 一旦他们认定一种看法,他们就不会改变。因为对他们来说改变想法是一种对自我的威胁,简直就像切腹自杀一样。我也知道这是大脑的心理本能,我并不会因为这样与他们作对。”

 

我跟Tillmans说,他的心胸真的是非常宽大,特别是面对批评,2000年他获得特纳奖(Turner Prize) 时,主持人兼艺术评论家Matthew Collings在电视直播时说道,“我不明白为什么连Tillmans都可以称作是艺术家。 ”Tillmans笑了一下,抽出一根烟,“ 这个嘛,我发现去年他给我在泰特艺术馆的展览打了五星好评,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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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orde L433-11,1997

 

作为深入政治议题的艺术家(他是严肃的激进分子,鲜明的亲欧派,常常公开发表反对特朗普及其政府的言论 ),他认为这类的实用主义议论是前所未有的,也是需要被挑战的。“我认为是时候停止继续听特朗普那些无止尽的冷嘲热讽了”,Tillmans说道。忽略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能够纵容特朗普实现他的计划吗?

 

“现在更像是在保存我们的能量,”他说:“我们就像是大灯前的兔子,被他所做的疯狂事情弄得头晕目眩。我认为我们该好好反省,思考该如何保持团结,而不是一个个零散的只关注让自己看起来更好更有思想的个体。我认为这才是真正困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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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y jeans over stair post,1991

 

我向Tillmans指出,最近几个月来,我们看到创意产业也开始团结起来捍卫、保护自己,# MeToo 活动似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推动力。Tillmans是其中为数不多参与脱欧发声的艺术家,也是极少数对美国政客进行抨击的创意产业人士之一。那么其他的艺术家是否应该采取更多行动呢?

 

“ 一方面,我认为就艺术家的本质来说,也许并不一定要参与政治。因为我觉得艺术最重要且独特的就是浑然天成的,而不是赋予它目的才存在的。但是,我确实感到很多艺术家不使用他们手中所握有的影响力,可能是 过于自命清高或者保守了吧。艺术可以是很强大的,而近年来的艺术家们则有点太安于现状了。”

 

香港很温暖,就算是1月份也是穿T恤的季节。我们聊天的小阳台整个下午都沐浴在夕阳中,而现在则转阴。我们被小小地打断了一下,因为是画廊的开幕展艺术家,比利时的Michaël Borremans想要拍几张照片。

 

“拍吧,没事儿。完全没问题。”Tillmans说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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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verge ofvisibility,1997

 

他抓住机会穿上醒目的KTZ卫衣,喝了口气泡水,又点上了一支烟。

 

阳台是一个绝佳的俯瞰这座城市的地点。红色的计程车在街上等着载客,霓虹招牌在小巷里闪烁,摩天大楼的阴影若影若现。这 会是一个非常适合发instagram的场景,是你在划过屏幕时会点赞一百次的那种照片。这是为 社交网站准备好的场景,可我猜Tillmans,世界知名、屡屡获奖的摄影师,并不会这么想 。

 

“19世纪时流行的水彩并不会让达芬奇的版画失去价值。世界上有无穷无尽的音乐、单词和文字。没有人会告诉你因为世界上已经有这么多文字了,你就不能再写新的诗了。”

 

这可不像是大家所期待的会从世界知名摄影师嘴里说出来的对大众媒体的抨击。

 

他解释道,现在人们很容易被自拍和“ 美食控 ”轰炸,我们面对的真正挑战是找到传播和选择的新方式。现在的现象是大众媒体让艺术减分了,不过他相信人类的思维会进步:“ 如果你对人类进化发展不抱期待了,那么这将会是世界末日的开始。”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我的意思是,拍摄你的早餐盘当然不能算是摄影,至少也得有个人在旁边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内涵。”


“我们不是无能为力的。如果十个人凑在一起,说我们坚信我们所认为的,那些我们认为是对的。那么对这十个人来说,这就是他们坚信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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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chen taking a bath,1997

 

“我上一次来香港的时候,拍了一些照片。它们收录在那本书里。”Tillmans指了指地上我的背包里放着的一本他的摄影集。

 

我把书拿给他,他翻了翻,找到了他所说的照片。其中一张题为澳门大桥(Macau Bridge),照片里是尚在建设中的澳门大桥,敦实的水泥柱矗立在铁青色的大海里。二十五年后,1993年Tillmans照片里的大桥如今已被一万两千米的崭新大桥取代,连接香港 、澳门和中国大陆。Tillmans与Jochen Klein相识也差不多二十五年 了。1994年 Tillmans离开伦敦,搬去纽约之后,他们坠入爱河。在一起三年之后,Klein身受艾滋病的折磨,悲剧性地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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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u Bridge,1993

 

“ 你懂吗,我们发现他被感染离他去世有一 个月的时间 ”,Tillmans回忆道。尽管过去了这么多年,这令人心碎的突然离去依然太过沉重 。Tillmans流畅的语句中现在则夹杂了许多的沉默。他天生的口才在此刻也离他而去。

 

Tillmans的青春期刚好赶上了艾滋病大爆发。对一个年轻的同性恋者来说,每一次的性都背负着致命感染的风险。伴随青少年时期的是“ 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死亡就在你身边盘旋。

 

尽管在如此黑暗的环境下,Tillmans接下来几年的大部分作品中却总是保留着一丝希望。“我不希望一直有一个符号般的存在 (Klein的离去) 或者持续的沉重,因为生活总得继续,尽管在艰难的情况下,乐观总会在痛苦之上的。某种程度上,我尽量避免让这件事直接影响我的创作,因为这样悲剧就成功俘获了我。”

 

15岁的Tillmans曾幻想有另一个自己,那个自己是一位流行歌手,他把那位行为浮夸的自己取名叫Fragile,他觉得这个名字一直和自己有共鸣。“这种乐观主义或许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体会到生命是多么脆弱的结果。”他说道 。

 

近来,Tillmans从相机转向了录音室。作为他近来尝试音乐的一部分,Tillmans创作了一首歌,名为Naïve Me。在英国脱欧之后的几天他写下了这首歌,混杂了些许杂音和轻微的破碎的声音;带有修道士的抚慰宁静气质 。

 

“In disbelief I stand despaired. How did we get into thisshit?”(“我站在那,我不相信。我们怎么走到这种烂地步了?”)

 

Tillmans低沉的嗓音在歌曲过了的五分又五秒的时间后击碎了任何寻找内心平静的可能。“ 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在冷战结束之后也有过 一阵乐观主义,仿佛世界末日的景象已经结束了。一切都似乎通畅了,变得更好了,世界也有更多的公正了。而过去的两年,对所有乐观主义者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但我会提醒自己,过去也曾有过十分艰难的情况,可事实上也没有变得更加糟糕。许多人认为事情正在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但我们要相信人们有强大的自我防卫能力,不至于山穷水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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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kan,2010


Tillmans是亲身经历过个人悲剧的艺术家。显然他为他所认为错误的事物深深困扰,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希望。

 

“我们不是无能为力的。如果十个 人凑在一起,说我们坚信我们所认为的,那些我们认为是对的。那么对这十个人来说,这就是他们坚信的真理,即使他们没有收到10,000个点赞或者粉丝的追随或者朋友围绕。这也是五十年前的生活方式。如果这十个人只拥有彼此,那么他们永远也不会因为没有10,000个朋友而烦恼。这就是乐观主义。”

 

在我们谈话的开始前,Tillmans告诉我他年轻时明白的一个道理。“摄影总是在镜头前面说谎,但镜头后面的却从来不说谎 。”在与艺术家交谈一小时之后,我开始认同他的理论。他的作品中确实有些阴郁的部分。但当你欣赏他的作品时,就像与他 本人交谈时感受到的一样,更引人注目的是其极具感染力的温暖和乐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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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杨羽裳

采访、编辑:Kuohao Chung

采访、撰文:Cameron Atk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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